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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剛剛過去的這個國慶長假，公益圈并沒有“放假”，一場關于“公益是否能零成本”的論戰在網上展開，對戰的雙方是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鋒和溫州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登記服務中心主任蔡建旺。由于二人所處的位置分別代表草根公益和行業管理部門，并且在公益圈都有一定的知名度，這場論戰迅速引起了圍觀，雙方支持者數量甚眾，難分高下。
這樣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何以再次在公益圈引起大規模的討論，并且到今時今日也并沒有定論可言?恐怕還是國內公益行業的不成熟所導致。
那么，“公益零成本”，它背后裹挾著什么樣的一些問題，我們不妨把這次討論的雙方分為“馮派”與“蔡派”，好好地觀察一番。
先說成本本身
馮派：“社會上有很多公益人，是可以經常性地為社會免費做點什么。但免費不等于不需要成本。免費只是此人自己把費用吞咽到肚子里，自己消化了而已。如果真金白銀地計算起來，其實，成本都是極高極高的。”
蔡派：“并不是所有的成本都值得強調。人們花很多時間、交通、財務成本，就是在于他要折騰的勇氣、尋找的快樂、參與的價值。公益行業還有另外一個名稱是志愿部門，既然是志愿選擇，把所有的成本都一筆一筆拿出來算，你的道德優越感呢?”
正如走路需要消耗能量，做任何公益當然都需要成本，只是承擔人不同。
如蔡建旺所說，“公益無非就是社交平臺、價值平臺和創業平臺”。志愿者愿意投入自己的時間、物質去參與，以獲得精神收獲，但如果是有組織的志愿者活動，依然要有機構承擔志愿者組織、培訓、補助等成本。
當然，許多成本我們可以選擇不強調。“對于機構而言，本身沒有額外的成本支出，那就是零成本。”從學術定義的角度來講，所謂的“零成本”大概是如此吧?
馮派：“某種程度上說，公益組織為了試圖解決社會問題、環保組織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其真正所消耗的社會成本，可能比政治、軍事、商業要高得多。”
蔡派：“如果公益真正成為一個行業，行業有行業規矩，專業化專職化訴求比較高。他們拼的就是產品，拼的就是人才，拼的就是營銷，拼的是客戶需求，等等。當然，同樣會拼公益的成本。試問，企業會說，我需要高成本嗎?試問，會有組織和公益從業者會高呼：我們拼的是高成本?”
昨日，在公益慈善學園討論會上，一位USDO自律吧同仁說：“商業的低成本是以剝削和污染為代價的，公益就應該用高成本把這些彌補回來。”對于這樣的理論，可能許多人表示不能茍同。盡量追求低成本、高效率是所有工作應有的職業道德，但首先，公益行業得先達到正常的待遇水平，再談節能。
再說漲工資的事兒
馮派：“我相信公益人士完全能夠‘守得住清貧’，但公益人士本身不該清貧。他們的價值確實未必完全要在金錢上去得到全面體現，但社會對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士，幫助其‘過上體面生活’的基本信任和基本支持，總還是要有的。否則，如果公益人士本身又成為社會救濟的對象，那么，我們的公益行業還怎么可能有興旺繁榮的希望?我們的社會公益難題怎么可能有人舍生忘死地去參與解決?”
蔡派：“剔除公益志愿精神外，社會組織包括公益就是一個簡簡單單行業，跟企業一樣，沒有太多的優越，只有生與死兩條路選擇。現實是更多公益機構選擇了不死不活的狀態。”
爭論雖激烈，但有一點是共識：專職公益人需要體面的工資收入。那么工資怎么漲?先不高談闊論，理論上來說，機構員工要加工資，當然是找機構負責人要啊。如今公益圈大體是下面幾個狀態：公益從業者自己都覺得做公益不好意思要求漲工資，就沒有了下文;負責人哭窮發不起，工作人員也能理解，此為愿打愿挨;負責人哭窮發不起，工作人員另謀高就，機構重新按此薪資聘請員工，循環往復。
包括馮永鋒在內的很多業內人士，都有一個態度：理想不能當飯吃，老板的理想大餅更不能喂飽自己，讓員工低工資、沒社保、多干活，這樣的機構難發展。如果機構負責人真心想給員工吃點好的，那么，錢從哪兒來呢?
馮派：“草根公益行業，和過去很多政府機關下屬的‘事業單位’有點類似，工資不太高也不太低，長年保持相對平穩的狀態。但草根公益行業比事業單位又要差一些，因為‘灰色收入’、‘紅色收入’、‘黑色收入’幾乎都沒有，只有硬工資和一點五險一金似的標配福利。”
蔡派：“社會組織包括公益組織可以并且只有走市場化道路，才會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譬如社會組織包括公益組織是非營利性機構，但可以盈利和贏利，它們同樣需要產品，需要客戶需求，需要成本，需要品牌營銷，需要人才集聚，需要公信力建設，需要資源重組。”
對草根機構來說，可以來自基金會、政府購買、企業/個人捐贈、自掏腰包。那機構負責人會不會向這些對象提條件呢?不一定。今年7月份益寶計劃發布《中國公益從業者保障狀況專題調研報告》時提到：在申請項目的時候，自己主動提出要人員經費的只有一半。另一半不主動的，就要等資助方的意見。可見，這樣一個合理的要求，也不是誰都敢提。
不管提沒提，最后拿到沒有?數據顯示，僅有15.1%的資助項目和12.7%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提供了較為充足的人員經費，68.9%的資助項目及55.6%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中提供的人員經費不足或嚴重不足，還有16.0%的資助項目以及31.8%的政府購買服務項目中沒有獲得任何人員經費支持。同時，僅有1.7%的機構獲得了較為充足的人員保障支出方面的定向資助，67.2%的機構沒有獲得過定向用于機構人員保障支出的外部資助。這個調查采集樣本有限，但數據仍有一定代表性。
另外，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但草根機構去爭取企業支持的并不多，故作清高、妄自菲薄的都有，企業拿不到捐贈發票也是重要原因。這就是蔡建旺所說“清貧是件多么矯情的事!”其實扎根社區的小草根與很多企業有著相同的服務對象，有天然的合作基礎，不去嘗試怎么知道談不成。
難以逾越的“客戶要求”
馮派：“我的想法很簡單，事情都得人去做的，有了工資，90%的事情就可能做成。因此，做事情的人當然需要從做的項目里領取相應的報酬。否則就是奴役或者盤剝。一個人能做多少事，在公益行業呆久了，自然就會有些清晰。一件事值多少錢，社會上也基本都有定價。按照社會的相應行業的定價去走，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偏離。”
蔡派：“我贊同，公益項目必須把人力成本預算在內。問題是基金會或者客戶(包括政府部門、公眾、直接服務受益者，等等)會買單嗎?”
雖然公益機構的服務對象是受助人，但一般說到客戶，還是指捐贈方。那么捐贈方的意見和要求對基金會來說當然是要尊重的，有時候甚至是害怕的。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天津爆炸事件”捐款，許多機構聲稱此次捐款不扣除任何管理費用。設身處地地想，哪家公益組織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這個時候向公眾強調人力成本。這就是蔡建旺所說“零成本是客戶需求”，我們要改變的是客戶認知。
這也是許多公益人、媒體人一直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反復向公眾傳達的：公益活動需要人力物力成本，公益從業者也得吃飯，適當收點管理費很正常。
政府需要從認可到行動
馮派：“‘政府購買服務’是危險的，一是把政府本該自己做的業務，以支持公益組織的形式推脫給了社會，其實是購買了協管員、服務公司。二是讓社會組織以為，除了政府購買之外的所有業務，都是不能探索、不可經營的。其實，政府再怎么購買，其業務量，也只是公益大系統中極小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還是得靠社會公眾自身去擔當。”
蔡派：“在這樣變革時代，國家應該重新審視社會組織國家戰略定位和能力建設，國家在公益領域的所做的遠遠不夠。這些年，各級政府確實在改觀，現實依舊殘酷。”
業內經常提到的還有“公益項目難以評估，隱性價值無法體現。”但說老實話，即便是純服務性質的項目，即便沒有第三方評估，項目做了兩三年，效果好不好，怎么會看不出來呢?
舉個例子，“地球村”在重慶山區開展的針對服務留守兒童的“樂和家園”項目中，部分村落的留守兒童情況是非常嚴重的，有的村落兒童幾乎100%留守，嚴重個案也不少見。畢節留守兒童自殺后，當地官員重視的同時，其實也慶幸駐村社工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這個項目是非常認可的。但提到項目到期后怎么辦，能不能政府購買、形成常態化時，便沒有具體細節了。政府支持的意向，還望化為行動。
如果只靠10%的管理費包攬這其中一切費用，顯然也是不合理的。
最后，別嫌第三方評估麻煩，別嫌項目報告要求太高，別嫌企業捐贈要求多，別覺得別人搶了自己項目，別不好意思跟老板提工資。當這些都成為常態，大家不再大驚小怪，這個行業就正常了。
“自然大學”發起人 馮永鋒
蔡先生有三個觀點。第一，中國的公益要發展，必須仰仗“國家戰略的轉型”，國家不下令，中國的公益沒基礎，更沒前途。第二，公益人士哀嘆自己工資低，是自己本身的市場價值不高。第三，公益事業是由志愿者來完成的，不需要職業化，因此，不僅社會處處是公益人才，而且幾乎不需要公益成本。
公益是公眾的事業
任何社會，都是社會生態系統為大，政府只是其中的一個生態群落。而公益是當公眾回歸人性的時候的自覺和本能，因此，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在每一個階段，都可能關注公益，參與公益，支持公益。
如果說我們觀察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的公益史，我們不得不承認，恰恰是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了民間自發的公益熱情無法凝聚成型。這干預包括兩個方面，一叫代理，政府出面成立的各種“公益組織”，試圖把公眾的所有公益通道都全權代理了。二是壓抑，除了政府指定的公益路徑，公眾一概不得自發地表達自己的公益之心。
我想，我們還是回歸公益的本性來看問題，少說一些政府，多談一些公眾。這樣，社會才可能回歸社會，政府才可能回歸政府。
如何看待公益組織市場定價
當前，有一個很危險的現象，就是很多人粗暴地用市場經濟的所謂規則，衡量公益組織的價值，尤其是民營公益組織的價值。“你們得不到市場的正確定價，說明你們本來就沒什么價值可言。”
理論上說，政府購買服務，是公益組織拿著政府支持的資金，去解決公益的某個需求。企業購買服務，是公益組織拿著企業支持的資金，去解決公益的某個需求。捐贈人“委托”服務，是公益組織拿著捐贈人支持的資金，去解決公益的某個需求。在這里，政府、企業、捐贈人，本質上都屬于“公益的助成者”的角色。
但是，可惜的是，政府購買服務的時候，公益組織把政府當成了服務對象。企業購買服務的時候，公益組織把企業當成了服務對象。這時候，公益的需求，反而成了公益組織的“業務助成者”。
公益有極強的探索性，因此，有很多的先行者。先行者往往是孤獨的，是無法被社會正確定價的。而先行者的價值往往是最大的。當一個社會在先行者最需要的時候，無法給予最及時的響應和支持。中國的好多草根組織，在我看來，都是中國公益界珍貴的先行者，中國公益最重要的脊梁。他們可以得不到社會的“購買”或者說正確定價，但他們肯定是中國公益業的無價之寶。
公益組織的定價不可能簡單地由是不是得到政府扶持、是不是得到企業追捧、是不是得到基金會資助來作為標榜。眾籌時代、公益社會化時代，給了這些陳舊的標準一記響亮的耳光。眾籌時代，公眾成為公益從業者的“真實定價標準”。我們都應當相信，公益職業化的潮流下，公眾最率先支持的，一定是每個職業公益人的“中等偏上的工資”;其次，是這些職業公益人的“做事成本”。
“公益職業化”是大勢所趨
越是公眾對公益有強大的支持和意愿，我們越要承認公益的真實成本，越要盡快在公益的空白點做好團隊和業務的布局，越要給更多愿意把公益當職業的人提供良好的工作引導和“社會保障”。
志愿者三個字，確實容易讓社會產生誤認，以為公益行業需要的只是志愿者。或者以為志愿者能解決公益行業的一切問題。
某種程度上說，一個地區志愿者的水準，與當地公益組織的職業水準，成正比。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地方，缺乏足夠量的公益組織全職從業者，那么，這個地方對志愿者來說，吸引力不會很強大，可持續性也不會很長遠。
也可以這樣說，一個地方，越多的人愿意成為公益志愿者，表明此地公益組織需要開發越多的產品和服務。也就需要越多的公益全職人員能夠把這些產品和服務高質量地、穩定地、多方位地輸送到社會大市場上。
最后，我還是總結一下我的觀點。
一是公益肯定要職業化，從業人士肯定要得到“過上體面生活”的報酬;二是民營公益組織是中國公益的主體，必須加快向公益空白點擴張;三是政府和企業都只是公益組織的追隨者和服務者，公益組織越強大，政府和企業的協作通道才可能越豐富;四是當所有的人都能夠順暢地回歸人性，社會的公益暗流才可能成為明流。當公益組織無所不在，公益志愿者也就有了同鳴共振的那根琴弦。
對社會組織的認知，學術界有很多理論和高見。事實上，環境已經有了，唯一遺憾的是社會組織國家戰略定位和能力建設沒有得到高度認同。如果沒有很好解決、落實社會組織國家戰略定位和能力建設，春天依舊遙遠。
從市場經濟角度審視
這些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外，民辦教育、醫療、養老、文化、科研機構等加入到公共服務的提供。公共服務領域乃至社會建設領域的投資、產品、消費，必將成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增長點和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注意到在教育、醫療、養老、公益慈善等公共服務領域，人們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和對公平公正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辦教育、民辦醫療、民辦養老、民辦科研、民辦公益慈善和社工機構的涌現，以及高質量、高標準的各類優質服務產品提供，已經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形成蝴蝶效應。原有對社會組織認識中，社會組織主要分為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這些隨著公共服務領域和社會建設領域應運而生的組織，絕大多數屬于民辦非企業單位，或者是很多人在議論的社會企業。
社會組織本身就是實體經濟，或者說是市場經濟另一主體，社會組織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提高到這樣的高度和認知，社會組織必定成為地方政府全力支持發展的對象和方向。
從創業創新角度審視
創業創新的核心就是就業問題。國務院在2014年出臺了《鼓勵大學生到社會組織就業的意見》，釋放了一個相當利好的消息。但到目前為止，相關的優惠政策和配套政策沒有出來。
此外，檢驗一個行業有沒有生命力最好的標準，是各類人才對這個行業的關注度和“獻身度”。雖然，民辦教育、醫療、科研以及全國性一些支持性系統的社會組織集聚了大量的人才，但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在中國社會組織就業的認可度還是不夠的。當然，薪金、職業愿景、行業發展等等支持系統需要更健康發展。沒有人才支持的社會組織，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從民主建設角度審視
從單位人的退位，到社會人走上前臺，市民社會精神一直在張揚。這中間，社會組織發揮重要作用。但社會組織與政府組織、市場組織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全方面的差距。
可喜的是，政府悄然意識到社會組織的重要性，社會組織不是政府的附屬機構和創收實體，是平等參與社會治理的合作伙伴。政府繼續“瘦身”，結合機構改革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向社會組織放權，將社會組織培育成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重要力量。
(原題為《重新審視社會組織國家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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