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重教的文化傳統、同宗抱團的宗族思想、徽商對故土的認同、商業經濟的風險是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成因。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具有商賈反哺鄉村、商業反哺教育、宗族內部互濟、踐行儒家思想的特質，在倡導扶貧濟困的善舉、維護宗族的整體利益、促進徽州鄉村社會的善治、助力徽州鄉村社會的繁榮方面作出了歷史貢獻。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成因

　　第一，崇儒重教的文化傳統。《績溪縣志續編·碩行》云：“新安為朱子闕里，而儒學獨茂，豈非得諸私淑者深歟!”黟縣西遞村敬愛堂懸掛的楹聯內容就是“儒雅修身為本，世人厚德傳家”。儒家文化對徽州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崇尚儒家文化并重視儒家思想的教育是徽州的傳統。徽州宗族視儒學教育在傳統中常常被定義為宗族發展與未來的大事，如歙縣潭渡孝里黃氏家訓規定，“子姓十五以上，資質穎敏，苦志讀書者，應加獎勵，量佐其筆札膏火之費。另設義學，以教宗黨貧乏子弟。”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徽商，“易儒而賈，以拓業于生前;易賈而儒，以貽謀于身后”，不僅自身賈而好儒，還大力發展儒學教育，創辦義塾、義館為宗族的子弟提供教育場所和機會。如歙縣明代商人羅元孫“嘗構屋數十楹，買田百畝，以設義塾、以惠貧宗”。因此，明清時期的儒學教育如火如荼，興旺發達。“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十戶之村，無廢誦讀。”仁愛是儒家道德的核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愛人”等是儒家仁愛倫理的重要內容。朱熹在《仁說》中說：“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儒家的仁愛思想對崇儒重教的徽州人及徽商產生了重大影響。重義、輕利、恤貧、賑窮、廣濟、博施成為徽州的風尚。尤其是徽商經商致富后熱心慈善活動，如明代歙縣鹽商黃崇敬“周窮恤匱，慕義如渴，至老不倦”。

　　第二，同宗抱團的宗族思想。明清時期的徽州，“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宗族成員之間“患難相恤，有無相濟，此同宗之義”，且徽州宗族族規家法都有濟貧救災、撫孤恤寡這方面的規定。如績溪華陽邵氏族規就有專門的恤族條款：“族由一本而分，彼貧即吾貧，茍托祖宗之蔭而富貴，正宜推祖宗之心以覆庇之，使無所失，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若自矜富貴，坐視族人貧困，聽其鬻妻質子而為人仆妾，以恥先人，是奚翅貧賤羞哉?即富貴，亦與有責也。”明萬歷歙縣沙南方氏族規規定，“家之富庶，由祖宗積德而致，正宜輕財重義，恤孤寡，周貧困，以盡敦睦之道”，這些進一步說明了宗族內部有著同甘苦、共患難的思想意識。徽州宗族往往有祠田、族田專門用于宗族內部救濟，“祠之富者，皆有祭田，歲征其租，以供祠用，有余則以濟族中之孤寡。田皆族中富室捐置。良法美俗，茲其一也。”明崇禎歙縣東門許氏族規專門有撫孤恤寡的規定，“凡遇孤兒、寡婦，恩以撫之，厚以恤之，扶持培植，保全愛護。”發生饑荒時徽商自發地對本族進行救助，清代婺源商人齊兆傳認為：“凡救災捍患，皆先為族周防，事至力任之，不惜勞費。”這種同宗抱團的宗族情感，不僅僅是在徽州地區的宗族內部，還衍生了旅外經商的徽州宗族人員之間慈善救助。明清時期的徽商在經商地興建了大量會館、善堂，“會館以聯鄉誼，善堂以歸旅櫬，睹懷桑梓，厚意殷拳”，積極為鄉黨、宗族人員提供慈善救助活動。

　　第三，徽商崛起于貧瘠的鄉村及其對故土的認同。徽州“處萬山中，不可舟車，田地少，戶口多”，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頻發，自然環境惡劣，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經商。“族中子弟，不能讀書，又無田可耕，勢不得不從事商賈。族眾或提攜之，或從它親友處推薦之，令有恒業，可以糊口，勿使游手好閑，致生禍患。”同時，宗族成員還積極為徽商的起步提供原始資本，“委財利為外物，九族賈而貧者多惠貸，不望其息。”并且徽商的起步與發展往往得益于先行經商族人的提攜和幫助。因此徽商與宗族、故土之間具有濃厚的情懷，對故土、宗族具有強烈的認同感。道光《安徽通志》記載，“汪光晃，(明)歙人，以服賈致裕。專務利濟，族中煢苦者，計月給粟。設茶湯以待行李，制棉絮以給無衣，施醫藥以治病人，設義館以教無力延師者，歲費凡數百金。又每歲施棺，行之數十年，所費以萬計。”光緒《婺源縣志》記載，“張啟明，字德新，(婺源)尚源人。監生。少失怙恃，祖母撫育成人。比長服賈江北。每獲贏余，必緘寄供甘旨。中歲家饒，建庵宇，證祠地及修佛兒嶺一帶道路。族遇催科，貧戶逋賦，概墊貲代完。咸豐間，發賊擾攘，村民令糴，獨出數百金，往外運濟。”

　　第四，商業經濟的風險催生了救助、互濟意識。明清徽商從事商業經營獲取利潤的同時也面臨著種種難測的商業財產、人身的風險與安全。為降低風險，往往與父子、弟兄同行，并與本宗族或徽州地域的人結伙經商，互幫互助、共享商業信息、共用商業資源。“歙休兩邑民皆無田，而業賈遍于天下……夫兩邑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之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恒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商業經營往往涉及到長途販運，長途運輸過程中常常遇到不測與風險，以血緣與宗族為紐帶的救助、互濟尤為重要。徽州的宗族都設有宗祠，宗祠不僅是祭祀祖先的場所，更是宗族人員同宗同源的精神家園。甚至徽商經商的集聚地也會形成宗族中心，如徽商在旅住地設立會館、公所、義莊、義園等，并在同宗同源精神的指引下，徽商彼此之間互相提攜、互助互濟，最終形成彼此親近團結，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商人群體。徽商會館、義莊等慈善設施主要為鄉黨宗族提供救助與服務，“今也散而為商旅于四方，勢固不暇相顧問及，一旦遭罹大故，而望收恤于故鄉之人，又情之所不容已。”商業經濟的風險讓徽州人認識到同宗同族之間互幫互助能夠最大可能地化解風險、降低風險，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同時，商業經濟的風險意識與同宗同源的觀念，進一步強化了同宗同族之間救助、互濟的意識和行為自覺。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特質

　　首先，商賈反哺鄉村。經商致富后的徽商牽掛著徽州故里，積極投身于建橋、修路、浚河、賑災、救荒，反哺徽州鄉村。道光《徽州府志》記載，“箬嶺界宣歙間，為歙、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逶迤倍之。……程君國光，儒而兼賈。生計稍裕，即決意為之剃莽鑿石，鏟峰填塹，危者夷之，狹者闊之，幾及百里。”清朝歙縣江姓商人“(因)郡北新嶺峻險，行人艱阻，呈請當事，獨立捐金數萬，開通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清朝祁門汪姓商人見“南溪流激撞，善復舟”，“捐金四千，伐石為梁，別鑿道引水迤邐五六里，舟行始安。”明清時期徽州水旱災害頻發，“緣地勢陵絕，厥土骍剛而不化。水湍急，潴蓄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雨驟漲，而糞壤之苗又蕩然矣。”“康熙戊戌洪水暴漲，里中橋堤沖塌數十丈，(商人吳氏)倡集同人構造，凡兩易寒暑始竣工。置義田數千畝，以濟族之貧乏者。”正是由于故土鄉誼的聯結和對父老鄉親的牽掛，徽商慷慨捐助、積極救荒，使得徽州的道路交通能夠快速修建并恢復，父老鄉親才能夠安然度過災荒并迅速恢復安定的生活，災后徽州的經濟社會才能夠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其次，商業反哺教育。徽商與明清時期徽州教育的興旺發達有著密切的關系，徽商捐資興學，反哺徽州當地的教育，促進了徽州教育的發展。徽州有崇儒重教的傳統，徽商“賈而好儒”。“明清時期，徽州的家塾、族塾、義塾、義學等遍布城鄉各地，而這些大多是徽商出資興建的。”《茗洲吳氏家典》規定：“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資稟聰慧而無力從師者，當收而校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以膏火。”同時，徽商還資助府學、縣學、書院，尤其是書院的建置、修建、擴建的經費來源基本上來自徽商捐助。“徽州的書院、館塾之類的學習場所，大多是由商人或官紳倡修，由商人捐資興建的。”“邑人議建書院，大信(黟縣商人舒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徽商對書院建設和辦學的鼎力捐助，是明清徽州書院繁榮發展的根本原因。

　　第三，宗族內部互濟。明清時期，徽州人口增多，人地矛盾加劇，自然災害多發，導致宗族內部鰥寡孤獨、貧困落魄人員增多。徽州人歷來重視宗族文化、血緣關系，徽商及宗族中的富裕族人就義不容辭地對貧困族人進行救助。歙縣東門許氏非常重視對宗族弱勢人群的救濟，其族規規定：“今后，凡遇災患，或所遭之不偶也，固宜不恤財、不恤力以圖之，憐憫、救援、扶持、培植，以示敦睦之義。”民國《歙縣志》記載，“汪景晃，字明若，(清歙縣)西溪人。業賈三十年。族之煢苦者，計月給粟，歲費錢百五六十千。設茶湯以待行旅，歲費錢六七十千。冬寒無衣食，給之衣，歲費錢約五十千。疾病無醫藥者，給以藥。貧不能親師者，設義館，歲費錢約二十千。死而無棺者，給之棺。”光緒《婺源縣志》記載，“李焯春，號勝祥，(清婺源)理田人。貢生。少居貧，嗣賈金陵，創興產業。尤殷于族誼。凡里中鄉試者，均住其家，旅費不敷，量力資助。”明清時期的徽州宗族還通過設義田、建義屋、送義冢的方式進行宗族內部救濟。“佘文義，字邦直，巖寺人。晚種梅以自娛，因號梅莊。少貧，操奇贏，辛勤起家。性不好華靡，布衣游名卿大賈間，泊如也。置義田、義屋、義塾、義冢，以贍族濟貧，所費萬緡。”歙縣潭渡黃氏族譜家訓中規定：“當置立義冢一所，聽無地者安葬，如無槥櫝，勸募給之。”

　　最后，儒家思想的踐行。孔子曰：“泛愛眾，而親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清時期徽州有“東南鄒魯”“程朱闕里”之稱，儒家思想不僅深刻影響著徽州人，而且因徽州人朱熹，儒家思想在徽州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儒家的“仁愛”“義利統一”的思想在徽州得到了充分地踐行和發揚光大。“徽為朱子闕里，彬彬多文學之士，其風埒于鄒魯。”在儒家文化熏陶中成長起來的徽商，具備“賈而好儒”的特質是情理之中、自然而然的事情。“雖為賈者，咸近士風。”朱子曰：“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儒家重義輕利、義利統一的思想成為徽商的經營理念和商業道德，既創造了商業文明，也成就了徽商。儒家的“仁愛”思想蘊涵著慈善，徽商踐行了儒家的仁愛思想，辦義學、建橋、修路、救災、救荒，充分彰顯了徽商的慈善精神。明代歙縣商人李氏“讀書好義，宗族貧乏者恒周之。又置義田，凡喪葬、嫁娶、饑寒、無資及有志讀書者，皆取給焉”。清代歙商人鮑氏為貧困族人“置祠產，刊譜牒，興義塾，恤孤寡，族人之無告者周之，散處他郡者收之”。清代婺源商人戴氏“賈湘漢間。順治丁亥歲大祲，輸資運米以賑，全活甚眾。逋券盈匱，貧不能償者悉焚之”。

　　從明清時期徽商的義行善舉、徽州慈善文化的形成與特質可以看出，慈善文化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慈善文化促進了明清時期徽州慈善事業的全面發展，而徽州慈善文化和慈善事業的發展，不僅維護了宗族的秩序與利益，也促進了徽州鄉村社會的善治與繁榮。

　　(摘自《蚌埠學院學報》2024年5月第13卷第3期，原題為《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成因、特質和歷史貢獻》，作者蔣道霞，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