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聞
2019-07-3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 本報記者 文梅
7月23日，大暑。當日北京最高氣溫達38攝氏度，太陽恣肆地炙烤著每一個奔波忙碌的行人。下午1點鐘，《公益時報》記者如約趕至位于北京市中關村大街59號的文化大廈，康曉光。
7月29日，他將發布《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這是連續第九年。
兩年前的夏天，康曉光作長文批判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出版的新書《公益向右 商業向左》中“公益市場化”的核心觀點，語言犀利、措辭激烈，一時間成為整個行業乃至社會公眾關注的標志性事件，被視為“整個中國NGO行業發展歷程中逐漸孕育生發而來的結構性問題的一次公開展演”。
兩年后的今天，對公益和商業關系的看待，康曉光依然毫無動搖——“公益追求的是公利，商業追求的是私利，而公利高于私利。”
康曉光認為，當下中國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多元化中重建主流價值，而非簡單拒絕多元化。“建構路徑、尋找方法不能只停留在紙面和書本，而是要真正把項目設計運營、組織架構、團隊成長實實在在地落地，體用打通、體用合一，讓這些有益的價值觀對行業產生有效的推動和影響。如果我們的交流永遠停滯在分析問題層面，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
《公益時報》：2011年，《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首次推出，創立目標是“見證、反思和推動中國第三部門的動態發展”。8年過去了，你覺得當初的設想是否實現?
康曉光：2011年我們推出首部《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就是想對該領域形成一種整體性和連續性的觀察和記錄，同時通過這種方式，將我們的價值觀融入其中。因為當你對這一領域進行描述和分析時，特別是你對一些典型案例、項目和人物選擇的呈現，你的價值觀已然從中凸顯。我們希望通過這些案例對行業發展現狀、趨勢等方面予以客觀分析和評論，正向引領公益行業的發展。我們的報告集中體現了三種特質：觀察、評論和引領。
我們最初開始嘗試這方面的探索時，有關“第三部門”的社會研究工作尚屬空白。當時何道峰還在中國扶貧基金會(以下簡稱“扶貧基金會”)主持工作，時任執行會長。我跟他聊起這個項目的構想，他十分贊同，覺得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很快就達成了共識：“既然做就要做得扎實，一年兩年淺嘗輒止并無多大意義，且若無一定積累，也不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力和效果。”深入溝通之后，那年我們就有了一個口頭君子協定：按照十年期的合作來開展研究工作。時間一晃就過去了，明年是我們十年之約的最后一年，總的來說，當初對這個項目的一些設想和期望還是基本實現了。至于該項目十年合作到期后的發展，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已經做了很好的安排，之后我們的觀察研究工作將不會是哪一家單獨支持，而是成為多家機構支持協助的行業性項目，即：扶貧基金會、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阿里巴巴脫貧基金會、華民基金會、和的基金會共同出資，建立一個專項基金，支持該項研究的后續發展。目前無論是項目支持機制，還是我們本身的研究、寫作和發行等多項工作，均已相對成熟，也找到了一種更好的延續方式，我覺得它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項目。
《公益時報》：相對于目前行業內其他類似的研究觀察類報告，《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有何獨到和創新之處?
康曉光：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風格和結構設計，而且充分展現出專業和嚴謹。我們并沒有加入諸如藍皮書、綠皮書系列，我覺得那些書目的整體設計，不適合或者說不足以實現我們預期的目標和功能。我感覺那種表現形式太死板，而且你會發現每年同一個章節也就是換個數據而已，但事實上，目前我們這個領域中恰恰數據是最弱最差的。
首先，從統計的角度來說，能做或者在做這件事的機構幾乎沒有。從民政部門來看，充其量也就是能找到一些社會組織、公益機構登記注冊的名錄，但他們并不統計你這個領域中就業人員有多少，活動范圍覆蓋程度、收入支出又如何等，并不像經濟類、養老類的一些行業統計很發達。要知道，目前一些其實非常好的機構并不能夠直接注冊，要么是二級機構，要么掛靠，要么直接注冊成工商企業，因而在其相關的統計系統里，你是找不到真實數據的。
正因如此，我們不想做簡單的數據置換，我們的報告一定要有深度、有思考，要接地氣，要能夠跟上這個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所以早先社科文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跟我討論，希望把它變成一個皮書的時候，我就沒有同意，我更愿意將其變成一個獨立的東西，這樣的話可以按照我們認為最合適的方式來寫。
再有就是，我們多年來一直是以一個團隊的整體工作在推動和延續這個項目，對涉及到的每一個環節都嚴格把關，所有參與項目的作者都要參加報告推進過程中五六次的編寫會，而且所有的統稿都是由馮利(編者注：《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主編之一，公域合力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一個人來完成，這種操作水準是目前業界其他同類項目達不到的。
《公益時報》：《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中列舉的所有案例機構在報告的研究撰寫過程中是否知曉自己入選?參與程度有多深?
康曉光：報告最初將這些案例中涉及的機構引入其中的時候，它們并不知情，因為每年的報告都是由我們長期固定的合作伙伴扶貧基金會進行資助支持，這里面我們沒有資金使用的負擔，所以跟這些案例所涉及到的機構溝通也很簡單——無論是前期調研、中期跟蹤，還是后期發布，我們之間的交流都很直接，就是所有的費用都是我們出，它們不用出一分錢，雙方也沒有任何商業合作的可能。盡管對方也時常很熱情地表示愿意提供一些這方面的便利，但我們有自己的工作原則，就是純粹的調研，不摻雜其他。
《公益時報》：《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案例甄選基于什么考量和標準?好像有些在行業人士看來熱熱鬧鬧的公益項目并未納入其中?
康曉光：我們觀察報告中所有入選的案例都有其獨特之處。有些案例要么是基本面做得很扎實，要么是代表了一種趨勢性的東西，甚至它是一個爭議點也可以。但這里要說明的是，我們甄選案例不會以其是否是那種在行業人士看來屬于“當年最熱鬧的事”，或者七嘴八舌都議論的事，我們就會去寫它，不是的。
還有一種情況是，這事情可能是當年發生的比較重大的事情，但是已經在業界討論得很充分了，或是就此已產生了一兩篇很好的結論性的東西，那我們也就不必再去湊這個“熱鬧”或趕這個熱點了。比如《慈善法》頒布那一年，我們的報告中并沒有專門體現，很多人就問我：“你們今年的報告里怎么沒有闡述《慈善法》那部分，這么大的事情為什么不寫呢?”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得太充分、也太多了，也有一些相對寫得比較好的東西。就當年那個時點來說，如果沒有一個充分的時間距離，不能呈現出一個整體感的東西，確實還寫不出來。原本我們是有這部分內容設計的，但后來一看，確實不能拿出比別人更扎實、更精彩的內容，最后就放棄了。我們還是希望把一些真正值得看，且看了之后有所啟發和受益的東西表達出來，這才算任務圓滿了。
就分報告和總報告而言，我們還是希望將本領域內的一些重大問題做深度觀察和解讀，這些問題不一定是眼下正熱鬧的問題，也許它就是一個長期的問題，甚至有的可能是未來的問題。這樣的特質與我們的合作機制不無關系，因為我們的合作方扶貧基金會也沒有諸如湊熱鬧、追熱點等這方面的興趣，我們自身也沒有這方面的訴求。每年的報告中扶貧基金會的案例也會收錄一二，這些案例入選的理由絕非是基于它隸屬合作方，而是這些項目確實做得很精彩、很漂亮。
今年我們的典型機構里甄選了知乎。我們認為它是目前民間輿論發揮較好的一個平臺，而且它又和最新的技術潮流和網絡社區結合在一起，再者它自身運營特別成功，利用虛擬空間研發的一套治理機制非常巧妙，通過這套機制自動產生意見領袖和平臺內部不同板塊的管理者，公開、公平且透明地推選新人，淘汰不能勝任者。無論是話題的甄選、討論的深入以及管理者的產生，都是一種高度的民間自治，代表了一種頗具前瞻性的民間世界的運行規則，真正體現了第三部門的內涵精神——這是知乎之所以入選《2019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的原因，盡管它并非公益組織。
《公益時報》：今年《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已經是第九個年頭了。根據你的梳理和總結，你認為這9年來中國社會組織發展及公益慈善行業的變化如何?
康曉光：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近年來對社會組織的認知和觀感變化也較大，對能夠助力政府工作的層面，不僅給予寬松的政策傾斜，還積極投入大筆的資金扶持，這對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當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另一方面，管理力度也空前嚴格，可謂“兩手都抓，兩手都硬”。
就企業而言，如今講“如何做公益、如何踐行社會責任”是值得開口一說的事情，若單單說自己賺了多少錢、完全不講企業社會責任好像已經很是羞于開口了。因而目前企業界以及資本對公益的滲透也影響巨大，對相應話語權的壟斷和爭奪也是非常厲害的。
社會公眾對公益慈善的認識也比過去要友好得多，同時，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使得公益的生態環境有了質的變化和飛躍。當然，凡事總是利弊兼存，但總的來說，互聯網對公益的影響還是正向的更多一些。
《公益時報》：以上更多的是外在因素的變化。就公益慈善發展本身來說，比如內因方面的變化，你的觀察是怎樣的?
康曉光：公益慈善行業發展的多元化在這近10年間表現得異常突出，碎片化特質也十分明顯，整體感幾乎沒有了，再就是缺乏一種確定性。從本質來說，目前理想和激情在這行業已然沒有什么作用了。上世紀90年代，促使和推動人們進入公益領域的是強烈的理想主義和追求、興趣，但最近十年一個特別大的變化就是這些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它更多的是成為一個提供飯碗的空間，所謂的為“稻粱謀”。現在大家講的更多的是專業、績效，培訓的時候也多是大講KPI、市場化、商業化這些東西，真正屬于社會領域的東西越來越少了，“衙門化”和商業化氣息越來越重，責任感越來越少。
舉例來說，目前社會組織已經超過83萬個，基金會已經超過7300家。2018年社會捐贈額，社科院有關方面的調研預估是1128億元，民政部統計數據2018年我國各類慈善捐贈達到754.2億元。那么，誰敢去做這么一項研究——假設這個領域每年支出上千億的話，那么這上千億是怎么用的?有多少錢是自娛自樂自嗨了?有多少錢真正投入到解決社會問題了?比如一家機構成立之后勢必要租房、招人、培訓等，社會組織的自我消耗到底達到多少?如果現在的社會組織死掉一半，究竟是社會的災難還是福利?所以你讓我評價這個行業最近十年有什么變化，我只能說它很熱鬧，至于說它究竟有無發展進步，這我真說不清楚。
《公益時報》：聽你如此論述，行業人士難免唏噓質疑——作為研究公益慈善的專家，你對該領域的評價竟然如此消極?或者說不夠積極正面?
康曉光：那可能是我表達得不夠精準。我是說相比較上世紀90年代而言，現在的社會組織留給我的就是這種印象。當然，目前有些社會組織確實是下沉到基層了，給一些社區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這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我始終認為，作為第三部門，中國社會組織最重要的功能并非提供這種類似社區專業服務的東西，而是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為什么你會覺得我對這十年來行業領域的發展評價并不高，甚至會有些偏負面，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十年這個領域內有些原本特別寶貴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大量的組織并非為了某一個理想或者夢想而發起創立，然后去行動，更多的是為了飯碗。它們意識不到自己真正的價值應如何體現。
《公益時報》：你是說有些行業人士“以為的”自身使命和原本應該擔負的使命之間認知不匹配?
康曉光：完全不匹配——在今天，熱鬧的公益不等于好公益，好公益也不等于熱鬧的公益。比如說現在公益機構一排名就拿籌資額來比，籌款厲害的機構就一定等同于優秀的、項目做得好的公益機構嗎?公益機構為什么存在?你不是為了籌款而存在，你是為了做事情而存在——你做了什么事、你做得怎么樣、你給社會和公眾帶來了什么，你改變了什么，這些才是最根本的。現在行業里沒有人講這些，大家都在講資金、手段和目的，而非注重社會實效。公益組織如果都拿這些沒用的東西來攀比，那就是歪風邪氣。
《公益時報》：但這時候公益組織也會反駁你說：“如果籌不到足夠的錢，我們又拿什么去做事呢?”
康曉光：這個沒錯，你是需要籌錢。但你憑什么籌錢?社會公眾為什么要給你錢?籌錢不是目的，做事才是目的。哪條法律法規說你作為一家社會組織出現了，社會就應該保障你充足的資源去支持你做事，誰規定你就不能沒飯吃，誰說你就不能倒閉?十個社會組織做公益，最后社會選擇兩個存活發展，剩下八個餓死倒閉，我認為很正常啊，誰說就一定要保證這十個都衣食無憂地活著?
《公益時報》：你是強調公益人職業心態的端正，不應自帶某種光環和標簽嗎?
康曉光：不要混淆公益組織做“公益”的概念，它就是這個公益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就其工作特質而言，它和其他工種沒有什么不同，干一天拿一天的錢，和你在企業、政府或者其他機構工作沒有任何區別。可不是說你在公益行業工作，你就在做公益。這和捐贈100塊錢做公益或者拿出業余時間做志愿者去做公益完全是兩回事。有些公益從業者所謂的“我的這份職業就是在做公益”的那種膨脹情懷是哪里來的，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我曾在國外訪問的時候多次問過同一個問題——為什么要選擇做公益慈善這份職業?對方聽了之后第一反應總是很詫異，因為他們覺得不能理解我為什么要這樣問。當然，隨著交流的深入他們很快也就明白了，答案基本都是一樣的——做公益慈善工作與其他行業的工作沒什么區別，如果有未來發展和薪資待遇更好的機構，他們不排除隨時轉行或跳槽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