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粵港合作——東華醫院與廣州善堂（上）

　　如今在談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時，應認識到香港與廣州在歷史上本屬一家人，兩地關系之密切遠超今人想象。香港的東華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歷任總理幾乎清一色為粵籍商人，直到后來才出現首位外省籍總理——上海人徐季良。這一人事特征充分證明，香港東華醫院與廣州有著非常多的聯系。

　　香港東華醫院之創立

　　在探討東華醫院與廣州善堂的關系前，有必要先說明東華醫院的背景。

　　在1935年瑪麗醫院建成前，港島唯一的公立民用醫療機構叫做“CivilHospital”。“Civil”一詞表明其非軍用性質——因為當時香港另有一所“NavalHospital”(海軍醫院)。該院中文名稱較為特殊，稱作“國家醫院”。對當時島民而言，就醫實屬不易。而且，當時民眾患病時大多也不去醫院，更不求助西醫，因他們對西醫極為陌生。普通百姓——尤其是早期來港、目不識丁的底層民眾，生病時往往自行找藥而不求醫，致使當時香港的死亡率很高。據當時香港某西報記載，民眾對西醫極為排斥，除非免費施診，否則不會就醫。東華醫院的創立正是基于這兩點考慮——采用中醫診療，提供免費服務。這里有個耐人尋味的疑問：為何稱其為“中醫院”?這可能是當時全中國唯一的“中醫院”。因為，傳統中醫多按方抓藥后回家煎服，何須住院?但是，當時在港華人多為貧苦單身勞工，患病后無人照料，從東華醫院的歷史照片可見，院內陳列著大量藥煲(煎藥器具)，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東華醫院不僅提供診療，還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

　　而當時有家名為廣福義祠的祠堂，其始建于1851年，最初用于供奉牌位，后逐漸淪為棄置瀕死之人的場所。香港當局起初并未察覺此事，直至消息傳至英國后方才引起恐慌。署理總登記官李斯德視察時記錄道“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醫院’里，其中一名是腹瀉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塊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上，停在一個狹窄的、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間里……，旁邊的房間里放置了管理人員所稱的尸體，但仔細查看，其中一人尚有氣息……，在這里，人的自然需要淪落至無法形容的令人厭惡的情況”。由此可見當時情形之駭人。此事經報紙曝光后，港府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巧合的是，麥當奴總督此前曾“開賭”(即開放賭博)，此為當時快速斂財的手段，但引發了不小的民怨，英廷勒令港府停止開賭，并要求將已獲資金盡快使用。此時恰逢華人有建立中醫院的需要，總督便順勢撥款促成。另一關鍵背景是香港當時已涌現一批具有社會地位與財富的華人。這些華人認為有能力自主運營中醫院，而港府則提供土地與部分資金支持。

　　我們發現，東華醫院的總理名單中很多和廣州“九大善堂”中愛育善堂、方便醫院、廣仁善堂等善堂總理是重疊的，所以，粵港根本就是一家人。有一個說法是，香港商人是粵商的分支。這個名單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兩類——南北行商人與買辦。買辦大多是廣州人。十三行大火之后幾乎所有商行都搬來了香港。所以，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無緣無故出現許多買辦，他們原先就是廣州或者珠三角的人。南北行商人則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經營中國內地與南洋之間的轉口貿易。無論是將內地貨物輸往南洋，還是將南洋特產運入內地，都必須經由香港中轉，這一獨特的區位優勢造就了許多富商。

　　東華醫院總理名單中，梁云漢(梁鶴巢)曾擔任兩屆倡建主席，足見英國政府對他的信任。他同時創辦了廣州的愛育善堂，后因破產返回廣州并在當地終老。另一位總理李璿(李玉衡)原籍新會七堡，因沖突激烈的“土客之爭”而舉家遷港。此人致富不擇手段，既經營金山莊，又涉足苦力貿易(即“賣豬仔”)，更取得了當時香港的鴉片專賣權。若論財富，在當今李嘉誠、近代何東之上。19世紀的李璇堪稱香港首富——其遺產即便分予子女后，余產仍創下驚人紀錄。名單中還有一位陳桂士(陳瑞南)，他是廣州陳家祠的創辦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高滿華(高楚香)，作為名單中唯一的潮州人(澄海籍)，他通過南北行貿易發家，旗下元發行專營暹羅米(泰國米)進口業務。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黃勝，他任職于英華書院印刷所，并成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華人議員。東華醫院總理名單中的鄧伯庸(鄧鑒之)，因沒有后人，其棺木至今仍停放在東華義莊，歷經一個多世紀仍未下葬。此外，名單中的唐茂枝來自“盛產”買辦的珠海唐家灣;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莫仕揚則是莫氏買辦家族的開創者，該家族歷經三代買辦(莫藻泉、莫干生)，至今已傳至第五代，成為香港罕見的“富五代”家族，不過后代已轉型從事醫生、律師等職業。

　　從19世紀東華醫院總理在醫院大堂合照中可以發現奇特的一點：他們全部穿著官服——因為他們全部都買了官。其實有錢不買官的話，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他們與清廷之間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東華醫院成立后甚至會幫忙在報紙上刊登朝廷賣官的廣告。這個群體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廣東省當局互動溝通，這里有一個人是張之洞老友，他在其中起了特別的作用。

　　與廣州善堂之合作

　　從愛育善堂首事名單中可以發現，陳桂士、陳美揚(陳翼云)、梁云漢等人不僅擔任東華醫院倡建總理，同時也是愛育善堂的重要創辦人。名單中還包括盧庚揚、李璿等熟悉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東華醫院與愛育善堂的成立時間相近。在1870年代初短短數年間，粵港澳地區相繼創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機構——香港東華醫院、廣州愛育善堂以及澳門鏡湖醫院，這三家醫院的成立時間僅相差一兩年。其中，愛育善堂在東華醫院成立后立即贈送了“惠周海外”牌匾，這是東華醫院收到的首塊外部機構贈匾。

　　東華醫院和愛育善堂間有著很多的合作。首先就是賑災，那個年代珠三角幾乎每一年都有災難。清遠紳商于光緒四年(1878)贈予東華醫院“德起瘡痍”的牌匾，正是對這種救災合作的見證。1877年清遠遭遇大水災，這里提到“蒙貴院協同愛育善堂來清助賑，自去年臘月開賑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饑民十幾萬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當地縣志對此也有明確記載，詳細描述了他們的捐款、施粥等善舉。這個案例充分體現了兩個善堂之間密切的合作關系。

　　從現存檔案中可以發現，東華醫院與愛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樣。其中一份文件記載了東華醫院委托愛育善堂代為制作病人棉襖的事。當時廣州的裁縫比較多，制衣成本比較低。文件明確記載了“代做病人的棉襖多少件多少錢，照數額匯交愛育善堂”。還有一種情況是救助孤老。1912年東華醫院致愛育善堂的一封公函，記載了一個事件，一位叫做郭榮的老人，是番禺縣人，在墨爾本“營謀不遂”，幸得老友資助回港，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送至愛育善堂安置以免街頭行乞。

　　方便醫院則成立于1899年，相對比較晚，但是和東華醫院的合作尤為密切。從方便醫院的創辦名單中可以發現，多位核心成員如盧佐臣、陳作屏、劉渭川等都曾擔任東華醫院的總理或主席職務。名單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岐，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紳士和社會賢達。然而，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體滑坡中全家罹難，唯因周少岐當時恰好外出，得以在這場重大變故中幸免于難。

　　香港當局的官方文件記載了當時肆虐的“腳氣病”的情況。該疾病致死率極高，而香港醫療系統卻難以有效應對。檔案特別指出：“至腳癥一科，中外病人回粵，由香港東華醫院送到方便醫治者，每年以千計，多能奏效。”由此可見方便醫院在治療腳氣病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鑒于該病癥需要長期治療，東華醫院選擇將患者轉送至方便醫院醫治。

　　1918年，方便醫院致東華醫院函記載到“貴院有腳癥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以得轉離水土”。當時他們覺得轉一轉水土會有幫助。這里還寫道“東華醫院送來腳癥病人每年或三五七幫，每幫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這類數據非常多，所以我們能知道東華醫院持續和方便醫院合作醫治腳氣病患者。

　　(摘抄自香港歷史博物館原總館長丁新豹教授演講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