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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隋福毅
要不是新冠病毒的來勢洶洶，或許《野生動物保護法》不會即將迎來修法的這一刻。
2月24日，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全國人大法工委已經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決定擴大法律范圍，加大懲治力度。
雖然，《決定》并不是法律，但《決定》同樣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這也反映了我國全面禁食野生動物以及建立全新野生動物保護制度的決心。不過，野生動物為什么吃不得?我們現有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改些什么?剛剛出臺的《決定》又反映了哪些動向?針對這些問題，《公益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周晉峰。
為什么不能吃野生動物?
與SARS病毒一樣，新冠病毒的來源又將矛頭指向了野生動物。而這一次，同樣慘痛的教訓讓我們不得不重視食用野生動物的危害，畢竟17年的時間并不久。
但自古以來，我國民間便流傳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諺語。這個說法告訴百姓要依靠自然，就近獲取生活及生產資料。但隨著物質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野味吃的不再是便利和因地制宜，更多地可能是獵奇心理。
可是，為什么當代人對病毒更易感呢?
“在以前，某村子或者聚落以打獵為生，并不能證明野生動物沒有攜帶病毒。這是因為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人和周邊的獵物之間存在著共生關系，獵戶會產生抵御某種病毒的抗體，而不會形成明顯的危害。但現如今，隨著地區間運輸難度的降低，市場上流轉的野生動物來自全球各地，這也為病毒的‘著陸’提供了可能性。”周晉峰解釋道。
“其次，野生動物在生態系統中與細菌和病毒互為食品，互為依托，互為棲息地。它們在遷徙和移動過程中會攜帶大量細菌和病毒，但都可以和平共處。可是，這些病毒可能對人類是致命的。并且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變異。一次基因變異就可能出現適合人類傳播的病毒，這是不可控的。”周晉峰補充道。
《決定》一出臺，便被譽為史上最“嚴”禁令?！稕Q定》明確指出，全面禁止食用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以及其他陸生野生動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
此條規定，將人工繁育和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也一并劃為禁食區域。這不禁引發疑問——經過嚴格的檢疫驗證之后，養殖的野生動物也不可以食用?
“我們現有的檢疫只能面向目前已知的病毒，而面對未知病毒，我們根本沒有合適的工具檢驗。”周晉峰說，“更重要的是，市場并不會對馴養繁殖的種群和真正的野生種群進行區分，有不少所謂的養殖者‘掛羊頭賣狗肉’，以捕獵野生動物為主業。”
從“非典”到新冠病毒，讓我們認識到了食用野生動物對人類生命安全的威脅性。但在周晉峰眼中，禁食野生動物的意義絕不僅是為了守護人類生命安全，還為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以及人類棲息地的保護。
人類棲息地由各物種棲息地共同組成
多年來，周晉峰一直在推進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工作，并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在采訪過程中，周晉峰也提到了野生動物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關聯。
“《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的目的應是生物多樣性保護，這是毋庸置疑的。而生物多樣性又包括三個層次：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棲息地的保護。”
“基因多樣性的消失是我們面臨的極大挑戰。當保護某一物種時，不少人會提到人工養殖和繁育的方式。但人工養殖一般是通過統一繁殖的方式，這個過程缺乏基因的多樣性。通過養殖放生的動物在整個生態系統中基因單一，其抵抗風險的能力也會大大降低。”
“物種多樣性的保護要求我們對動物、植物、微生物都要保護，而且并不是數量少的動物需要保護，數量多的動物便不需要保護。這種觀點是極其落后的。”
“第三個層次是棲息地的保護。我們要清楚，人類賴以生存的棲息地是由各個物種棲息地共同組成的。保護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實際上也是保護我們人類自身的棲息地。” 周晉峰說。
世界滅絕動物墓地近幾個世紀以來，全球滅絕的野生動植物種類數以千計。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統計的數字表明：目前，5%~20%的脊椎動物和樹木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物種滅絕的速度正以百倍速度增長。經粗略測算，400年間，生物生活的環境面積縮小了90%，物種也減少了一半。
在周晉峰看來，生物多樣性受到威脅與工業文明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而且現階段正面臨著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重要變遷。“工業文明與市場機制為人類社會帶來了顯著的貢獻，改變了我們的物質生產方式，創造了巨大的物質精神財富。但這種文明也導致了對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的破壞。我們必須從根本意識上接受生態文明的重要性。”周晉峰說。
“修法”要修什么?
中國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核心由1988年第一次通過。其后，該法歷經2004年、2009年、2018年三次修正和2016年的修訂，但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周晉峰表示：“首先，我們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指導思想不明確。它設置了合理利用野生動物的各種條件，例如，允許科研、展覽等目的為主的馴養繁殖，讓《野生動物保護法》變成了一部‘野生動物利用法’。我建議，《野生動物保護法》全面修改，應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以生物多樣性保護為基本目的。”
“其次，執法力度和監督要明確規定。之前，我們國家通過發放馴養繁殖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準許人工繁殖的野生動物進入市場，但發放許可證的標準較低，也被很多捕獵野生動物的行為鉆了空子。我認為，類似于醫藥和科研等用途還是需要派發許可證，但這個標準必須提高到國家級，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生物與科學倫理委員會’，并確保有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的充分參與。對于野生動物的馴養和繁殖，應經過這個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并要有公眾參與機制、公示程序。”
“在公共監督方面，應該允許社會組織開展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現行制度下，若有關部門的個別人存在嚴重違法行為，很難得到糾正。但如果社會組織得到授權，對行政人員不履職不作為或以行政機構名義做出的錯誤決定進行起訴，會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另外，我們需要給予人民群眾真正的監督權利，野生動物領域也可設置類似于‘見義勇為’的榮譽獎項，給積極行使監督權的群眾支持。”
“最后，還需建議確立追究和責任機制，對存在違法行為的人員進行懲罰。如果不建立追究機制和責任機制，新法律很容易變成一紙空文，丟失其應有的效力。”周晉峰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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