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嘉興府的慈善組織

　　嘉興府是歷史上核心江南下的一府，明清時期商品經濟日趨繁榮，社會變遷加劇，慈善組織在前代的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相對和諧。

　　數量激增 內涵豐富

　　就嘉興地域而言，明代以前慈善組織主要是宋代紹興年間由郡守岳珂籌辦成立的廣惠院，“收養老疾孤幼無依者”。另外還有一些從事掩埋尸骨的漏澤園，這類組織常由官府撥給墓地，交與僧侶管理，算不上正式的組織。明代以降，慈善組織步入制度化。明初詔天下有司置養濟院，由官方撥給資金或者柴米布。《大明律》規定對不執行的地方官實行杖責，為此，嘉興府下7縣每縣成立了1個養濟院。晚明，地方紳士開始以組織形式介入慈善事業。這方面嘉善同善會的興起具有時代意義。崇禎年間紳士陳龍正在嘉善集合同志，倡舉同善會，有的地方又叫千金會，“在會者日捐錢一文，集金于季月之朔，而以望日散之”，其賑濟對象為“邑民之節孝而貧窮者暨矜寡孤獨之無告者”。崇禎十四年(1641)，在同善會的基礎上，陳建立了同善會館。同善會(館)是江南最早興建的民間慈善組織之一，具有開創之功，由此引發了清代民間力量大規模介入慈善事業。清代，朝廷標榜以孝治國，大興善舉，詔地方開辦普濟、育嬰、保嬰、保節諸善政，并把善政作為官員考核的重要內容。這樣，各方力量都介入到慈善事業中，使其數量劇增。以嘉興府為例，明代府下有7個養濟院，加上陳龍正主辦的同善會，共為8個，而在清代府下7縣的慈善組織較以前有了極大的發展，總數達到131個。隨著數量劇增，救濟的群體更趨細化，施善的內容更趨豐富，基本涵蓋了人的生老病死。

　　在養老濟貧方面，主要有養濟院和普濟堂。養濟院收養本地戶籍的鰥寡、孤獨、殘疾、貧病等無告者，屬官辦性質。在政府的勸諭下，有的地方建立了民辦官助或民辦的普濟堂，以補養濟院之不足。普濟堂在收養方面有自己的對象，如平湖普濟堂除了收養本地無告者外，還包括“本邑旅寓中如有年老、客商因病淹無力醫藥者”，至于“廢疾目盲例應歸養濟院者，無庸保呈”。清末，平湖邑紳又在普濟堂外成立普安堂，“棲止老婦之窮而無告者”。嘉慶十三年(1808)，王店鎮建立贍老濟貧的扶老會、不倦會。此類組織有12個，占9%。

　　在慈幼方面，育嬰堂建立之初由于財力所限，實為留嬰堂。如平湖育嬰堂最初只暫時留養嬰孩，再轉送蘇州，只是在財力相對充裕后才在本地養育。許多地方在縣治的育嬰堂下建有留嬰堂、接嬰公所。同治十二年(1873)，政府勸諭地方成立保嬰會，通過保嬰會補助貧困產家，大大提高了保嬰效果。嘉興府下以桐鄉縣保嬰力度最大，在青鎮成立的全縣保嬰總公所下轄鄉村21分所，從而形成層級育嬰網絡。此類組織共有65個，占49.6%。

　　在女性守節方面清代中葉開始出現了清節堂之類的組織，以鼓勵守節。乾隆四十七年(1782)，王店成立江南最早的保節組織之一——吉貞會，后來有嘉興恤嫠集、任恤集、平湖儒寡會、石門恤嫠會、玉溪清芬堂、桐鄉儒嫠會、新塍廣福集、楓涇清賢堂。此類組織共有9個，占6.9%，救濟方式分堂內堂外兩種。

　　在收留流民方面，針對人口流動給地方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建立了棲流所。同治十二年(1873)知府許瑤光在府城建立棲流所，收容因戰亂、貧困而四處流動的乞丐，并教以技藝，體現了養教并重的新趨勢。另外，普濟堂也在這方面作了部分收留。除了對以上群體和對象展開救助外，一些組織還實施掩埋、施衣、施藥、惜字、放生等善舉。由于嘉興人多地少，無告之家常死無葬地或無力置棺，從而助長火葬習俗，這些是和傳統儒家的教義相悖的。為此，一些地方官通過建立義冢以收葬露尸和提供葬地。民間也相應成立此類組織，施棺助葬。這類組織在嘉興府下共有31個(不包括各地的義冢和烏青兩鎮的320個葬會)，占24%，與育嬰事業一起成為最大的兩項善事。除功能單一的組織外，還出現了功能多元的復合型救濟組織。如嘉善同善會館除救濟節孝、貧窮者外，還兼辦助葬、救助貧困學子等。

　　主體多元 地域延伸

　　南北朝至明代中葉，慈善組織以官辦為主，并委派官吏管理，只是在結構松散的漏澤園才“委僧主之”。但是，至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地方士紳力量的興起，民間力量開始大規模介入由官方主辦的慈善事業，并在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這種情況在清代得到了延續和擴大，使其主體日益多元化。除純粹官辦的組織外，還有民辦民營、官民合辦的。

　　官辦的主要以養濟院為主，通常由政府負責錢物的供給，如海鹽養濟院成立于洪武元年(1368)，官方陸續建置房屋26間，以救濟孤貧，“每名大口單身者月支給糧三斗、柴三十斤，夏麻布三丈、冬棉布三丈，大口雙身者月支糧五斗、柴五十斤，夏麻布五丈、冬棉布丈”，進入清代賑濟通常以錢代物，“每名歲支口糧銀三兩六錢，布花木柴錢六錢”。各地養濟院收養的具體人數也由地方政府確定，如清代海鹽養濟院留養120名，桐鄉為50名，而明代嘉興一縣的養濟院分堂內堂外兩種救濟，“論其籍數800余人”。

　　民辦民營的施濟對象涉及更多的群體，其范圍也相當寬泛，有養老的，有育嬰的，有恤嫠的，有收容流民的，有助學的，有助葬的，到晚清隨著近代救濟模式的引入，更有教藝的。

　　官民合辦的以育嬰組織為主。清代數位帝王都重視育嬰事業，在京師成立育嬰堂，并詔令地方仿行。地方政府限于財力，通常與社會力量聯合興辦育嬰事業。如海鹽育嬰堂先由政府撥給官房一所，邑人捐田120畝，才得以展開育嬰事業，后來官方又撥入官田、官蕩352畝，并以海沙、鮑郎二鹽場按引捐輸。桐鄉育嬰堂乾隆六年(1841)由知縣余必虁創建，地方紳富通過捐房、捐銀、捐田加以資助。

　　當然，三類組織的區分有時是相對的，總的趨勢是民間力量日益介入傳統官辦的慈善組織。即使在官方單獨主持的養濟院方面，民間力量也有滲入。如桐鄉養濟院于同治年間毀于戰火，“同治十三年知縣袁績慶捐廉為倡，邑紳嚴辰募捐助之，建屋悉如舊制”，可見，晚清就是在歷來官辦的養濟院中官營色彩也日益趨淡。而傳統縣治以下的鄉鎮以自治為主，所以鄉、村、鎮的慈善組織通常是民辦的。根據初步的統計，在清代嘉興府所有的131個正式的慈善組織中，民辦的有84個，占總數的64%，純官辦的只占9%。

　　在民間力量滲入慈善事業的過程中，更多的社會階層和群體開始以各種形式支持慈善組織。最初是地方上具有功名和財富的大族子弟肇建或者資助慈善組織，如魏塘陳氏家族中的陳龍正于晚明在地方建立了嘉興府最早的同善會，楓涇郁氏家族中的郁道銘出面管理該鎮的同善會館，光緒十年(1884)又有郁宗蕃捐銀存典，設立資助地方士子科舉的登瀛小會，秀溪王氏王大經于晚清在西塘成立禁煙會、興建學校，并捐資及捐田10畝，興建該鎮育嬰堂的第四進、第五進和輔助房屋。

　　當然，慈善組織的民辦化并不意味著就排除來自官方的資源和動力。許多慈善組織都是在王朝政府的詔令下和地方官的呼應下而成立的。只是在清代，政府限于財力等原因，更多側重于勸喻和政策方面，并在養老、育嬰、保嬰等方面撥給一定的資財，特別是在社會動蕩的太平天國之后，地方政府在動員社會上下從事救濟和重建方面的作用十分明顯。

　　正因為慈善組織較長時期內的動力資源來自官方，政府官員一方面為了實行善政，另一方面為了應付政績考核，對建立慈善組織較努力。是故，這些組織通常設在官府所在地。但是，有清一代，由于民辦化加重，縣治以下的慈善組織大量涌現。就數量而論，鄉鎮的數量大大超過了縣治、府治。在131個組織中，縣以下就有84個，占了64%。慈善組織地域分布上日益向下延伸，原因之一是市鎮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持續擴大。宋元是東南沿海都市革命的發軔期，市鎮開始走向近代化，并在明清得到進一步加強。元代嘉興區域包括縣治在內有市鎮22個，明代為35個，清代為44個。有的市鎮規模宏大，不輸邑城。伴隨市鎮發展，鄉鎮慈善組織也相繼建立。慈善組織向下延伸使慈善事業走向社區化，這是慈善事業的一個進步趨勢。

　　傳統與近代的兩重性

　　當我們把明清特別是清代看作是傳統中國從中世紀走向近代的過渡期，看作是兼容新與舊、傳統與近代的歷史時期，不難體會到這種過渡社會反映在慈善組織上的雙重色彩。

　　這種傳統性突出表現在救助與教化相結合，強化儒家的倫理色彩。如養濟院、普濟堂突出收養對象的道德要求，平湖《普濟堂規條》第一條就強調收養對象為“清白良民”。保節、清節的出現則體現了理學背景下對女性貞節的維護。助棺施葬及眾多的義冢則有禁止佛教火葬維護傳統葬俗的一面。這些組織在管理過程中也包含一定的封建性，這集中體現在對育嬰堂乳婦的人生管制。另外，對女嬰的歧視也不可否認，一般女嬰不能就學，只能學習女紅，或成為童養媳。

　　慈善組織在延襲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有諸多近代性的因素。

　　首先，從管理體制來看，一是民主性增強。慈善組織的歷史與邏輯都表明民辦化是其發展的主流趨勢，自明末以來，民間各種資源參與了善堂善會的創建與管理。股份化形式的同善會、千金會、葬會為參與人員的平等地位奠定了基礎，就是在官方色彩較濃的育嬰堂、普濟堂方面，民間捐助及管理方面的滲透也在不斷增強。會首制、董事制是清代嘉興慈善組織的基本管理模式。會首、董事常不支取薪水，或是象征性支取。在此背景下，堂規會條常出于公議，會首、總董、總理及董事由其內部共同選舉產生，然后再選聘職員。在由個別大族主持的善堂中，他們也強調組織的公眾性，如平湖登瀛局由胡氏家族捐田1071畝成立，在其規章中強調，此乃邑中“公產”，而非“家產”。二是規范化突出。隨著善堂的民辦化、制度化，其規范化日益突出，善堂善會之間相互參考章程，詳定規則，大大提升了管理的規范性。

　　其次，從組織功能來看，一是功能逐步拓展。無論功能單一的還是功能多元的善堂，其內部分工日益細化和深化，從而提高了施善的實際效果，后期慈善事業的主持者在施善的同時開始涉足地方上如義學、禁煙會、水龍公所等公益性組織，豐富了慈善與公益的關系，使慈善走向公益化，受益群體更廣;二是組織間功能整合趨強。這方面育嬰堂有著較好的傳統，清代乾隆年間育嬰圈已在江南地區形成，但就其實效仍不理想，桐鄉育嬰堂自1866年至1876年，共死嬰孩3128口。后來在邑紳嚴辰的建議下，于青鎮成立了保嬰總公所，下轄21分所，分產家自育、堂內乳養和堂外寄養3種形式，由此加強了育嬰堂、保嬰會與窮困產家的鏈接，“十四五年中共保嬰四千有余，報殤不及一成”。組織間功能的銜接與善堂善會的小社區化有著密切關系。

　　再次，從施善方式來看，是傳統重養輕教模式向教養并重模式轉變。育嬰堂、普濟堂、清節堂、悽流所都有一定的勞作活動，有條件的嬰堂還把男孩送入義學就學，雖然像女性的清節活動本身是封建倫理下的產物，育嬰堂長期以來也重男輕女，同時這些勞作規模也有限，但其蘊含了近代社會救濟雛形，晚清各類慈善性工藝堂局的興起一方面是受了西方近代救濟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視作是傳統社會后期某些積極因素的延續。

　　(據《嘉興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