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開元慈兒院：一個早期華僑跨國慈善網絡的構建及運行

　　泉州開元慈兒院是民國時期佛教界在泉州創辦的一所慈善教育機構，它得到海外華僑的大力支持，華僑在海外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緬甸、菲律賓等地組建了慈兒院各地董事部，構建了一個跨國慈善網絡，由其提供的捐助成為維持慈兒院運轉的主要經費來源。

　　泉州開元慈兒院的創辦

　　泉州開元慈兒院是由近代佛教界三位高僧轉道和尚、圓瑛法師和轉物和尚共同發起創辦的。轉道和尚，俗姓黃，法名海清，福建晉江縣桐林鄉人，1890年依漳州南山寺善修披剃出家，1913年南渡新加坡，創辦普陀寺兼主天福宮，為近代中國赴新傳播漢傳佛教的先驅，被譽為“星洲佛門鼻祖”“新加坡漢傳佛教開山祖師”。圓瑛法師，俗姓吳，名亨春，福建古田縣平湖端上村人，19歲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禮增西和尚為師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曾任七屆中國佛教會主席和理事長，為中國近現代佛教界的杰出高僧和著名領袖。轉物和尚為轉道和尚的師弟，曾建造主持馬來亞雪蘭莪巴生觀音寺。

　　1922年冬，圓瑛法師前往新加坡講經時，會遇轉道和尚和轉物和尚。轉道、轉物兩人建議圓瑛法師比照其在寧波創辦的佛教孤兒院，在閩南地區新辦一處孤兒院，兩人允諾捐出二萬元作為開辦費。圓瑛法師同意承擔創辦責任，于是三人共同商議將泉州大開元寺作為孤兒院的院址。緣由有二項：一是可以借此重興古剎，二是開元寺基范圍廣闊足可以供建筑新房舍。1923年，圓瑛法師回國，因泉州地方不靖，遂轉往臺灣講經。1924年初，圓瑛法師從臺抵泉，即著手孤兒院創辦事宜。他先是與擁有開元寺地主權的黃祝堂、黃菊三、黃孫哲、黃永勉、黃士洲、黃云樵等黃姓族人協商，得其同意將開元寺所有產業、果樹等全部捐出。隨后寫信邀請轉道和尚前往寧波參觀考察孤兒院。是年8月，轉道和尚與轉章和尚、轉物和尚應邀抵達寧波參觀。

　　9月，圓瑛法師攜同寧波土木石匠二十余人來泉，隨即在開元寺內棲云院舊址動工修建院舍，先后建有大講堂、教室、宿舍、膳堂、廚房、休息所、辦公室、招待處等。1925年1月，圓瑛法師撰寫《泉州開元慈兒院緣起文》和《泉州開元慈兒院簡章》在雜志上發布，向社會各界廣為宣傳。5月10日，轉道和尚進院擔任開元寺方丈及慈兒院院長。7月，轉道和尚返回新加坡料理普陀寺和天福宮事務，院務遂由園瑛法師主持。8月，慈兒院各項建筑基本完成，開始對外招生。10月2日中秋節，舉行開幕禮，邀請各界到院觀禮。及此，泉州開元慈兒院正式成立。

　　跨國慈善網絡的構建

　　泉州開元慈兒院成立后，收留孤兒數一直不敷所需，為擴充招生額以及建立基金保證長期運行，圓瑛法師決定于1926年初前往南洋開展募捐。為確保募捐取得成效，圓瑛法師行前專門準備了晉江縣公署證明書一份、晉江商會信函六封、晉江紳耆信函四封、廈門江夏堂信函三封以及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介紹信二封。這其中晉江商會的六封信函分別寫給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三地中華總商會和晉江會館，信函內容簡略介紹了慈兒院創辦情況，呼吁商界領袖支持圓瑛法師的募捐之行。晉江紳耆的四封信函是由吳增、曾遒、黃傅扶、王冠群、莊焯元、黃天機、陳育才七人共同聯名，其中吳增、曾遒、王冠群、陳育才四人為晚清舉人，為泉州地方有名望的士紳，這四封信函分別寫給新加坡、檳榔嶼兩地中華總商會和晉江會館，內容大致與商會信函相同。廈門江夏堂的三封信函分別寫給新加坡、檳榔嶼兩地江夏堂和檳榔嶼宗和社社長黃祿珍，信函內容以開元寺原為黃氏祖舍名義呼吁黃氏宗親給予贊助。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介紹信二封，一封是寫給新加坡僑社領袖陳嘉庚，信函內容提及“茲有泉州開元慈兒院院長圓瑛法師前往廈門南普陀寺講經，即與相識，此師學問淵博，熱心慈善教育，常到本校演說，得其互助之處頗多，此次遠渡南洋，欲為該院籌募基金，到祈賜與接見，指導一切”，另一封不詳。一切準備妥當后，圓瑛法師踏上了至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緬甸等地的募捐行程。

　　以泉州開元慈兒院為中心的華僑跨國慈善網絡是通過以下幾種網絡渠道進行構建的，即商會網絡、同鄉網絡、宗親網絡、私人網絡、宗教網絡、輿論網絡。一、商會網絡。圓瑛法師募捐行前晉江商會即為其備函聯絡南洋多地的中華總商會，而圓瑛法師離開新加坡前往各埠募捐，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也為其備函聯絡各埠商會，轉道和尚前往緬甸募捐，新加坡和馬六甲的中華總商會也備函為其介紹。二、同鄉網絡。圓瑛法師前往南洋各埠均去拜訪當地的晉屬同鄉組織晉江會館，爭取支持，而在沒有成立晉屬同鄉組織的地方，則去聯絡屬地范圍更廣的同鄉組織，如轉道和尚在緬甸聯系的福建公司。三、宗親網絡。由于開元慈兒院與黃氏宗族具有深厚淵源，圓瑛法師行前即請黃氏江夏堂為其備函聯絡南洋各地江夏堂，而在新加坡的黃氏族親如黃曼士也出函為其介紹各埠的黃氏宗親。四、私人網絡。一些慈兒院的支持者還通過私人朋友關系為慈兒院募捐牽線搭橋，如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出函介紹圓瑛法師與陳嘉庚相見、蔴坡林彬卿致函芙蓉、金寶、打巴、安順等地友人介紹圓瑛法師募捐行程，吁請予以贊助等。五、宗教網絡。開元慈兒院為佛教界創辦的慈善機構加之圓瑛法師和轉道和尚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使其得以在南洋各地佛教信眾中獲得廣泛支持，如新加坡董事部董事李俊承、緬甸董事部名譽會長高萬邦、會長陳清韻等均為佛教居士。六、輿論網絡。圓瑛法師十分重視發揮輿論在募捐中的作用，抵達新加坡后不久就在《南洋商報》《叻報》《新國民日報》等各大報刊上發布消息和廣告，宣傳募捐的意義，力圖引起僑眾的關注，并為募捐的真實性證明。通過上述幾種網絡渠道的共同合力，這一華僑跨國慈善網絡才最終得以構建完成。

　　跨國慈善網絡的運行

　　圓瑛法師1926年初步建立起以開元慈兒院為中心的華僑跨國慈善網絡，次年這一網絡便開始運行并發揮作用。網絡的節點之一的新加坡董事部將所保管基金一部分存放新加坡陳嘉庚公司收取年息，每年固定匯寄給慈兒院，其中當年收息480元，1928年1929年兩年皆收息1920元。此后可能受到經濟危機影響，年息收入下降，1934-1936年年收息降至1440元。新加坡董事部其余基金如何處理不明，但1927年除年息收后除年息收入還匯來2500元，1928年匯來1500元，1929年后初年息收入就無再匯寄其它款項。網絡的節點之二的馬六甲董事部將所保管基金用于購入產樹乳園(橡膠園)五十一基甲，每年可獲得息金收入，但這一收入隨著橡膠價格的漲跌而浮動不定，1927-1934年大致每年皆可收入約2000元，1936年則降至1000余元。網絡的節點之三檳榔嶼勸捐委員會1927年匯來1000元，后再無匯寄款項。網絡的節點之四之后成立的緬甸董事會將所保管基金用于購入蔡公洲龍眼果宅，每年可獲得收入約300余元。以上中的三項成為慈兒院每年固定收入來源之一，一直持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僑匯斷絕之時。抗戰結束后，經過一段時間聯絡，新加坡和馬六甲兩地董事部恢復匯寄款項。

　　除了提供資金外，海外董事部還積極為慈兒院代言爭取政府當局的支持。如1934年，新加坡董事部通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向晉江縣府呈函申請為慈兒院撥款補助。晉江縣府將該函轉呈省教育廳呈請補助，省教育廳派人前來調查后報請省府批準，省府決定給予補助，并于次年7月起發給每月50元補助費。而董事部自身也有進行新老更替，以保持正常運轉。如新加坡董事部董事長林志義1929年逝世后，即由副董事長薛武院接任董事長;馬六甲董事部也曾進行改選，吳志淵和吳仲頂分別接任正副董事長。

　　綜上所述，以開元慈兒院為中心的華僑跨國慈善網絡主要通過四個節點運行并發揮作用，時間長達二十余年，其所提供的資金成為慈兒院長期固定收入來源之一，是慈兒院能夠維持正常運轉的關鍵因素。然而這一慈善網絡所發揮的作用并不僅限于四個節點，其所傳播的慈善理念和所起的示范性效應很可能已廣及南洋地區的諸多僑眾，促使其支持贊助慈兒院的事業。例如新加坡著名僑商胡文虎1935年冬來泉即專程到慈兒院參觀，并慷慨捐獻5000元為該院修建工場和宿舍。又如，抗戰勝利后，僑匯一暢通，菲律賓信愿寺中華佛教會和婦女慰勞會即分別捐助50萬元和170萬元，以助慈兒院度過經濟難關。可以說，華僑跨國慈善網絡對開元慈兒院而言已成為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慈兒院存續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據《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