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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風云際會、狂飆突進。有“海上奇人”之稱的王一亭，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領軍人物。他不僅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及造詣深厚的海派書畫大家，與吳昌碩并尊為“海上雙璧”，且在金融、工商、教育、佛學、外交等諸多方面都頗有作為，尤其在慈善方面更是貢獻巨大，以億元巨資投身慈善事業，當之無愧地享有“民國慈善第一人”的美譽。
創辦慈善機構
進入近代，受西方救死扶傷、扶貧濟弱的慈善思想及慈善組織的影響，民間慈善機構開始在中國出現，并迅速發展起來。在民間的熱潮中，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商人扮演了主力軍的角色。王一亭是這支愛心隊伍中的佼佼者，他在經商成功以后，投入巨資創辦了一系列的慈善機構，開展了廣泛的慈善救助活動。
在20世紀初葉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30多年間，王一亭主要發起創立了以下這些慈善機構：上海孤兒院、中國婦孺救濟會、中國濟生會、廣益中醫院、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華慈善團聯合會、華洋義賑會、浦東醫院、上海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上海乞丐教養院、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上海收容災民辦事處、上海救丐協會、華洋救護婦孺協會……
這些慈善機構的經費，王一亭除了自掏腰包和在商界募集外，還采取舉辦書畫展、菊花會、戲劇義演、游園會等多種形式募集。
通過這些慈善機構，王一亭向寡婦、孤老、孤兒、災民發放生活補助，發放衣米幫助窮人過冬，向饑餓的流民施粥，向窮人提供免費的防疫和診療，向貧不能殮的死者施舍棺材，掩埋露尸，收養那些喪失勞動力的人，收容、教化游民、乞丐、妓女和孤兒等。
資助救濟活動
除了出資創辦慈善機構，王一亭還積極資助已有的慈善機構。由于出資金額大，有些慈善機構就請他直接主持慈善救助工作。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曾對上海的慈善團體作過一次不完全的調查統計，在調查統計的30個慈善團體中，由王一亭任主持人或第一主持人的慈善團體有12個，占40%。對此，王個簪在他未刊印的手稿《王一亭先生言行記》中，曾有這樣的評價：“凡國內種種善舉組織關于養老、植孤、賑災、放生，以致周恤貧病無告之倫，非創其始，即總其成。”
為了公平、合理、有序地施放救濟，王一亭主持制定了具體的救濟標準，即寡婦、孤老、殘疾者每月發0.5元，孤兒發0.4元，年末每人加發白米8升，每兩年發棉衣1件。按照上述標準，僅是1928—1929年的冬季，王一亭主持下的同仁輔元堂發出1升米票7100張、2升米票12259張、衣1660件;位中善堂發出2升米票4200張、衣418件;聯義善會發出1升米票10542張、2升米票6125張、衣16072件;廣益善堂發出1升米票11500張、衣356件;滬南慈善會發出1升米票9100張、2升米票10295張、衣452件;仁濟善堂發出1升米票10411張、衣694件;中國崇文會發出2升米票6700張、衣580件。如此大規模的救濟，所需巨額善款募集之艱巨，發放工作之繁巨，可想而知。
窺一斑而知全豹，在19世紀10至30年代的二十多年時間里，王一亭用在慈善事業上的資金之巨、時間之巨、精力之巨，難以想象。同樣難以想象的是，當時有多少窮人和災民得到了他主持的慈善機構的救濟和幫助，免遭饑寒之苦，甚至免于死亡。
發起賑災活動
作為上海灘上的三大買辦之一，作為滬南商務分會會長、上海總商會協理、上海商業聯合會主席，王一亭在上海商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和很強的號召力。他將這種影響力和號召力充分運用到慈善事業中，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和號召開展各類慈善救助活動，成為滬上慈善事業中最熱心、最積極、最活躍的商界領袖。
宣統元年(1909)，千里之外的甘肅發生嚴重旱災，王一亭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后，想災區人民之所想，急災區人民之所急，立即與李平書等人發起成立甘肅義賑協會，募集善款賑災，還派員前往災區調查災情。
1920年7月，王一亭與朱葆三、徐乾麟、宋漢章等組織上海各慈善團體賑濟湘、陜、閩三省災民，并任中華慈善團合辦湘、陜、閩籌賑處副干事長，承擔具體賑濟工作。與此同時，他還組織自己任會長的滬南慈善會與中華慈善團合辦湘、陜、閩籌賑處，全力參與這次賑災活動。8月17日，他又與朱葆三、徐乾麟以正、副干事長身份假“一品香”餐館邀集各界開會，為湘、陜、閩賑災募款萬余元。9月25日，他又親自主持華洋義賑會成立大會，參與該會賑濟直隸旱災的活動，親任勸募隊紅隊隊長，勸募賑款。
1926年12月和1929年1月，王一亭和施省之、關炯之、虞洽卿、馮少山、王曉籟等兩次邀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王鳳卿、李萬春等到上海義務演劇，所得票款全部用于賑災。
1931年夏，我國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16個省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受災人口5000多萬。王一亭與虞洽卿、陳光甫、吳蘊齋等滬上紳商發起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以拯我呻吟痛苦之同胞，而盡披發纓冠之天職”。經過王一亭和各位紳商、善士的共同努力，募得善款260多萬元，分賑各省災區。此外，他們還向災區運送了價值169790元的棉衣、74392元的大米、51671元的面粉和7055元的藥品。為了籌措賑災善款，他還和許世英、王曉籟等發起上海籌賑各省水災游藝大會，并協助發行慈善香檳票10萬號以籌款。這些救濟，有效地緩解了災區人民的苦難。
對于那些不是由他創辦和主持的慈善機構組織開展的賑災救助活動，王一亭也一樣熱心地參與，并盡力出資贊助。慈南在《記白龍山人王一亭》一文中曾說：“凡上海慈善事業，無不有先生名，蓋無先生之名在董事列，不足以號召也者。各慈善經費恒不裕，其所辦事業則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轉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紓其急。先生常謂‘辦慈善事業，不愁無經費，如辦得好，人自會送款子來’。有時至無可籌措際，先生常出其所作書畫，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業。”
禮金移作善款
在王一亭的慈善義舉中，最令人感動的是將自己和家人的紅白喜事禮金也移作善款，用于賑災和救助。
1915年10月15日，他在49歲時喜得長孫，孩子滿月之際，本該大擺筵席，大張慶賀，但是他沒有按例為孫子大擺滿月酒，而是勸說家人和親友，將筵資200元移作上海孤兒院經費，幫助那些失去父母，更需要關愛的孩子;1916年和1926年，他先后將自己50壽辰和60壽辰的全部壽儀捐作善款，其中60大壽收到的賀儀有大洋6000元之巨，也悉數捐贈各慈善團體，以濟貧困;1924年7月，母親蔣趙太夫人仙逝，他謹遵母親遺命，不僅向中國濟生會甲子水災義賑處捐贈大洋1000元，還將親友賻儀悉數充作濟生會賑款;1931年7月6日，上海各慈善團體聯合為王一亭父親蘭畦公和母親蔣趙太夫人90歲冥壽舉行公祭活動，正在南海朝山禮懺薦福的王一亭此前并不知曉，當他得知這個消息后，立即囑咐同人“將公祭禮儀撥作江西災賑及普善山莊經辦江浙掩埋暴露經費”。
王一亭不僅自己這樣做，還倡議和勸導自己的好友也這樣做，一起為慈善事業添磚加瓦。宣統三年(1911)二月二十四日，上海道席錫蕃觀察之父席嘏卿80大壽，他和虞洽卿、葉鴻英等倡議將壽儀移作醫院建設資金，得到席氏父子贊同;同年九月四日，普育堂董理葉棣華80壽辰，他又和李平書等倡議將賀儀移作善款;1919年11月1日，他乘聯合上海商界領袖為盛竹書慶祝60大壽之際，與朱葆三、沈聯芳、顧馨一等人安排以壽儀賑濟湖北水災;1926年1月21日和1935年1月11日，佛教界友人施省之夫婦六旬和七旬雙慶，王一亭與施氏友人及佛教凈業社同人發起將壽儀移作善款;1934年5月5日，滬上巨商兼慈善家陸伯鴻60壽辰，他與陸氏友人建議他將壽儀捐助閘北母心醫院建筑經費，得到陸氏同意，于是壽宴變成了籌募捐款的招待宴;1935年，王曉籟50壽辰和旅滬30周年，林康侯60壽辰，他又和友人發起，先后將壽金移作紹興懷嬰托兒所創辦之資和用于長江水災急賑;1936年3月29日，他與吳鐵城、虞洽卿等為寧波籍紳商陳良玉夫婦70雙慶、50載金婚和旅滬40周年舉行紀念活動，將所收壽儀全部移充善款;1937年5月2日，王一亭又和葉楚傖、邵力子等為杜月笙慶祝50壽辰，并倡議將壽儀移作復旦大學科學館建設資金。
上面所提到的這些人，都是清末民國間上海慈善事業的骨干力量。這支骨干隊伍的形成和發展，固然有著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應該也有王一亭帶頭和影響的一份貢獻。有鑒于此，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前期的中國商人是最有愛心、最富社會責任感的一代，王一亭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個典型代表。正如沈寂所說的那樣：“清末民初，上海出現不少名流聞人、商界巨子。其中最得人心、為人稱道的是王一亭。”
(節選自沈文泉著《海上奇人王一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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