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北平的養老救濟實踐

　　20世紀30年代，由于養老金和退休制度尚未普遍建立、戰爭及災害頻繁，北平市老年貧民的流離失所、孤苦無依逐漸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如果說以往對于老年貧民的社會救濟帶著濃厚的“施惠”“憐民”色彩，那么20世紀30年代的養老救濟則開始具備一定的政府責任意識。北平市社會局救濟院與民間力量發起的各種養老院所相輔相成，成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福利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養老救濟實踐不可或缺的參與主體。盡管由于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局限，這一時期的養老救濟事業還存在著種種缺陷，但其對維持社會秩序、保障戰亂時的民生還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官辦救濟院成立殘老組

　　與此前主要以民間力量興辦的善堂善會為主的救濟設施構成相比，這一時期由北平市政府主導的救濟設施有所增多，同時面向孤寡老人和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的救濟設施也開始趨于制度化。

　　一、殘老組及其養老設施

　　1934年6月1日，經北平市政府批準，由原第一救濟院、第二救濟院、婦女救濟院、第一習藝工廠、第二習藝工廠、乞丐收容所等處改組成立北平市社會局救濟院，院址設于宣外教子胡同前第一救濟院舊址，由龔齊振任院長。其下設工務股、事務股、營業股，統一管理北京社會救助事務，成為北平市政府救濟機關正式建立的標志。1934年8月頒布的《北平市社會局救濟院章程》規定了救濟院救濟對象，即市內貧苦殘老及無依之男女兒童暨不愿為娼之妓女與被虐待之婦孺等。同時，救濟院將前乞丐收容所改為殘老組和感化組，“以原來之第一救濟院改為北平市社會局救濟總所，附設收容部，收容部下之感化、殘老兩組，仍設燕翅樓乞丐收容所原址”，提出“其殘老者養之”，從而與其他救濟機構得以區分開來，管理開始趨于規范。

　　殘老組收養的老人，或無子女家人，或身體孱弱。為充實、方便老年人的生活，救濟院內設教室、工作室、游戲場、寢室、食堂、浴室等生活設施。衣物上，收容老人衣著以蔽體、保暖、整潔為主。凡收容者，每年發給單、棉衣各一套，棉鞋、棉被各一雙(套)，棉襪一雙;食物層面，則以能適合老年人咀嚼、果腹的清潔食物為主，并注意個別的營養。早餐有小米粥，午、晚兩餐為玉米面窩頭，佐以菜湯、咸菜。每周一、三、五早餐為白面饅頭，逢年節增肉食一餐。患病者可以大米、白面調攝。與此同時，除了涵蓋衣和食的“養”，“醫”也是老年救濟必不可少的要素。救濟院設有養病室，“每春夏兩季，為全體收容人員預防白喉、猩紅熱、霍亂等病注射，其有患重病及傳染者，分別送入市立、中央、協和、傳染等醫院免費診治”。此外，《北平市社會局救濟院章程》第二十一條規定，收容人死亡，由院通知其家屬備棺承領;其無家屬者，由院棺殮抬埋。“隨時電知第一股，然后由該股函請地方法院檢察處派員檢驗，發給執照，購備棺木，飭役掩埋于本院墓地，樹立石碣”。

　　二、收養程序

　　查閱北京市檔案館現存資料可以發現，孤苦無依的老年人經由“社會局票交收容”“各區屬函送”“慈善團體介紹”“自投請求救濟”“家屬送請教養”五種渠道才可以進入社會局救濟院。在救濟收容程序上已具備了現代養老機構的特征和功能。

　　從北京市檔案館查閱的老年救濟申請書及批復的公函件材料來看，1938年1月至12月期間，被收容的老人主要以女性為主，年齡分布最低者是50歲，最長者為80歲。“自投請求救濟”者由請投者自行填寫申請書，申請內容與實際情況相符并由社會局派出巡官核驗合格后才能入救濟院。例如，巡官楊永志奉派調查崔董氏呈請赴救濟院收養一案，“遵即赴西城成方街西口外百子胡同五號系崔董氏之內侄董乃溫之家寄居，調查該氏確系年老貧寒無力生活，情愿入院以求生活舖(鋪)保，亦核對相符理合呈報”。“各區屬函送”則由警察局發送公函致社會局轉交救濟院，“內一區警察署函送關(關)田氏年老無依請安置一案到局，訉據該氏供稱孤身一人，僅有外孫女婿英姓住抽屜胡同曾供給伊生活。現其停止供給無所依附，請安置。”其他情形在此不再贅述。

　　三、“教養并施，老有所安”的管理方式

　　一方面，“救人救徹”這一救助理念開始在政府行動中得到一定貫徹而非局限于以往單純發放衣物、貸款及開設粥廠和暖廠等此類臨時性的救助行動。如提出“救濟殘老，并不在提供衣食，使有所終，就算盡了最大的義務，乃是如何使‘殘而不廢’‘老有所安’”等等。

　　另一方面則是由過去的“重養輕教”逐漸轉向“教養并施”。救濟院一般向老年人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課程，并根據體質情況設立操作室，實施技能調練，盡其所能予以生產操作，所得收益用以補助經費和改善老人生活;與此同時，注重“因材施教”及“因人施助”;年老人員也不用接受文化教育，僅要求每日接受管理人員訓話，給予一定精神慰藉。對于因種種原因未能“懸鏡婚配”成功的婦女，令其學習一門技藝以便謀生：“年老、丑陋，擇配困難之婦女，現在收養者，為數亦不少，擬使彼等學習普通技能之外，專習某種工藝，以便將來得以糊口”。

　　私立養老院的補充發展

　　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私立養老院類型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清朝開設的暖廠、粥廠演變而來的養濟院，如公善養濟院和利仁養濟院(鑒于二者共同的創辦背景、運營風格，且董事均為惲寶惠，故本文僅以公善養濟院為案例進行分析)等;一類是由英美基督教教會、旅平外僑人士等開辦的私立養老院，如北平老人院、華北協會養老院等。

　　一、由暖廠沿革而來的公善養濟院

　　北平市公善養濟院可以追溯至創辦于光緒年間的公善暖廠，其于光緒三十年改為養濟院。1934年9月，公善養濟院在社會局備案時便以“輔助官力之所不逮以為維持久遠之計”為其宗旨，以收容老年貧民為主要事業。其主要體現為以下幾方面特征：

　　一是組織架構較為簡單。1934年發布的《北平市公善養濟院簡章》明確規定了董事會的組織架構：董事5人，并從5人中推選1人為董事長，且須滿足“在本院捐助財產者”“在本院著有勞績有長久歷史者”“辦理慈善事業卓有成效者”其中之一者才有資格進入董事會。董事會內設管理員僅1人，月薪15元，由管理員“承董事長之指揮”管理全院日常事務，監察夫役勤惰并有無虐待情形。對于職員的績效考核每年分別于6月、12月由社會局進行。

　　二是養老設施以一定數量的房產和地產為主，經費收入主要源于每月房租或地租。養老設施層面，公善養濟院當時共有“瓦房49間，灰房41間”，主要區分為辦公、存儲、貧民居住、廚房、養病室及廁所等處。但由于經費短缺、戰事影響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用于收容老人的宿舍居住條件較為簡陋乃至“查該院貧民宿舍多有不合衛生之處”。經費來源層面，“由創辦人捐款購置地30余畝房80余間約值大洋4000余元為該院基金。每月收房地租金一百三十余元為該院經費。現在工作除制鞋底一科外別無工作”。由于不接受募捐，沒有官辦經費支持，每月經費僅百余元。

　　三是養老救濟事務主要以安老即保障老年貧民的“衣食住”為主，“常年收養無告殘老”。居住方面，“貧民住室每間不得過五名，時常灑掃并施消毒藥水”，并于冬季在屋內設煤火。飲食方面，《北平市公善養濟院章程》第四章第4條明確規定，“每名每日小米飯二餐，熬菜二碗;逢年節日，每名饅首一觔、豬肉半觔。每人每日用小米1斤，每日小米飯2餐，湯菜2碗”。除此之外，公善養濟院也負責孤老貧苦人員的掩埋等善后事項，“1934年7月至12月，半年內身故者4名，由本院借棺葬于本院義地內”。

　　二、由基督教教會及外僑創辦的私立養老院

　　由其他民間力量創辦的養老院主要以由基督教教會創辦和由外僑創辦的兩類養老院為主。前者以華北協會養老院、北平老人院及婦女養濟院為主要代表，后者中典型的有旅平外僑婦女創辦的以收容老年婦女為主的甘雨胡同養老院等。華北協會養老院以“收養年逾六旬之老人生時給以衣食，死則為之棺殮埋葬”為宗旨;北平老人院專門收容沒有妻子的鰥夫或沒有子女依靠的貧窮老年夫婦;婦女養濟院則僅收容60歲以上的貧窮婦女。

　　與公善養濟院依靠房租地租收入為續的方式不同，此類養老院經費大多源于自籌，收容人數也極為有限。華北協會養老院既無基金又無固定收入，每年經費悉由董事會負責捐募，自其創立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在同福夾道及圣公會等處借屋使用;甘雨胡同養老院創辦基金約1萬元，此后每年經常費為3000元，均由外僑人士捐助;北平老人院經費大部分要依靠教友捐助或由歐美旅平之婦女籌集;位于東城蔣家胡同六號的婦女養濟院“其經費之來源，完全由于募集，而美國之富斯女士，自美國募化者，每歲亦為不少”。《華北日報》曾對婦女養濟院收容情況進行報道：“只能以百人為限者，一是由于院內房屋數量有限，一是經費不裕，不能再多事容納。”

　　養老設施的設置依據創辦宗旨、收容對象年齡性別差異體現出不同風格：例如由基督教徒創辦的華北協會養老院“每周一次請圣公會牧師來院講道。星期日，老人赴教堂禮拜，每日供給飯食，常年供給被服衣物及洗澡剃頭等項”;婦女養濟院則由于收容婦女之間易于開展互助活動而在照顧上能夠更細致，“年紀較輕行動靈敏者與年紀高邁視聽不敏者共同居住，以便相互照料。令其各就所長，予以相當工作，如縫衣、鈉(納)鞋、灑掃等”;飲食上則除了每日兩餐玉米面窩頭外，“每星期六日還可以吃白面饅頭一頓，每月犒勞素餡水餃一次”。

　　管理方式上表現為家長制的集中管理特色。例如華北協會養老院院長由董事會委任，且“一切日常事務統由院長一人單獨處理”;北平市老人院則由衣服股、飲食股、收容股、醫藥股和調查股五部分構成，并設院長一人進行日常事務管理;婦女養濟院設有董事部，由五位董事共同管理院內事務，并設院長一人，常年駐院管理被救濟之婦女。

　　總體而言，上述私立養老機構各有特色，在社會局立案時間較晚，單體化的運營色彩較為濃厚;“平日缺乏聯絡，臨事缺少互助”是上述此類私營養老院的主要特征，極易陷入各自為政、自說自話的困境。 (據《北京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