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滬甬商曹蘭彬的慈善事業

　　曹蘭彬(?—1932)，寧波鄞縣人，生于晚清光緒年間，少時在家鄉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后隨父親赴滬從事木材生意，憑借不懈努力，成為民國時期上海灘著名的木業巨商。經商之余，曹蘭彬與各界人士密切交往，積極加入寧波、上海的社會團體，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在寧波、上海等地行有恤孤幼、辦學校、創醫院、建橋梁等多項善舉。19世紀初，以曹蘭彬等為代表的寧波商人致富后，紛紛出資在家鄉發展慈善事業，以回饋家鄉，回報社會，彌補了國家力量在近代慈善事業中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地方社會的矛盾，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曹蘭彬慈善事業緣起

　　曹蘭彬從事慈善事業的緣起，至少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旅滬甬商的影響，其中尤以葉澄衷影響最甚。葉澄衷不僅是寧波籍商業先驅，更是寧波籍慈善先驅。葉氏一生樂善好施，熱心公益事業，至今為人所稱道。臨終前，葉澄衷委托曹蘭彬之父曹雨岑等7位懷德堂董事籌建澄衷學堂，7人繼為學堂校董。曹雨岑逝世后，曹蘭彬繼任校董。有學者指出，葉澄衷傾力慈善，與其所秉持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積善余慶”“積惡余殃”等義利觀有關。葉澄衷在商業上的成功，離不開他人的幫助。由此，他有了“回報社會，嘉惠世人”的理念。受葉澄衷為代表的旅滬甬商的義行善舉影響，曹氏也加入慈善隊伍，熱心開展各類慈善事業。

　　其二，佛教的影響。寧波自古便有“東南佛國”之稱，境內佛寺眾多，佛教文化底蘊深厚。民族資本主義發展，使封建社會末期呈衰敗之勢的寧波佛教在民國初得以中興。當時，許多企業家紛紛出資贊助寺院的各項事業，寺院活動經費充裕，由此，寧波地區的佛教慈善事業有序開展起來。史載，曹蘭彬母李氏“齋心禮佛”“長齋繡佛”“樂善若天性，見義若己責”。受母親影響，曹蘭彬亦篤信佛法，繼而擔任佛教慈善機構董事，募集善款，救助貧弱。1917年，寧波佛教孤兒院成立，曹蘭彬曾擔任該院董事。一般來講，孤兒院董事除了自己捐助，也需募捐。曹蘭彬還通過向佛教慈善團體捐款，參與慈善活動。如中華佛教籌振協會曾收到“曹蘭彬等十七戶各五十元”。

　　其三，鄞縣獨特地域文化的影響。樂善好施，熱心公益，是鄞縣的優良傳統。鄞縣的慈善思想與活動源遠流長，綿延相承，最早的慈善思想與活動可以追溯到先秦越王勾踐之時。鄞縣歷朝歷代的慈善事業在歷史長河中，雖有過起落興替、盛衰榮枯，但均得以持續發展至今。清同治《鄞縣志·卷二》云：“鄞人樂于趨義，善舉綦多。”19世紀末，《德商甬報》載：“寧人既多以商富，又樂相率為義舉，若公所醫局等項，歲靡巨費無所齋。”甬人善行義舉，曹蘭彬也積極踐行，其踐行慈善的具體行為如下。

　　救助社會弱勢群體

　　民國初年，拐賣婦孺時有發生。1912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國救濟婦孺會，是專為救濟被拐婦女兒童的慈善團體，曹蘭彬多次向該會捐款。1914年10月17日，中國救濟婦孺總會一則志謝顯示，曹蘭彬捐助2元。1917年8月26日，中國救濟婦孺會召開成績展覽會，曹蘭彬會上捐出30元。1920年4月17日，中國救濟婦孺總會答謝曹蘭彬，“茲承曹蘭彬君代募隱名氏捐助經費洋五十元，足征熱心為善，感佩實深。當奉收條外，合亟登報，以揚仁風”。近代以來，有別于傳統善堂、育嬰堂的新型兒童慈善機構——孤兒院開始在中國出現，曹蘭彬曾任寧波佛教孤兒院、四明孤兒院董事。四明孤兒院由寧波各界人士聯合創辦于1919年。為救助孤苦兒童，促進事業發展，四明孤兒院設董事會制度，在甬、京、津、滬等地聘員擔任董事。旅滬董事多為工商業人士，曹蘭彬是該院創辦前的旅滬發起董事之一，創辦后又任旅滬董事。四明孤兒院規定，董事除了稽考捐款，兼有募捐責任。寧波同鄉還在曹蘭彬任職的順泰木行設立過慈善性質的會所。1918年，虞洽卿等甬紳在上海發起組織四明公義會，旨在收埋寧波各處“鄉村墟落浮厝之柩，免至日久零落”。該會初期在順泰木行設有事務所。

　　興辦教育

　　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曹蘭彬，對教育十分重視。1912年，曹蘭彬在陶公山創辦曹氏私立光裕小學，方便了周邊孩童接受教育。據當地人回憶，過去陶公山人幾乎都在光裕小學讀過書。與此同時，曹蘭彬也參與了其他學校的集資籌建。1918年，寧波旅滬同鄉會募款20萬元以設立商業學校，培養商業人才。對此，同鄉會會員積極響應，踴躍捐款，其中“曹蘭彬君募到順泰木行五十元，曹君自助五十元”。1930年，鄞縣籌設民眾教育館，曹蘭彬積極響應，將自辦光裕小學“擬充為辦理民眾教育館之用”，并購買價值3000元的圖書建立圖書館，充實社會教育，時人謂“如曹君者，洵足稱熱心公益者矣”。

　　救濟災荒

　　1911年，寧波、湖州遭遇嚴重水災。為救助災民，上海一些商團和商人在私人花園愛儷園以游園名義舉行寧湖義賑游覽會，門票和義賣所得用于賑災，曹蘭彬是該會發起人之一。1913年冬，南京出現嚴寒天氣，“凍餓斃命，時有所聞”，華僑聯合慈善會發布公告，呼吁各界慷慨解囊，拯救災民，公告落款包含發起人與贊成人兩類，曹蘭彬是后者之一。1920年6—7月間，寧波大咸、桃源山洪暴發，損失慘重，曹蘭彬“助洋四十元”。賑災救護，是寧波旅滬同鄉會成立后的重要活動之一，作為會員的曹蘭彬也參與了此類事務。1922年，寧波下屬各縣遭遇颶風大雨，紛紛告災。為救助受災同鄉，寧波旅滬同鄉會于9月10日舉行集會，五百余人參加。會上推選朱葆三等為急賑大會會長，曹蘭彬等為大會干事。當場多人認捐認募，其中曹蘭彬等三人各捐助500元。9月14日，曹蘭彬募到美商大來洋行捐銀500元。曹蘭彬除了捐款，亦有捐物之舉。1928年，自然災害疊加軍閥混戰，使得齊魯大地百姓遭遇饑荒，流離失所。著名慈善家王一亭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征求物品助振會，以賑濟山東災民。王一亭被選為助振會主席，曹蘭彬等人被推舉為委員，“協助征求助振物品”。曹蘭彬先后“助羅振玉等字畫九件”，“助名人書畫十六件”。

　　修建公共設施

　　1918年秋，曹蘭彬出資，在陶公山曹家山頭古渡口建起了四腳石柱，磚木椼梁結構的濟眾亭。從此，候船鄉親有了遮烈日、避風雨之處。近代書法家鄭孝胥感念曹蘭彬賢德，為濟眾亭題寫匾額及碑文。鄭氏在碑文中回顧了曹蘭彬興建濟眾亭的緣由和動機，并對其行善之舉稱贊道：“閩人鄭孝胥，聞而賢之，乃名其亭，而為之記，戊午七月。”此外，曹蘭彬還參與了寧波、上海兩地數家醫院的創建和運營。1920年，“寧波旅滬巨商李志方、戴登川二君鑒于鄞邑東鄉地大人眾，苦無醫院，居民一遇疾病，富者尚可至城醫治，貧者殊多未便。爰商同鄉數人創立醫院一所，其地點已擇定莫枝堰，今已填地建筑，明春就可開幕云”。1921年7月，曹蘭彬與上海一些寧波商人籌建上海四明醫院，任“首事”之一。1922年，李志方發動曹蘭彬等20余位鄉紳集資，在莫枝興建了一所現代化醫院，取名“普益醫院”，寓意群眾“普受其益”，醫院于1986年改稱鄞縣錢湖醫院，如今依舊在為東錢湖周邊居民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寧波華美醫院是我國較早建立的一所西醫醫院。曹蘭彬曾為該院建設“認募洋一千元”。曹蘭彬在上海也投身慈善醫院的運作。1927年，為防治傳染病，一批中外熱心人士在上海創辦慈善性質的虹口時疫醫院，院董由“熱心本院事務，援助本院經濟者”擔任。該院一則敬謝提到，“院董曹蘭彬助洋二十元”。救火會是舊時民間自發的消防組織，大多由當地的商會出面組織協調，其資金多系向商戶募集或者分攤。1926年4月，在上海引翔鄉虹鎮救火會第二屆改選中，曹蘭彬當選為會董。

　　民國時期重建靈橋，是寧波商人熱心公益、回報桑梓的代表性事件。曹蘭彬也參與了該項大工程。靈橋橫跨奉化江，原為舟排浮橋，俗稱“老江橋”。1926年8月，連日暴雨導致奉化江上游山洪暴發，8月又值甬江大潮汛，寧波三江口波濤洶涌，潮水沖毀靈橋，有行人因此喪命。1931年，樂振葆等旅滬甬商倡議改建靈橋，決定以民間募捐方式籌集建橋資金。在改建老江橋的過程中，樂振葆等旅滬甬商心系桑梓，殫財竭力。他們在上海成立改建老江橋籌備處，與寧波的籌備處共同承擔“工程計劃、款項籌集、土地收用”等具體工作。建橋經費方面，“滬任其七，甬任其三”。滬甬兩地寧波人紛紛捐款助力，其中曹蘭彬捐助5000元，在捐款人中屬出資較多者。籌備委員會對重建靈橋“議有紀念辦法，其捐助款項或對建橋有勞績者，依舊例列位平政祠”，曹蘭彬得以附祀于平政祠中。財富、聲望、人脈兼具且熱心慈善的曹蘭彬，卻未加入改建老江橋上海籌備處，應是身體抱恙、行動不便之故。正如曹蘭彬于1931年辭去順泰木行經理一職后所言，“對于擔保銀錢，薦引生意，以及各種公益差委，力不從心，概難應命”。

　　除上述大額捐助，曹蘭彬亦有零星捐助。如在1920年，少年宣講團在大舞臺演劇期內，收到曹蘭彬捐款5元。此外，曹蘭彬還為鄉邦文獻刻印捐資助力。《四明清詩略》是寧波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詩集，由甬上學者董沛和忻江明輯選清代甬人詩歌而成。該書校印之資出自鄉人募捐，其中樂振葆、曹蘭彬各助銀五百元，忻江明贊揚二人義舉，“樂君俊寶、曹君顯瑛左右余籌款尤力”，他還稱贊曹蘭彬，“往予葺鄉獻之叢著兮，謀鳩資以刊行。君義形于色兮，奔走訊予而相翼以成”。

　　曹蘭彬在商界大展宏圖，取得成功，并在慈善領域傾注心血，扶弱濟貧，捐資興學，為寧波慈善史乃至中國慈善史添上了有力的一筆。在權力更替頻繁、社會時有動蕩的年代，寧波商人群體雖步履四海，卻心系國家，仗義疏財，博施濟眾，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諧。

　　(據《寧波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