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祿和尚”被查：厘清善款與私產邊界刻不容緩

　　近日，浙江省紹興市公安局上虞區分局的一則通報，將曾以“救助孕婦、收養棄嬰”聞名的道祿和尚推至輿論風口浪尖。通報顯示，自2018年起，道祿伙同他人借“資助孕婦、助養兒童”之名吸納社會捐贈，卻將巨額善款用于個人高消費，目前其已因涉嫌詐騙犯罪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道祿和尚事件再次引發社會公眾信任危機：基于對慈善事業的樸素認知與對困境群體的同情，使得人們在捐贈時往往更關注感人故事與慈善人設，忽視了對捐贈對象資質、資金流向的深度核查。

　　注冊機構無公募資質

　　2012年，江蘇省南通市萬善寺住持道祿和尚以“救助未婚孕婦、收養棄嬰”為名，將廟宇改造為護生小院，通過社交媒體分享救助故事，迅速積累起口碑，“和尚爸爸”等稱號不脛而走。

　　道祿身著僧袍在直播間講述棄嬰故事，發布孕婦感恩視頻，甚至推出慈善聯名款素食月餅、手串、護符等，引得大批粉絲購買。

　　2022年，他注冊成立紹興市上虞區蓮花慈善社(以下簡稱“蓮花慈善社”)，業務主管單位為上虞區民族宗教局，原始注冊基金3萬元，注冊同日被認定為慈善組織，但未取得公開募捐資格證書。

　　然而，盡管未取得公開募捐資格，其通過抖音、微信等渠道建立起龐大的捐贈網絡。據道祿向媒體自述，2024年通過直播賣貨年收入超200萬元，加上社會捐贈，年度資金規模達346萬元。

　　記者通過“慈善中國”平臺查詢到《蓮花慈善社2024年工作報告》。報告顯示，該機構當年捐贈收入為3469416.96元，公開募捐收入為0元，本年度支出為3166439.08元。其中，用于慈善活動的支出為3015232.79元;管理費用146257.1元;籌資費用支出4949.19元;上年末的凈資產為1640027.23元;2024年共開展一項公益慈善項目即“救助嬰幼兒”。

　　年報顯示，該機構本年度慈善活動支出占上年末凈資產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凈資產平均數的比例)為183.85%;本年度管理費用占總支出的比例為4.62%。

　　然而，這份看似合理的年度報告背后，卻難掩違法行徑。警方通報顯示，道祿通過私下接受捐贈、利用慈善人設開設網店等手段，將本應用于救助的善款挪作私用，其行為違背公益慈善的本質與宗旨。

　　2024年，道祿在接受某媒體采訪時表示，救助的錢一開始是自己的存款。對于短視頻平臺直播賣貨收入，“大頭(收入)是自己賣貨后，再將款項打入慈善組織，然后再拿出來用，去報臺賬。我們賣貨就是賣貨，我賣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并稱“能保證蓮花慈善社的每一筆錢都是花在孩子身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能開展公開募捐活動，但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也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假借慈善名義或者假冒慈善組織開展募捐活動，騙取財產。

　　捐贈善款與個人資產混同

　　記者在抖音直播平臺檢索看到，道祿的相關賬號“護生小居(道祿師父爸爸1號)”目前已是私密賬號狀態，沒有任何視頻。而早期視頻顯示，道祿通過抖音“護生小居”賬號直播募捐，開設多家電商店鋪銷售“慈善商品”手串、護符等，均未與合法慈善組織合作。

道祿的“護生小居”抖音賬號已關閉

　　另外，與“護生小居”有關的多家公司，有些法定代表人為道祿，有些為吳某某，有些為李某某，不少現處于注銷狀態。道祿在采訪中承認賣貨收入打進機構，然后自己再拿出來用，這種模糊表述掩蓋了個人賬戶與慈善賬戶混同的事實。

　　“這是草根慈善的典型亂象。”某基金會負責人表示，許多個人募捐者利用非營利組織財務制度的靈活性，將善款與個人資產混同管理，缺乏第三方審計和獨立監事，資金流向完全由個人掌控。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凌霄表示，道祿通過直播間收受的款項，屬于民事法律意義上的受贈行為，是受贈人接受贈與人無償贈與個人財產的行為，因此，道祿收的錢屬于贈與款。

　　對于公眾的民事贈與行為，贈與款項的所有權轉移完畢，除非因滿足法定撤銷情形被行使撤銷權撤銷之外，受贈財產已歸屬于受贈人。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如果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張凌霄表示，本事件中，公眾的贈與行為可視為基于道祿在直播間的口述信息而實施的贈與財產的民事贈與行為，如信息存在虛假，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48條關于民事欺詐構成條件，公眾可以通過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收養主體不明確

　　公開資料顯示，道祿和尚俗名吳兵，原籍江蘇南通。2010年，他剃度出家，法號“道祿”。最初幾年鮮為人知，此后十余年間，道祿頻頻出現在公益場合，多次在社交平臺直播為欠發達地區募捐。

改造前的“護生小院”

改造后的“護生小院”

　　2012年，道祿投身救助未婚先孕女性與棄嬰的行動，將住所改造為“護生小院”，為困境孕婦提供食宿、醫療支持，幫助她們順利生產，并為棄嬰尋找收養家庭。因此他也收獲了“和尚爸爸”等贊譽，其事跡通過網絡傳播，線上捐款、線下講經與義演，吸引大量社會捐贈。

　　而他個人也成為公益界的“現象級人物”之一：身著僧衣卻懂媒體運作、引入數字化募捐平臺，成為介于傳統與網絡KOL之間的人。

　　不過，業內人士指出，即便頂著網絡大V的慈善光環，但在未婚先孕女性救助、棄嬰收養等特殊領域，本就存在很大法律風險。“護生小院”看似在解決部分現實問題，但缺乏規范管理，民間慈善與官方救助未能形成信息共享，最終可能走向違法犯罪。

　　張凌霄表示，按照《收養法》(1999年頒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合法收養棄嬰有硬性門檻，如收養人年齡、家庭經濟條件等都得達標，“應該去民政部門走正規登記程序”。“道祿的收養行為存在主體資質缺失，踩了法律紅線。在沒有辦理合法收養手續的同時，以個人或者非注冊機構的名義收留孩子，這意味著‘收養人’站不住腳。”

　　而在媒體報道中，道祿在“收養”過程中，讓孕婦簽署協議，大意是“把孩子委托他撫養到18歲”。

　　張凌霄認為，事實上，道祿的收養行為未經過任何“官方認證”，既無司法公證，也無民政部門備案確認，協議內容也相對模糊，如撫養費標準、教育醫療安排、探視權等細節均未明確，可能被認定為“概括性委托”。另外，沒有為代養兒童辦理合法收養手續，容易導致孩子戶口無法落地，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教育權等合法權益受到影響。

　　北京市高通律師事務所律師畢彩紅表示，收養棄嬰需通過民政部門辦理登記，個人不得私自收留棄嬰。道祿直接接收并安置嬰兒，可能被認定為“非法收養”。若嬰兒生父母健在且未簽署合法送養協議，私自撫養可能涉及“拐賣兒童”或“非法轉移兒童”的法律風險。

　　公眾捐贈信心受創

　　該事件發生后，一名長期捐款者在網絡上表示，道祿于5月被帶走調查，并質疑其詐騙、挪用大額善款，并稱已將相關線索提供給紹興警方。

　　“道祿的問題在于把個人募捐做成了產業，而多數草根慈善只是想幫人。”某救助機構負責人表示，事件發生后捐贈者紛紛要求查看審計報告，讓本就資源緊張的機構需派更多維護捐贈人，這無形中增加了機構成本。

　　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救助法(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首次審議，草案明確擴大社會救助范圍，對不同社會救助對象，社會救助管理部門分別給予相應的基本生活救助、專項社會救助、急難社會救助。

　　畢彩紅表示，應該構建跨部門協同監管機制，“民政部門聯合公安、衛健、教育等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及時發現異常(如頻繁接收棄嬰但未備案)。對涉嫌違法的組織，民政部門可聯合公安機關凍結賬戶、暫?；顒?。”

　　“道祿事件其實也暴露了民間救助在法律邊界、組織治理、資金透明三方面的系統性風險。其實，要想讓善意不走偏，不讓好心辦壞事，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并且這三點教訓必須牢記：身份要合法、錢款要透明、過程要陽光。”張凌霄說。

　　記者就此事件致電紹興市上虞區民政局問詢處理意見，對方工作人員表示，該事件已由公安機關介入，可等待后期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