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何以為善？

　　浙江，在中國慈善事業的版圖與進程中總是耀眼奪目。

　　追溯歷史，浙商從“富家”步入“善家”的案例屢見不鮮。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曾撰文，“浙商企業家的先行探索精神與浙江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密切相關”，并引用十九世紀后期浙江著名實業家丁丙的案例。丁丙除了與哥哥丁申組織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搶救補抄外，還實際主持“杭州善舉聯合體”30余年，修橋鋪路、救難濟困。

　　“浙江的慈善家從古至今都是比較多的，文化積淀很深厚。”浙江工商大學英賢慈善學院教授楊方方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聚焦當下，據浙江省民政廳統計，截至2024年11月底，浙江累計登記認定慈善組織2265家，備案慈善信托715單，資金規模23.07億元。而在多年來記錄中國慈善的中國慈善榜上，浙江是個常出現的名字。僅第二十一屆(2024)中國慈善榜1370個上榜企業中，總部位于浙江的就有139個，占比超過一成。

　　浙江，行善如何?又何以為善?

　　環境：善行浙江

　　在華北電力大學世界一流大學教育基金中心主任楊維東看來，浙江慈善生態的活力源于經濟稟賦、組織創新與文化基因的多重加持，是各方面因素共振的結果。

　　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發布。

　　不久之后，《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簡稱《實施方案》)響應發布，并提出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鼓勵引導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向上向善、關愛社會，興辦社會公益實體，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次年，浙江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這一五年奮斗目標。

　　如今站在前述實施方案的收官之年，浙江行善如何?共同富裕行動又有哪些突破?

　　2025年1月發布的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圍繞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總結了多項進展：加快城鄉融合發展，深化新時代“千萬工程”，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和美鄉村覆蓋率達51.7%。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加快提升四大都市區和中心城市能級，支持縣域產業特色化發展;健全山區海島縣動態調整機制，優化山海協作結對機制，發揮省屬企業結對幫扶作用，山區海島縣經濟增速高于全省平均;穩步縮小收入差距，健全促進就業和技能創富機制，城鎮新增就業118.3萬人，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1.1%。

　　慈善事業發展方面，2024年9月，浙江省民政廳慈善工作處發布信息顯示：截至當年8月，全省登記認定的慈善組織數量、慈善信托累計備案單數、資金總規模均居全國第一。2022年以來，浙江慈善捐贈累計開票金額達到286.85億元。

　　浙江省民政廳黨組成員、副廳長佘新荷在同年12月刊發的《著力構建新型慈善體系 全面打造“善行浙江”》一文中進一步寫道，近年來，浙江積極培育慈善組織，2021年以來新增慈善組織1235家，增幅達120%;大力發展慈善信托，實現慈善信托全省覆蓋。同時，推廣志愿服務，鼓勵志愿服務活動，累計注冊志愿者人數達1964萬，約占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浙江，慈善空間、愛心企業、慈善組織都比較多。”楊方方關于浙江慈善氛圍的體感很明顯，她以浙江工商大學英賢慈善學院的實踐教學活動便利性為參考表示，“師生學習、調研、交流、研討的機會特別多。”

　　氛圍：藏于生活

　　對于這樣的成績，“構建新型慈善體系”的功勞不可小覷。

　　根據浙江省民政廳慈善工作處的梳理，這一體系的背后是體系健全、活力激發、共富聚焦等多措并舉帶來的體系成效。

　　體系健全方面，首先是在慈善法頒布施行后率先出臺省級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辦法》，先后印發《關于加快推進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關于發揮慈善作用推進共同富裕先行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其次是設立全國首個慈善領域的引導資金，浙江省級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支持縣(市、區)慈善事業發展。與此同時，浙江還注重慈善人才培養，依托浙江工商大學成立了全國首家培養本、碩、博公益慈善人才的慈善學院，構建“1+1+n”慈善人才培育鏈。

　　平臺建設方面，浙江省推動“浙里有善”與“浙有眾扶”數字應用的互聯互通，健全“慈善+救助”服務網絡。據浙江省民政廳官網信息披露，截至2024年9月，浙江全省已聯動3000多家社會組織，撬動4000多家愛心企業共同參與救助幫扶，累計實施救助幫扶項目4200余個，惠及249萬人次。

　　在名為“浙里捐贈”的平臺上，截至2025年4月21日，已累積匯聚397790.98萬元愛心善款。

浙里捐贈首頁截圖。圖截自該網站

　　數字背后，是浙江慈善事業發展的濃厚氛圍。

　　身在杭州的影像公益人蘇家銘給這一氛圍提了三個關鍵詞——創新、互聯網信息化、集群效應。

　　而用楊方方的話來說，這種氛圍則是一種生活化的場景，尤其是聚焦慈善教育，“浙江的很多慈善空間就鑲嵌在生活區，比如社區慈善驛站，與居民生活沒有區隔”。此外，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也為浙江慈善文化發展打造更深厚的土壤。

　　楊方方帶領研究生剛剛完成的一項名為《善富相生：浙江省共富示范區建設提升公眾慈善認知水平了嗎?》的研究中采用橫向比較法，以杭和東南某市為樣本城市，對比2024年兩市公眾的現代慈善倫理認知水平，以此觀測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對公眾慈善認知的提升效果。研究系統調研了近500名公眾及慈善從業者和政府工作人員。結果顯示，杭州市公眾的慈善倫理認知水平顯著高于另一樣本城市，這一差異直接反映了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對公眾慈善認知的積極促進作用。

　　項目組系統分析后發現，杭州市公眾慈善認知水平的提升正是系統化慈善政策、豐富慈善場景與全面優化的慈善生態系統已嵌入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直接成效。

　　實踐：先行先試

　　“先”，是關于浙江慈善與共同富裕實踐的一個關鍵詞。與“浙里辦”備受好評相似，浙江慈善事業的先行意識與辦事效率也被采訪對象多次提及。

　　馮東，孤獨癥女孩睿睿的父親，也是寧波市星寶自閉癥家庭支援中心的發起人、理事長。

　　“這個中心本身就是寧波市慈善總會出面向寧波市民政局申請、注冊的。”馮東介紹，這可能是全國范圍內，孤獨癥領域第一個由慈善總會出面注冊的服務機構，也正是由于寧波市慈善總會一直支持、幫助，“自己沒怎么吃過苦”。

　　在馮東的介紹中能夠發現，寧波市慈善總會帶來的資源還有很多：媒體、企業、公眾的關注……“慈善力量介入到具體的服務機構，起了很強的促進作用”，馮東很開心于來自當地社會各界的包容、理解與支持，“我們所在的社區居民從來沒有因為孩子的一些特殊舉動發生過投訴，或是驅趕，這有賴于這里整個的社會環境。”

　　蘇家銘也有感觸，今年世界孤獨癥日時，他第一次在杭州的福利彩票店見到大齡心智障礙青年擔任店員，“這也是很創新性、開創性的”，蘇家銘深入了解后介紹道，浙江福彩門店今年推出大齡自閉癥青年短期就業融合試點崗位，已成功幫助三位自閉癥青年更好地實現自我價值、融入社會。“這一創新嘗試不僅拓寬了特殊群體的職業路徑，更體現了浙江慈善事業在多方協同支持下的新生態探索，為不同困難群體構建更有生命力的美好生活圖景。”

　　除了良好的營商環境、慈善氛圍、先行先試的勇氣，浙江互聯網和民營經濟大省優勢是被反復提及的內容。

　　2024年發布的第二十一屆《中國慈善榜》上榜企業排名第一的便是浙江企業——紹興市韋豪股權投資基金合伙企業(有限公司)。僅2023年，該公司捐贈總額達192750萬元。

　　2024年，這一捐贈趨勢得以延續。

　　當年10月11日，韋爾股份公告，公司當天接到控股股東虞仁榮先生的通知，為支持教育事業發展，支持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報批報建，基礎設施工程及籌建學校所需要的各項人員、科研和教學資源，并資助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教育基金會開展慈善公益活動，虞仁榮計劃向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教育基金會無償捐贈其持有公司的2500萬股無限售條件流通股。

　　以當日收盤價估算，該部分捐贈股票價值約28億元。據證券日報統計，截至去年10月，韋爾股份董事長、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暫名)創校發起人虞仁榮因籌建寧波東方理工大學已累計捐贈6000萬股。

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暫名)校園設計圖。圖源該校官網

　　創新：力所能及

　　“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要滿懷創業和報國激情……富而思源、富而思進，弘揚企業家精神”，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月17日上午在京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并強調，企業要堅持誠信守法經營，樹立正確價值觀和道德觀，以實際行動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要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抓好生態環境保護，力所能及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多向社會奉獻愛心。

　　如何力所能及?多位受訪者認為，這是個重要命題，與公益行動可持續發展有著直接聯系，也是回答浙江何以為善的關鍵。

　　此前本報曾以《“杭州六小龍”火出圈：“科技新貴”咋做公益?》為題討論新興企業的公益慈善思考問題，楊維東進一步探討，企業發展階段與企業的公益慈善布局及投入在時間上存在一定的錯位，在新興互聯網企業、獨角獸企業、小巨人企業等企業發展早期，在激烈的競爭中實現生存與發展，是企業的第一要務，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形勢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征，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經濟分化顯著，此類新型企業的發展面臨更多挑戰。

　　“事實上，能夠存活下來，容納一定的人群就業，在某些細分領域實現技術革新與突破，本身就是企業給社會帶來的最大貢獻，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絕佳彰顯。”楊維東表示，公益慈善行動也并非僅是現金捐贈，工具箱可結合企業業務特點靈活多樣，這方面浙江確實創新不斷。

　　2024年，杭州騁風而來數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學捐贈算力服務，開創了國內高等教育領域新質生產力捐贈的先河。

　　“以前企業慈善捐贈跟自身業務分布的比較開，好像一個純粹的外部事務”，楊方方也觀測到了這個現象，“但現在以互聯網企業為代表，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講公益慈善與自身業務融合。”

　　慈善內部化，是楊方方提到的關鍵詞。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臺、支付寶公益平臺為例表示，越來越多的企業既是捐贈人，也是慈善資源的鏈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實者，甚至還會成為公益慈善發展的引領者，并且影響員工、消費者和市場，直接改變慈善行業基礎設施情況。另一種情況則是以“杭州六小龍”為代表的新興企業，他們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據自身技術優勢，觀測慈善缺口。

　　“與商業結合的非常緊密的探索性慈善創新，或許能夠引領慈善未來。”楊方方說，“在未來的慈善事業發展中，‘慈’這一飽含力量不對等的詞匯或許會越來越少被提到，而‘善’則會跟更多系統鏈接，善技術、善企業、善經濟……”

　　當下的浙江，這一觀點正在被一個個多元實踐所驗證，構成“善行浙江”的多面。

　　技術：賦能發展

　　圍繞“善技術”，蘇家銘例舉了很多他親身推進并發生在浙江的應用場景：

　　杭州民政開創性做了中國第一個用VR模擬阿爾茲海默老人體驗的內容;浙江養老板塊創新性地使用VR技術，讓老人足不出戶感受周邊養老機構情況;聯合螞蟻集團藍馬甲公益行動，讓網友用VR感受“老年人用手機為什么這么難?”

用VR體驗老年人手機使用困境的視頻，在微博平臺上累積收到155萬次觀看。圖源受訪者

　　公益行動與企業技術、業務相融合的思考并非新興企業的專利。

　　在杭州蕭山，由謝家、徑游、安山三村與傳化集團共建的鄉村振興示范項目“謝徑安·傳化農創村”引發關注，通過“政企村農”聯動模式，該農創村聚焦生物種業、數字農業等產業方向，打造農業科創平臺，在鄉村文化與社會發展方面，項目還通過成立村級公益基金會、全民藝術學堂等舉措激活鄉村文化活力。

　　值得關注的是，在“謝徑安·傳化農創村”，傳化的員工以產業公司技術員、基金會工作人員等身份同在地老鄉站在一起，圍繞鄉村振興牢牢扎根鄉土，開展一場龐大的社會實驗，以尋找鄉土中國的共同富裕之路。

　　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企業繁衍在中華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韌勁、闖勁和不服輸的精神，這在老一輩企業家身上得到體現，在新一代企業家身上更加充分體現。”

　　據浙江本地媒體不完全統計，截至2024年3月底，浙江省“萬企興萬村”行動共有3945家企業(商會)結對幫扶3527個村，項目投資總額308.42億元，到位資金188.15億元，村集體增收12.31億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1895 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近10萬人，其中低收入農戶12903人。

　　在這些數字的背后，是浙江企業扎根鄉村的切實實踐，并展現出一個又一個圍繞鄉村振興開展創新公益的模型與路線。

　　采訪中，楊方方向《公益時報》記者展示了一份正在進行中的圍繞現代慈善全景中企業角色的研究，其中列舉了一個慈善資源配置層級與企業角色適配的模型，浙江企業是其中的研究樣本。楊方方寫道，當企業都成為善企業時，慈善組織的功能將被企業所覆蓋，慈善事業或許不再是一項獨立事業。“慈善”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善念將無處不在，這樣的社會或許進入了更高階的文明狀態，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一個沒有慈善和福利，也沒有貧困的世界”。

　　楊維東對未來也有期待，他相信，在老牌互聯網企業和新興企業的共同推動下，浙江的公益慈善或將激起新的漣漪。(實習生任斯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