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佑平：企業、慈善與改革開放三人舞

劉佑平，公益慈善工作者

　　不久前，我從中國慈善聯合會退休了。我最近一直在想，雖然退休了，但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讓仁義復興——并沒有達成。

　　恰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這次三中全會主題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民真正過上美好生活的宏偉目標。我想借這個機會，談談中國慈善事業特別是企業慈善與“改革開放”這個主題，試圖與大家探討如何跳好企業、慈善與改革開放的三人舞。這也是聽黨話，跟黨走，跟緊中央步伐，跟緊社會熱點潮流。

　　我是學歷史和中文出身的，搞慈善是半路出身。所以，我會給大家講講歷史，講講故事，從國家大局和社會經濟發展大勢出發，談談對企業慈善的新觀察，希望從歷史走向未來，以仁義復興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想跟大家分享兩點思考：

　　一個是縱向的，以歷史的視角，觀察改革開放對企業市場和慈善事業的影響。我的發現是：現代慈善特別企業慈善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產物，是改革開放后重出江湖的中國財富新游戲，其興起和發展，與國家產權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關。要發展好企業慈善，必須進一步促進社會財富形態和收入分配制度的現代化改革。

　　第二個是橫斷面的，從企業與慈善組織、市場與慈善事業等維度，來觀察當下中國企業慈善現狀，就會發現：企業與公益慈善組織，商業與公益慈善事業，是現代文明這枚硬幣的兩個面：一面是企業、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一面是慈善組織、慈善家或公益領袖和現代公益精神。這兩者是一種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關系，理應互為支持，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

　　作為慈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慈善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國歷史上，民國時期更有較大發展，出現了如盧作孚和張謇等創辦的民族資本企業，對國家、社會、人民貢獻巨大，其慈行善舉，家國情懷，成為今天民營企業家的榜樣，也被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充分肯定。

　　企業慈善在中國大陸的消失，是從1954年實行公私合營和1958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國家和單位統攬社會福利之后。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等共產主義的元理論中，沒有慈善的基因，馬恩對慈善是采取批判和否定態度的。慈善捐贈以私有財產為前提，而共產黨人的理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宣言》)。而那時我國無論是主流理論，還是社會大眾思潮，也都認為資本是骯臟的，慈善只是資本家和地主們的偽善。有1991年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為證，其“慈善事業”條稱：“帶有濃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為了做好事求善報……它只是對少數人的一種暫時的、消極的救濟……它的社會效果存有爭議。”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被確認，思想解放為慈善事業的復興奠定思想基礎;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把全黨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對內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對外實行開放政策。而中國的現代企業慈善，正是“改革開放”的產物。

　　改革開放，隨著國門打開，兩股力量開始進入中國內地：一是大批國際企業、跨國公司;二是國際非政府組織、慈善組織，如美國的福特基金會自1979年就應中國政府邀請來華開展工作。同時，國有企業開始改革，民營企業開始產生。不久，國內公益慈善性基金會開始出現。如，1981年4月4日浙江省婦女兒童基金會成立、7月28日中國兒童少年公益基金會成立。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這就是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幫后富，最后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的財富軌跡，開始歷史性的變道。

　　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中國政府同美國福特基金會簽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與福特基金會協議備忘錄》，同意福特基金會正式在華設立北京辦事處。同年，廣州市開通全國第一條志愿者服務熱線電話——“中學生心聲熱線”，拉開了中國志愿服務事業的序幕。中國大陸第一批志愿者誕生。

　　1988年11月，《基金會管理辦法》出臺，“基金會可以向國內外熱心于其活動宗旨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以及個人募捐以籌集資金。”“基金會可以將資金存入金融機構收取利息，也可以購買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但購買某個企業的股票額不得超過該企業股票總額的20%。”

　　1989年，“希望工程”開始啟動。同年，《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出臺。

　　1990年9月5日，鄧小平為“希望工程”題名。同年，全國第一個正式注冊的志愿者社團——深圳市義務工作者聯合會誕生。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解決了姓“社”姓“資”的爭論，要求“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中國這趟高鐵，又回到市場經濟正軌。同年，鄧小平兩次為希望工程捐款。

　　1993年3月，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把“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進《憲法》。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開設“希望工程大家談”專欄，呼吁公眾參與公益慈善。

　　1994年11月2日—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確定在企業開展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政企分開和現代企業制度的產生，為企業開展公益慈善事業打下了組織基礎。

　　同年，厲以寧出版《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這一收一支所進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資源捐贈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成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年，《人民日報》發表《為慈善正名》文章，中華慈善總會成立，一大批慈善會應運而生。現代慈善事業開始復興。

　　同年，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發起以我國民營經濟人士為參與主體，以促進共同富裕為宗旨的社會事業——光彩事業，并于第二年成立光彩事業促進會。

　　1995年8月10日，建國以來首次“全國慈善工作經驗交流會”在上海召開，慈善組織開始行業交流;9月4日,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95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NGO論壇)，全球超過1萬名非政府組織人員參會。NGO(非政府組織)全面進入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以及社會精英視野。

　　1997年，全國第三次慈善工作會議召開，廳以寧再次闡述了他的第三次分配觀點，并指出慈善事業就是社會產品的第三次分配。鄭功成教授發表《關于我國慈善事業的理論與政策思考》，首次提出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理論命題，并在第二年提出慈善事業屬于混合分配方式的觀點。

　　1998年，長江大水、松花江大水。8月16日，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了中國第一個電視募捐專場晚會，籌集了3億多元的善款和物資。中華慈善總會抗洪救災募捐總計達70多億元，我國全年捐贈總額首次突破100億元，企業是第一大捐贈主體。企業和民間對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一次得到放大，引起全社會特別是政府高度關注。

　　1999年《公益事業捐贈法》出臺，國家鼓勵和支持企業慈善成為法律，“公司和其他企業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

　　200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試點方案》提出了“發展慈善事業”的要求，“大力發展慈善機構、服務于貧困家庭的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用于公益事業的支出，可按稅法有關規定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前扣除;企業和個人向慈善機構、基金會等非營利機構的公益、救濟性捐贈，可全額在稅前扣除。鼓勵社會各界向貧困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基本醫療服務，為貧困學生提供助學金”，標志著慈善首次進入政府文件，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

　　2003年“非典”，《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納稅人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業捐贈稅前扣除問題的通知》和《補充通知》，“對企業和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向防治‘非典’捐贈的所得稅稅前全額扣除優惠政策，其適用范圍包括納稅人向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慈善總會下設各省、市(地級)地方分會或協會的捐贈。”受此影響，企業捐贈再次出現高潮，僅衛生系統收到捐贈就達到7億多元。“非典”捐贈數十億元中，各類企業是絕對捐贈主體。

　　同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2004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修憲，“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寫入《憲法》第21條;“公民合法的私有財富不可侵犯”寫入《憲法》第22條;“國家建立和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寫入《憲法》第23條，從而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公益慈善事業和社會保障事業的最高法理基礎。

　　同年出臺的《基金會管理條例》，鼓勵企業、私人捐贈財產設立非公募基金會，標志著企業基金會在中國大陸的恢復，一批中國企業基金會產生。

　　同年，《非營利組織會計辦法》出臺，標志著非營利事業，得到了國家財政部門，也就是中國政府的正式確認。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頂層設計初步完成。

　　正是在這一年，阿拉善生態協會SEE成立，標志著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公益覺醒。多年財富排行榜之后，第一張中國慈善榜由《公益時報》和《福布斯雜志》(中文版)、胡潤團隊聯合推出，一批企業和企業家上榜。用我當時的話說，這標志著老長銅臭的中國財富身上，開始長出精神——當代中國新財富精神。

　　2004年年底，印度洋地震引發海嘯，近30萬人遇難，中國社會各界開展國際支援;2005年，我國民間捐助達6億多元，開啟了民間捐贈支援國際災難的先河。

　　2005年，首屆中華慈善大會召開，中國政府首次頒發中華慈善獎，表彰為慈善事業做出貢獻的機構和個人，一大批企業受到表彰。

　　2007年3月16日上午，《企業所得稅法》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以2826票贊成、37票反對、22票棄權獲得高票通過。該法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新稅法比原來提交討論的草案，還增加2%;而比此前例行的普通公益捐贈免稅額度，更是大長了9%。我當時在《公益時報》寫了一篇文章《見證善的力量影響立法》。

　　2008年，汶川地震激發全民慈善熱情，奧運會成功舉辦激發志愿服務高潮，全年企業捐贈總額達388億元，創造歷史新紀錄。中央電視臺《愛的奉獻》抗震賑災晚會捐款額突破15.14億元，創造義演的世紀紀錄。企業和企業家個人捐贈，成為主要體。同時，100多萬名奧運志愿者，創始全球奧運志愿服務紀錄。

　　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接見中華慈善獎獲獎代表，發表講話，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對中華慈善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這次“中華慈善獎”等獎項的獲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長期以來為中國慈善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的海內外慈善機構、社會團體、各類企業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充分肯定“慈善事業是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崇高事業。”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申“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同時，提出“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支持慈善事業發揮扶貧濟困積極作用。”

　　相比配套，在創新社會治理章節，提出“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

　　2016年，《慈善法》正式頒布和實施。對企業開展慈善活動進行了原則性的法律肯定和鼓勵。同年3月4日，習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討論時指出：“廣大民營企業要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和公益慈善事業，致富思源，義利兼顧，自覺履行社會責任。”

　　2017年《企業所得稅法》修改，企業捐贈免稅可三年結轉，實質性地大力支持鼓勵企業慈善。

　　據中國慈善聯合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年企業捐贈總額達到了931.47億元，占總捐贈額的61.71%，現階段參與第三次分配的絕對主體仍然是企業。

　　從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2020年五中全會，中央開始提共同富裕，到2021年確立浙江省為共同富裕示范區。特別是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重申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同時提出要“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此次會議一石激起千重浪，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以騰訊集團、阿里集團為代表，第一時間作出了千億級的反應，兩家加起來就是2000億元，再次創造了中國企業捐贈的最高紀錄。

　　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中國式現代化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新時代主題。大會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同時明確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要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目標是助力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時間表和路線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全黨必須自覺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堅定市場經濟不動搖，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也給在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吃了定心丸，特別是中國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同時強調“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深入破除市場準入壁壘，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公平開放，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

　　說實話，這是我在全會中讀到的最積極的信號。有了這個基礎，其他的一切都好辦了，國家就有了希望，人民就有了盼頭，企業有前途。

　　市場經濟是大河，公益慈善是小河。大河里沒水，小河肯定干涸。大河里有水，小河滋潤就是遲早的事。從歷史走向未來，慈善事業是現代化的重要組織部分，要發展好公益慈善事業，就必須要堅定市場經濟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我一直認為，慈善領域與企業是天然的同盟軍，因為只有企業做好了，源源不斷地產生、增加財富，企業家、股東、員工才會有好的收入，這是慈善的前提。如果企業不好，企業家、股東、員工也不會好，收入降低，慈善的能力就下降。這個時候，我們千萬不要渴澤而漁，殺雞取卵。相反，慈善領域發展較好的組織，要積極支持企業發展生產，共渡難關。

　　公益慈善事業與商業，公益慈善組織與企業，是現代文明這枚硬幣的兩個面，一面是企業、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一面是慈善組織、慈善領袖和現代公益精神。這兩者是一種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關系。兩種結合起來，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市場經濟的方向，也是人類文明的方向。

　　當今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凜冬將至，如果不團結起來，共同應對，誰也無法幸免!”人類的危機在加重，中國還有很多的經濟、社會、環境問題等待我們去解決。這個時候，唯有政府、企業、非營利領域聯合起來，才能共渡難關，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始出一個更加繁榮、美麗、有愛有溫度的世界!

　　期待我國公益慈善事業的全面深化改革，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