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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南京立法能否終結“事實孤兒”困局?
近日，一組河南“豬圈男孩”照片在網上瘋傳。照片中的男孩兒蓬頭垢面、衣著凌亂，和一只幼豬共處在一輛滿是污漬的泔水車里。正當人們唏噓不已時，江蘇南京又爆出“小兄妹被祖父鎖入狗籠”的新聞。
“與豬同住”“被關狗籠”的孩子并非孤兒，卻是監護人嚴重缺位的“事實孤兒”。他們的合法權益如何來保障?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公開征集意見，其中擬規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參與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曉霞表示，草案規定“將在民政部門下設置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監護權干預”條款 為何難落實
據媒體公開報道，“豬圈男孩”系河南濮陽清豐縣的劉洪波，其母患有精神障礙，對他常施以暴行。不論盛夏寒冬，7歲的洪波長年睡在自家院落里，至今不會與人交流。而江蘇小兄妹的父母屬未婚先育，母親于兩年前不辭而別，父親因外出打工將孩子交由祖父照看。祖父白天外出，無暇看管，只能將兄妹倆鎖入狗籠，以防其走失。
“看到小洪波時，我們真的很揪心：一個好好的孩子怎么成了這樣?”民間公益組織“濮陽愛心聯盟社”負責人宋亞萍說，洪波的母親精神失常，“或許她自己對于‘孩子’并沒有概念，也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對孩子造成了傷害，更談不上正常行使監護權。”
宋亞萍介紹，濮陽愛心聯盟社自2013年成立以來，接觸了不少像洪波一樣雖有父母卻不能被好好監護的孩子。“這些孩子大多數跟著爺爺奶奶等住，生活較為拮據，教育條件也落后于正常的同齡孩子。”
類似悲劇早已有之。2013年，因母親吸毒，南京江寧兩女童在家中被餓死;2014年，媒體報道稻城女童8年來生活在豬圈，身高只有78厘米，無法正常交流……
在相關報道中，一個數字頻頻被提及：“北京師范大學兒童福利中心課題組推算，截至2011年，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總數可能在57萬人左右。”但實際上，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那組數據指的是“孤兒”而非“事實孤兒”。“因為‘事實孤兒’難以界定，所以我們并沒有統計相關數據。”
對“不管孩子”的父母，我國《民法通則》與《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均有“撤銷監護權”的規定。但真正撤銷了父母監護權的案子，目前在國內并不多見。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歷年來全國受理的類似案件是“少之又少”。
“監護權干預”條款的落實，為何如此艱難?
王振耀表示，一方面，受“不打不成器”等社會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社會大眾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往往采取習以為常的態度，“一般認為管教孩子是家庭內部事務，外人不便干預，導致法律執行起來較為困難”。
另一方面，專家指出，像小玲一樣“住在指定村民家”畢竟不能成為監護“事實孤兒”的制度性舉措。在“監護權干預”之后，我國目前還缺乏接收“事實孤兒”的專職機構。
缺乏專職兒童保護機構是“癥結”
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父母被剝奪監護權了之后，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由其所屬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而在實際操作中，王振耀認為，我國相關的體系卻仍舊尚未健全。
“沒有現代發達的兒童管理行政體系，保護兒童權益便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似的口號。”王振耀認為，當下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在兒童管理方面的機構設置較為傳統，政府行政職能缺失，執行力也不夠強。
“婦女的權益受到了侵害，大家會想到找婦聯，而兒童權益受到家庭的侵害時，大家第一反應能是什么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皮藝軍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指出，中國社會對于兒童權益保護的介入狀態，仍是“缺位的”。
王振耀介紹，目前全國共有幾百家兒童福利院，“工作人員才1萬多人，很多中型城市甚至沒有”，“而一些相關的青少年權益保護社會組織也處于‘剛起步‘狀態，不能及時有效地為家庭監護權缺失問題提供幫助，政府也缺乏在相關組織資金和設施上的投入。”
佟麗華介紹，目前我國專門保護兒童的綜合機構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和地方各級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另一個則是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及其辦公室，但沒有國家級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
“一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的處理涉及公安、民政、衛生、教育、社區、婦聯等多個部門，屬于責任的交集范圍，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容易導致責任落不到實處、協調難度大、互相推卸責任等狀況的出現。”佟麗華說。
“事實孤兒”困局能否終結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集意見，擬規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行政機關、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監護人侵害的，有立即向公安機關或者綜合服務平臺“強制性報告”的義務。
參與這部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曉霞強調，在民政部門下設置了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這是草案的一大亮點，也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國家設有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宏觀的協調機構，而非實體機構，此次南京草案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相當于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有專人專職來做事，這在全國還屬首例。”
王振耀還建議，社會可以對家庭監護權問題進行公共討論，不是一味地批判和揭露，而是對解決方案和價值導向進行探討。“政府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配套機構，填補責任的空白區。加大相關設施的建設，在社區、城市、農村等建設兒童活動的場地，每個縣市至少設有一個兒童福利中心，承擔相關業務的指導。”
“當然，草案仍有待完善，如部門間的協調銜接、具體的保護措施等等尚未完全明確，而草案規定的救助范圍也僅限于困境兒童。”李曉霞說，“這是一條任重道遠的路，需要我們慢慢摸索。”
(據《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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