迸發前的試探，新世紀初年的“首善”捐贈
導語：作為第一張記錄中國年度大額捐贈的慈善榜單，中國慈善榜完整記錄了本世紀至今中國慈善家慷慨解囊的全景數據，這些數據所映射的也是中國當代公益慈善發展的全歷程。如今，我們通過系列報道，抽取這幅全景記錄中不同時期的關鍵幀，試圖重建中國慈善家與時俱進的捐贈路徑。此為系列一。
2004年5月12日，美國時代華納集團在北京宣布，其旗下《財富》全球論壇新一屆年會將在北京舉行。《財富》國際版時任主編表示，選擇中國是一個“絕佳的決定”，因為“中國近年來的飛速發展令世界矚目，在國際許多財經媒體的頭條新聞中經常可以看到關于北京的報道。特別是隨著2008年奧運會的即將召開，北京對國際經濟界人士吸引力與日俱增。”
作為全球性的財經盛會，《財富》全球論壇自創辦以來始終是全球經濟的“風向標”，它的再度光臨中國，意味著中國財富的增長正讓世界經濟的天平向東方傾斜。
就在這一消息發出的同一天，另一則新聞的出現則與之相映成趣，也有意無意地在財富之外，開啟了一個新的觀察中國的視角——《公益時報》發布了“2003年中國大陸慈善家排行榜”。從這一天起，中國慈善開始以數據的形式進行編年，一個往日頗為隱秘的群體也正式在鎂光燈下登場——財富的擁有者被簇擁至臺前，成為財富的再分配者。公眾賜予了他們一個新名號——“慈善家”。而這張由《公益時報》操刀的榜單也由此成了觀察中國財富階層動態的另一座風向標。
2004年5月12日，《公益時報》發布了第一張慈善榜單以及對第一個“首善”黃如論的專訪
世紀初的榜單格局
以2008年汶川地震引發的捐贈狂潮做分割點，在此之前，“慈善”并非大部分財富階層的必選項，即便身為榜單常客的年度捐贈金額也忽高忽低，世紀初的慈善捐贈充斥了太多的隨機性。
若在隨機性中找出一些連貫，就不得不提連續“霸榜”四屆的“首善”黃如論。
前五屆中國慈善榜，他一個人就貢獻了將近10億人民幣的數據，當然，很多時候，他更愿意與長子黃濤共享這份殊榮。
黃如論出生于福建農村，35歲前一直在家鄉做小買賣。1986年，黃如論只身前往菲律賓淘金。1991年，他返回家鄉，開始投資房地產，并發展成為福建最大的私人房地產商。上世紀90年代末，黃如論的世紀金源集團將重心轉向北京市場。2000年開始，世紀城樓盤連續三年創下北京樓盤的銷售紀錄。
2003年，黃如論捐贈2.11億元，其中1.8億元流向福建江夏學院的建設，但這一年讓他聲名大噪的則是兩筆向北京合計1400萬元的捐贈，因為那是當年企業家對抗擊“非典”投入的最高捐贈;2004年，捐贈9572萬元;2005年，捐贈1.62億元，其中用1億元設立福建省江夏百姓醫療救助基金會(今“福建江夏慈善基金會”);2006年，捐贈1.98億元，其中1.2億元用于建設云南師范大學附屬世紀金源學校;2007年，捐贈1.03億元，其中向云南省第一人民醫院捐贈百畝土地，價值約6000萬元。
提到這一時期的捐贈，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引起極大爭議的陳光標。
陳光標與他的“慈善行為藝術”
陳光標生于江蘇宿遷的鄉間，童年極度貧困，哥哥姐姐都因營養不良去世，年幼就不得已開始做小生意貼補家用。1985年，17歲的陳光標靠轉賣農戶多余的糧食，為自己賺來大學學費，同時也成為村里首個萬元戶。大學畢業后，他從事過多種職業，最終進入醫療器械行業，成立南京金威利電子醫療器械有限公司。2000年，陳光標涉足環保領域，組建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2005年，陳光標捐贈近3400萬元，其中包括向青海捐建學校46所、衛生所10所;2006年，捐贈4780萬元;2007年，陳光標的捐贈額來到1.81億元之巨。這一年和之前的一年，他頻繁向延安、井岡山和云貴川藏等偏遠地區捐款捐物。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陳光標帶領120名公司員工和60臺大型機械在前線參與救援54天，成績突出，溫家寶總理在現場緊握陳光標手表達感謝的場面被江蘇人民廣播電臺一名記者全程記錄。于是，當年陳光標又順理成章獲得央視年度經濟人物的桂冠。
通過慈善，陳光標獲得了極大的媒體曝光和榮譽，其公司事業也被外界描述為“蒸蒸日上”，按此發展，陳光標的慈善事業和人生軌跡應該是一路順風的。但偏偏此后，陳光標的慈善旅程開始進入怪異的行車路線。
2010年春節前，陳光標在中國工商銀行江蘇分行會議廳里用人民幣搭起一面3300萬元的“磚墻”，表示將該筆巨款捐給云貴川藏等地的貧困戶;2011年，又一面1500萬元的“錢墻”號稱捐向新疆、云南等地;2012年，一座2.3億元的“錢山”據說用于支持青少年發明創新;2013年，重達16噸的三面“錢墻”，號稱助力經濟大普查;2014年，還到美國紐約街頭給流浪漢送錢……
陳光標的“作秀式”慈善，簡單暴力、嘩眾取寵，可謂將行為藝術開辟到了慈善界，在當時就遭到了行業內的口誅筆伐，但也是對當時中國慈善捐贈初級階段的一種極端映射。
2008年之前，我國的慈善捐贈還處在比較粗放、原始的階段，多為捐錢捐物，尤其以現金作為最主要的捐贈資源，捐贈目的也多為扶貧濟困;而通過捐贈本身，捐贈者也極易并樂于成為奪目的明星，以此帶動其在慈善領域以外的事業有所發展。
當然，在這一時期，由于捐贈者多為第一代創業的企業家，出身貧苦者不在少數，他們的慈善動機中也有極為樸素的一部分。
“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村很苦。我們從底層走到高層，就知道底層的痛苦。今天事業有所成功，對這些人就更加同情，很簡單。”黃如論就曾這樣表達自己的慈善動因。
對境遇遠不如自己的人，翟美卿也具有同樣樸素的情感。這位香江集團的董事長就曾說：“與他們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2003年，翟美卿就和丈夫劉志強一道捐贈1900萬元登上中國慈善榜，其中向抗擊“非典”捐贈200萬元;2004年，她個人捐贈6460萬元，位列中國慈善榜第三名，其中5000萬元用于成立“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
已故慈善家余彭年，應該是中國慈善榜有史以來最年長的上榜者，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從事慈善事業，起因同樣樸素，就是其湖南老家的醫療衛生水平太落后。2003年起，其大部分捐贈都投入開展白內障手術的“光明行動”。2003年，81歲的余彭年捐出6180萬元，位列中國慈善榜第四;2004年，捐贈7500萬元，位列第二;2005年，捐贈近1.1億元，蟬聯亞軍。
而正是由于以上這些靠憐憫心驅動的捐贈，造成了彼時捐贈和慈善行為的隨機性，盡管名聲在外，但大多數捐贈者難被真正配之以“慈善家”的名號，因為他們在慈善事業上并沒有系統、可持續的規劃。
改變初見端倪
2004年，幾乎伴隨著中國慈善榜同時問世的，慈善領域還有另一件劃時代的動作——2004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實施，打開了民間力量成立非公募基金會的大門，這種全新的社會組織形式，憑借其資金優勢和自主性強的特點，開始在社會建設中發揮作用。
當然，由于經歷了此前數年基金會發展停滯不前甚至數量下降的狀態，加之雙重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對登記仍有限制，熱心慈善的資本擁有者大多都保持著觀望的態度。
但在思維較活躍的沿海地帶，先行者總是如期出現，上文提到的翟美卿第一個前往申請，個人捐贈5000萬元，于2005年6月成立了由民政部為主管單位的非公募基金會——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這是當代中國慈善史上具有時代里程碑的事件。其中的意義之一，就是使得大額捐贈有了新的接收方，促進了大額捐贈的強勁增長。
在地方，北京市華夏慈善基金會則在2004年12月1日注冊成立，即后來的愛佑慈善基金會;緊接著，2005年元旦前，蒙牛董事長牛根生宣布成立內蒙古老牛慈善基金會;2005年12月，黃如論捐贈1億元成立福建江夏慈善基金會……
據統計，2004年，我國有非公募基金會180家，翌年，這一數字來到245家，此后每年的增長率都在20%以上。到2008年年底，全國就已有7個省份的非公募基金會數量超過了公募基金會。
2007年4月6日，奧康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振滔選擇在中國慈善榜發布儀式上宣布成立以其個人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會，該基金會由他本人捐贈2000萬元成立
而在成立基金會外，另一樣改變大額捐贈形態的新事物橫空出現——股權捐贈。
向基金會捐贈股權，這是西方100多年前開始的探索，始于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隨著民間成立非公募基金會的放開，股權捐贈也迅速被國人提上了日程。
第一個做出這個動作的就是牛根生。
1958年，牛根生出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貧困家庭，親生父母將他賣給當地一戶以養牛為生的牛姓人家。20歲，子承父業的牛根生進入牛奶場，成為養牛工人，從最基層的洗瓶工做起，一步步從車間主任升至集團生產經營副總裁。在牛奶場并入伊利后，牛根生全面主持伊利的冰激凌、雪糕生產。1999年，牛根生成立蒙牛乳業，到2004年集團銷售收入已破70億元。
實際在2002年年底，牛根生就有了捐贈股權的念頭，但是當時并沒有行得通的“股捐”路徑。2004年年底，牛根生在與律師多番磋商后，宣布將捐出個人全部蒙牛股份，投入老牛基金會，具體程序是在有生之年捐贈出股票紅利的51%，百年后捐出所有股份。至2006年，牛根生的計劃獲得有關部門批準，當年他將其2%的蒙牛股權捐出。不過，當年中國慈善榜調整了榜單編制辦法，將該筆市值2億多元的股捐另列，牛根生以1.0029億元的現金捐贈位列第四。
當時，在歐美等慈善事業成熟的國家，股權、不動產、知識產權等都已成為捐贈的重要內容。當時，雖然國內僅有牛根生一例股捐可尋，但隨著非公募基金會的飛速增長以及2008年捐贈熱潮的到來，股權捐贈旋即成為了最被追捧的大額捐贈方式，這一時期始見于中國慈善界的各種嘗試與改變，預示了下個捐贈時代的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