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善堂到救濟院：近代昆山慈善事業的變遷與轉型

　　昆山救濟院是民國時期昆山慈善事業的主要實施者，在動蕩不堪的近代社會中，維系著昆山的民生需求和社會穩定。昆山救濟院是晚清昆山邑人創建的三善堂——敦善堂、普育堂、清節堂適應民國社會風云流轉的產物。三善堂歸并后改稱“慈善局”，慈善局遵照1928年政府令改組為“救濟院”。昆山慈善事業從三善堂到救濟院的變遷過程，正是傳統慈善事業向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縮影。

　　從三善堂到慈善局：民間慈善事業的自發整合

　　一、敦善堂的創設

　　江南地區，厚葬風俗導致停喪不葬之風盛行，顧炎武曾有“停喪不葬說”批評此舉。水災頻發，鄉野間的棺骨浮尸，令人觸目驚心。中國傳統倫理觀認為“死者為大，入土為安”，然而貧民困苦，死后尸體無法收斂埋葬，實屬無奈之舉。乾隆年間，昆山已有施棺局、崇善堂、永安局等民間慈善機構施棺代葬，掩埋無主棺骨。嘉慶二十二年(1817)，畫家王學浩和友人徐大棻等，借鑒上述機構，合力創設敦善堂并收管永安局，“報驗無屬路斃浮尸，收埋暴露棺骨，代為貧戶安葬，并施衣藥棺木”。敦善堂堂址，起初設在新陽縣尚書里廟學西偏。咸豐末，太平天國運動禍及昆山，敦善堂堂屋被毀，只能暫時租借時家園顧鄉賢祠后文會局辦理堂務，仍進行原來的施棺代葬活動，兼辦闈費局、籌濟局兩局事務，義學、灑掃、惜字等局附設其中，經費互用。除此之外，由于昆山河流交錯，交通不便，敦善堂在周巷、尚市、岳廟、車塘等處設立了義渡，雇工載人過河。從原本的救死埋尸逐漸轉變為拯生利民。

　　二、普育堂、清節堂的籌建

　　康乾時，昆山就建有普濟堂、育嬰堂，此后皆廢。普育堂(普濟育嬰堂)的創辦，則歸結于三人——金承烈、夏溶、顧之蘭。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際，江南地區發生嚴重水災，史稱“癸未大水”。這場水災，使得昆山“陸地皆成瀚海，四鄉停櫬漂浮滿目”，敦善堂奉令撈理尸棺，建奠浮園義冢。時路多餓殍，溺嬰之風更勝從前。金承烈自其父起，兩代從醫，“醫者父母心”，眼見此景，不免“惻然傷之”，于是在新陽縣茅家橋東(察院)創建普育堂，分設“男女號房四十余間，并捐田二百余畝，偕同志夏溶、顧之蘭勸募，以養窮獨，收棄孩而哺乳之”，舊育嬰堂移并此處。當時的敦善堂雖救助貧戶，但主要從事施棺代葬，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護富戶不受其擾，并不能真正濟貧，普育堂由此應運而生。此后普育堂擴展事務，數夏溶用力最多，他“循歷四鄉，苦心諄勸，擴田至數千余畝，推廣儒寡恤嫠，計口按日給錢”。顧之蘭為普育堂制定規條，佐理三十余年，從未懈怠。清節堂是普育堂的附設機構，光緒七年(1881)，由昆新知縣金吳瀾、李福沂和增廣生蔣泰咸籌立，設在普育堂東隅，收養節婦無依者，屬于官紳合辦的慈善機構。

　　三、三善堂的歸并

　　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值清末新政時期，廢科舉設學堂，昆山設立勸學所，將闈費、文會、義學、灑掃、惜字等局與忠義節孝、顧鄉賢、朱孝定等祠田產改充辦學公款。敦善堂和附設的施棺代葬、義渡、籌濟等局，另謀處所，移并察院前。至此，普育、清節、敦善三堂歸并，一同辦理慈善事務。敦善堂負責施棺代葬、施衣贈藥、義渡、籌濟、度歲米、修橋梁等善舉;普育堂經辦貧戶月米，贍養名門嫠婦，以及收養兩邑孤老、路棄嬰孩等善舉;清節堂則給節婦無依者提供居所。從此，“兩邑窮黎，生有贍養，死有槥葬，與夫窮獨寡孤廢疾嬰稚，鮮有失所”。善舉經費主要依靠田產市房基地租息，據《昆新兩縣續補合志》統計，三堂共有田產七千八百余畝，市房九所，基地四塊。堂董為名譽職，不支薪水。

　　三堂歸并后，除卻善舉，也開始辦理教育。宣統元年(1909)，時任堂董的李鵬、邱樾創辦敦善蒙小學堂，設在敦善堂內，教導貧苦兒童，三年后廢。兩位堂董也有籌建孤老習藝所的意向，當時正處變革之時，應是未果。但是，此時的善堂已經注意到養而不教，非長久之計，教導受助者生活技能，才能使他們自足自養，脫離困境。三堂雖各有專務，但事務早已交叉，比如普育堂經理橫港、張小涇等義渡，其實已為統一機構，但名稱一直未改。直至民國十一年(1922)，三堂遵令合并為慈善局，繼續主導昆山全縣的慈善事業。

　　從慈善局到救濟院：民間慈善事業的制度化

　　一、慈善局、救濟院性質分析

　　慈善局歷時較短，資料極少，幸得《昆山縣救濟院章程》中對改組前的慈善局有些許介紹：慈善局設有清節堂一所，留養貧苦貞節婦女，并設有恤嫠月米二百戶，貧戶月米五百戶。年終度歲米六十石，籌濟款項若千元。慈善局還設有義渡七處。仍主持施送寒衣棺木，施粥錢米，收埋路斃與無主棺木尸骨，再代葬給發斂費捐助等事務。這些事務與舊時三善堂經辦的并無兩樣，更能說明三善堂與慈善局的關系。此時對慈善局的稱呼為“縣立慈善局”，是否表明該機構的性質已發生變化?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新舊雜存的慈善機構沒有統一規范，救助效果不佳。1928年5月政府頒布《各地方救濟院規則》，要求各地按規定設立救濟院，救濟貧民生計。然而當時的昆山并無力設置所謂的“救濟院”，只能將原有的慈善局改組為昆山縣救濟院。由縣政府選任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管理院務，二者均為名譽職。下設養老兼殘廢所、孤兒所、育嬰所、貸款所，暫留清節堂。設立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經費，收支采用預決算制度，都需呈報縣政府備核。并由縣政府頒發鈐記。

　　那么昆山縣救濟院成為了真正的公立社會保障機構了嗎?《昆山縣救濟院章程》中第三條指出：“本院以慈善局原有田地、市房為基金，所收租息為常年經費”。1936年的《昆山縣縣政報告》中明確說明昆山縣救濟院，“以人民捐置之田地六千余畝及市房四座之收息作經常費”，“歷年以來未受縣稅補助”。從經費來源來看，救濟院與原來的善堂、慈善局并無區別，政府至多起到監督之責，使救濟院組織上更趨規范化、制度化。實際上該院性質未變，仍然屬于私立慈善機構。正因如此，1947年，昆山縣救濟院依照當時頒布的《管理私立救濟院設施規則》，更名為“昆山私立救濟院”。

　　二、救濟院慈善事務考察

　　抗日戰爭期間，昆山淪陷，昆山救濟院事務雖未中斷，但遭受重創，戰后救濟院被國民黨縣政府接收恢復，重獲新生。筆者將以戰前和戰后恢復的救濟院做一對比，考察昆山救濟院的情況。

　　戰前的昆山救濟院分設養老兼殘廢所、育嬰所、孤兒所、貸款所、特別婦孺留養所，同時辦理恤嫠濟貧、施醫送藥、施衣施粥、施棺、義渡等事。養老兼殘廢所收容60歲左右的老無所依者，及無以生存的殘障人士，所中設有工作室，讓他們自行學習搓繩、打篷條、扎草窩等簡單工作，獲得的收入歸他們自用。育嬰所收棄養嬰兒，寄養于所外乳母家中喂養。領養者須依章覓保填單領出。孤兒所負責縣中孤兒的養育之職，而教育事宜則由教育局辦理。貸款所類似從前的因利局、借錢局，所中提出四百元，逐年輪流收入借出，專門用來救濟小本經營者，資金分為甲乙二等，甲等每戶五元，乙等每戶三元。特別婦孺留養所由原有清節堂改設，仍收留原有節婦，一般只有四五人。恤嫠月米200名，每名每年一石，濟貧月米500名，每名每年六斗，都分四季發給，折成錢文，每石定價十二元。夏季施送痧藥、中西醫施診券。冬令施衣施粥，施棺視情況而定。附設車塘、周巷、新塘、岳廟、尚市、橫港以及虹橋七處義渡。據1936年統計，當時的救濟院總共有六千余畝田地及四所市房，收其租息作為經常用費。

　　戰后改組整頓的昆山救濟院，基本設置不變，但規定更加嚴格，更為重視受助者知識、道德、技能的培養。原來的孤兒所改為小兒教養所，又附設托兒所。收容四至十六歲孤苦孩童，完全供給膳食住宿衣物，不再由教育局負責教育事宜，設置教室，聘任教職員工分任教養、撫育之責。教養所的宗旨是“教養兒童以耐勞習苦，養成服務精神”，所中畢業生，或肄業去商店工作，或升入中學學習。文化課以外，教養所也開始注重生產訓練，設有紡紗、縫紉、烹調、園藝、畜牧等項課程。養老殘廢所因為“良莠不齊，群居一室，易茲事端”，于是雇傭人員專職管訓，健全人格后讓他們從事生產工作。育嬰所附設于小兒教養所，由教養所員工在所中撫養，圈養三頭美國種乳牛，為嬰兒提供牛乳。1946年，恤嫠八十一戶，濟貧一百零七戶。因為物資缺乏，施棺施衣都有嚴格要求：乞丐、盜匪改發草棺，士兵優恤，可以申請木棺;“行為正當，御寒無策，而不染癖好者”，才能憑借妥保到救濟院申請核發衣物，還得留有存根備查。此番審查下，想必許多人都要卻步挨凍而死，然而死后依舊沒有“平等”二字。此時，救濟院名下有田畝八千余畝、市房六所及基地六處，但其中荒田占十分之二，欠繳佃戶又占十分之二。時值通貨膨脹，法幣貶值，物價上漲，租金收取實物白米，固然能供院里自足，但若要折價換錢添置他物，恐怕難以滿足，經費不敷的狀況可以想見。

　　余論

　　綜上所述，昆山救濟院脫胎于晚清昆山仁愛之士創辦的敦善、普育、清節三善堂，在民國政府的監督下，組織上逐漸規范化、制度化，并繼承和發展了過去的慈善事業。傳統善堂拯生救死，但重養輕教，轉型過后的昆山救濟院更加注重“教養兼施”，小兒教養所教人文化知識和生活技能，使受助人養成吃苦耐勞、自力更生、自尊自愛的健全人格，而后貢獻社會，實現了慈善的意義，使人稱之為“人”。救助手段也更為積極，比如貸款所的出現，增加了小本經營者的資金來源，實現了社會財富的再生產。這些慈善活動在近代動蕩不安、百姓流離失所的底層社會中，支撐著多災多難的昆山人堅強存活，與其說它緩和了當時的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秩序的穩定，毋寧說它是昆山人在新舊交替之間難以承受的悲傷苦痛的寄托之處。但是處在吏治腐敗、戰亂頻仍、人民無法自處的社會，任憑民間慈善事業如何發達，最后都將陷入蕭條，無力維持下去。新中國成立后，昆山救濟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整頓，移交并入吳江縣同里社會福利院。昆山救濟院終于名正言順地進入社會保障的領域，造福昆山的責任更大程度上地交到了國家手中，但是百年來昆山邑人的慈善之心不會就此湮滅。

　　(據《孝感職業技術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