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諸大建：何以“義生利”，ESG的淵源、問題、行動方向與系統方案

　　對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諸大建的專訪，是在他剛剛結束新加坡行程返回上海的時候進行的。作為在可持續性科學、循環經濟與低碳經濟、ESG與可持續性商業、城市發展與治理等議題上的資深學者，諸大建在新加坡的活動上做了題為《從ESG到可持續商業》的長篇演講，雖然內容頗為詳盡，但記者仍想通過更深入的溝通來破題社會關于ESG的諸多爭論，以饗讀者。

　　在中國，關于ESG的內容總帶有頗多爭論：“ESG是西方語境的產物”“ESG就是寫報告、做紙面功夫”“ESG監管缺失導致‘漂綠’大行其道”“評價標準的不統一進一步加劇分歧”“ESG不過是CSR的另一種表現形式”“ESG只是企業語境”……

　　伴隨這些爭論而來的，是實際發生的現象。

　　《公益時報》記者查閱了多家在華ESG研究機構發布的有關企業ESG研究內容，相關研究成果多將社會責任報告（或簡稱“CSR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統稱為“ESG相關報告”并計入統計數據，同時也有部分研究專門統計以“ESG”命名的報告數據。

　　在諸大建看來，把企業的CSR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ESG報告混為一談，從而得出中國搞ESG的企業很多這樣的結論是錯誤的，“用這樣的數據說話沒有科學性”。

　　“ESG報告是不同于CSR報告的具有與財報一樣的規范性的報告。”諸大建指出，ESG報告并非新聞媒體、第三部門或者外包公司寫的CSR報告，前者對專業化要求很高，不應只是公共關系相關事務部門獨立負責的工作，而是“自董事會和管理委員會而下的操作班子的責任，要對企業運營全過程進行專業化的核算。”

　　專業，是諸大建在采訪中經常提到的詞語。根據他的講述，專業背后是復雜的認知環節，包括到底什么是ESG、又該如何關注ESG等一系列問題。

　　淵源：“ESG并非西方語境”

　　關于ESG的起源，諸大建在多次采訪中都強調時間節點是2004年：“現在有人想當然地把ESG概念的起源歸之為上個世紀西方國家的商業倫理、環保運動等，這是外行人的講法。”

　　據其介紹，彼時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科菲·安南向全球多家金融機構負責人發出邀請，探討如何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到企業運營和管理，如何讓環境（E）、社會（S）及公司治理（G）等相關問題與資本市場產生更深度的連接。最終，來自9個國家的20多家金融機構參與其中并發布《在乎者是贏家》（Who Cares Wins）報告，其中首次提出整合商業和社會的復合價值企業模型。

《在乎者是贏家》（Who Cares Wins）報告

　　諸大建進一步解釋有關概念時提出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四個支柱”，即經濟、社會、環境和治理。“當時，對企業財務信息的報告已經有非常明確和嚴格的要求。但是對標上述四個支柱，除了經濟方面，企業在其他三個方面，即社會、環境和治理的報告與規范化的財務報表根本無法相提并論。”

　　“這是ESG的直接起源。”諸大建強調，這意味著ESG的概念并非由西方推出，而是聯合國為推進企業轉型，將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社會、環境和治理三個方面歸納為ESG。

　　“ESG是聯合國提出的，中國發展ESG體現了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維護。”在諸大建看來，這是回答“中國為什么要支持ESG”一問的基調。

　　當地時間11月16日中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舊金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東道主嘉賓非正式對話會暨工作午宴時指出，可持續發展是解決當前全球性問題的“金鑰匙”。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要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五位一體的現代化。

　　“從某些角度來講，中國的五位一體現代化實際上跟聯合國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四個支柱有共同語言，是相向而行的。”諸大建表示。

　　問題：“ESG與CSR不能混為一談”

　　“ESG在中國的發展，不能因為思想認識不清晰導致走歪路。”諸大建坦言，“實際上ESG可以在企業層面推進中國的高質量發展。”

　　如何更好地理解ESG對企業的幫助？諸大建的解釋從區分ESG和CSR的關系開始。對于有的企業將CSR報告老酒裝新瓶換一個名字改成ESG報告的行為，他語氣果斷，“（這樣）根本行不通。”

　　在諸大建看來，中國企業的許多CSR報告多數是“講故事，搞宣傳，報喜不報憂”。比較來看，ESG報告則有較強的規范化要求。對此諸大建在訪談中對ESG的四個要求做了詳細的列舉：

　　第一個要求是重要性原則，這要求企業分析最重要事項，并經過論證；第二個要求是量化原則，這要求企業量化管理，不能講定性、講故事；第三個要求是一致性原則，這要求企業在發展ESG的時候需要參照時間序列，維持數據之間的聯系；第四個要求是平衡性，這要求企業在報告時保持亮點和非亮點的均衡，正如財報同樣記錄虧損一樣。

　　從報告表現的淺層區隔向概念內核的深層區隔延展，ESG和CSR有著“顯著的區分”。

　　對此諸大建舉了一個例子：例如一個火電廠到周邊社區種樹的行為，可以被認定為盡到社會責任。然而，火電廠在自身的運營當中并未改成綠色發電，沒有進行綠色轉化，就是說承擔的社會責任與企業主營業務沒有關系。另外，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企業本身不“綠”，而去干假冒偽劣的事情，就算是“漂綠”。

　　“ESG不只是簡單地做點好事，還要強調從做好事中發現商業機會，規避商業風險。”諸大建認為，CSR屬于doing good by doing well，意即企業在獲取利潤后回報社會。但是ESG屬于doing well by doing good，意即通過解決社會所關注的問題和痛點找到商機。

　　諸大建表示，“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典籍《國語》里面講到的‘義以生利’的內涵，這樣不僅能夠真正解決社會問題，還能讓企業從中獲利。”

　　與此同時，他也提醒道，“如果企業解決不了社會問題，那么企業也無法從中獲益。因此，這就涉及到重要性分析。”

　　方向：“鼓勵參與”但強調“規范性”

　　據介紹，“重要性分析”這一概念由國際咨詢和標準制定機構AccountAbility于2003年最早提出，強調重要性的事項分析和信息披露，不是僅僅用于企業和股東，而是用來面向主要利益相關者。2004年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推出ESG概念后，英國石油公司（BP）、美國福特公司（Ford）和英國電信公司（BT）等很快把重要性分析矩陣引入了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之中。

　　“重要性分析，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的管理手段，旨在尋找跟企業專長有關的社會問題。”為此，諸大建提出一個重要性分析的“象限”概念：橫軸為議題對企業的重要性，越往箭頭方向走，對企業就越有利，橫軸的重要性分析一般由企業高管回答?？v軸為議題對社會，尤其是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性，越往垂直箭頭方向走，對社會貢獻越大。企業經營者推動議題往橫軸箭頭方向發展，而利益相關者推動議題往縱軸箭頭方向發展。在雙方的作用下，議題只有在第一象限交集和聚焦，才能同時滿足雙方需求。

重要性分析矩陣

　　“找到這個交集便是編寫ESG報告的前提性工作。”諸大建指出，企業ESG報告必須根據人力物力財力情況，從交集象限中找到最重要的議題，交代重要性分析的來源，并通過包括問卷調查、專家分析等論證手段進行分析，以及設計績效考核標準等。

　　“通過重要性分析，企業不僅能夠防范社會風險，還能從中尋找商機。這也是重要性分析在ESG報告中規范化的意義。”而這正是諸大建一直強調“企業在做ESG的時候要找到實質性議題”的原因。

　　2023年4月2日，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發布真愛夢想2022年ESG報告。這也是中國公益基金會行業的首份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報告。

　　“現在國內自愿撰寫ESG報告的行為值得鼓勵。”諸大建以加拿大多倫多發布“城市ESG”報告為例指出，通過發展ESG，企業、社會組織或者城市可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推進可持續發展。這也表明了環境、社會、治理方面走向綜合性的發展趨勢和目標受到廣泛認同，這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但在此過程中，“ESG報告撰寫的規范性不可忽視……（真愛夢想2022年ESG報告）就缺少重要性議題的矩陣和分析。”

　　系統：“ESG是制度型開放的一種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諸大建認為ESG概念提出至今，“稱不上發展成熟”。

　　“ESG真正火爆起來是因為2009年的金融危機，社會上下對金融機構投資方向上的嚴重問題和傳統企業‘利潤最大化’模式的弊病有了切膚的痛感，實踐使得ESG開始被認為是合適的企業版本變遷模式。”諸大建表示，ESG的發展模式是在最近十年才通過實踐證明其可行性，并被認為是有希望的企業發展方向。而在中國，ESG的火爆與發展階段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直接有關，中國企業開始主動投入到新一波打造可持續發展的新組織和新企業的發展浪潮中去。

　　甚至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正意味著其擁有大展拳腳的機會。諸大建認為，雖然中小企業發展ESG沒有受到強制要求，但是中小企業應將目光放得長遠一些，一方面是因為中小企業早晚都要進入到相應的企業發展周期，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小企業與大企業有著供應鏈上的聯系。

　　“例如，大企業發展ESG，現在要對上游供應鏈作為范圍3*進行精細化的分析。如果中小企業的ESG報告符合規范，那么其競爭力將會大大提高，也必然是要被帶動發展的。”

　　更重要的是，對于正處于ESG與可持續發展浪潮之上的中國而言，如何更好地擁抱ESG、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從認識上，我們應該把ESG看作制度型開放的一種表現。它就是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總思路，對企業再造進行一個制度上的標準的設計。”諸大建如是表述。

　　對于“制度型開放”這一概念，深圳市委黨校教授袁曉江解釋道：制度型開放涉及的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相對商品和要素來說，開放的層次更高、難度更大，是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舉措。

　　2023年6月26日，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正式發布《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可持續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這兩項信披標準將于2024年1月1日之后的年度報告期生效。對此，諸大建表示，“這是首套全球ESG報告標準，相較于前一階段遍地開花、五花八門的ESG標準，這意味著ESG的發展將迎來搭建共同平臺和使用通用語言的新階段。”

　　“在ISSB發布的兩項信息披露標準里，中國也參與其中制定規則。”諸大建著重提及這一點，并解釋稱：ISSB是國際獨立的標準制定機構，旨在融合聯合國的相關準則，制定全球通行的標準，搭建統一的平臺。2022年年底，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基金會）發布公告稱計劃在北京設立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辦公室。

　　中國正在ESG標準制定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意味著中國向推進ESG制度型開放邁出了重要一步。“中國ESG發展同樣需要建立在統一的框架上，要在與國際接軌和對話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而不是另起爐灶、自娛自樂。”不過，諸大建也認為中國ESG發展的行業特色、地方特色或者國情特色，可以補充到統一框架上。

　　*范圍3：對企業實現全生命周期價值最大化有操作性意義的工具，是科學碳目標倡議SBTi中提出的三個范圍分析。科學碳目標倡議（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是2015年由CDP（英國碳披露組織）、WRI（世界資源研究所）、WWF（世界自然基金會）和UNGC（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等聯合發起的倡議，它要求企業加入者以及其他相關者提出符合《巴黎協定》溫度控制目標1.5度的碳減排承諾、減排目標和實施路徑等。其中具有方法性意義的是有關碳排放三個范圍的分析，范圍1和范圍2是要降低企業運營中的能源相關碳排放，范圍3是要降低企業供應鏈上下游中的物質隱含碳排放。

　　后記：以“關注社會創新、解讀善意中國”為目標，《公益時報》發起“ESG在中國”系列觀察報道，以“ESG中國研究”“ESG中國樣本”“ESG行業觀察”“ESG議題觀察”為四大板塊，聚焦 ESG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實踐與演進，解讀創新案例、傳遞專業聲音。

　　此外，《公益時報》在進行深入報道的同時還將持續開展關于ESG的議題研究與溝通、社會平臺搭建、專業ESG指引與倡導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