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育嬰六文會

　　育嬰六文會是清代中后期育嬰事業中出現的一種新型慈善救助模式。這一組織首先在江西省內得到普遍設立，并逐漸影響到臨近省份，成為育嬰堂制度的有力補充。育嬰六文會的出現和推廣是清代棄嬰救助事業中一次成功的制度變遷，與舊有育嬰辦法相比，育嬰六文會具有募捐門檻極低、強調“自養”、面向鄉村、便于監管這四大優勢，可以有效籌集財力資源、節省育嬰成本、彌補育嬰事業薄弱環節和強化監督，提高育嬰成效。

　　育嬰六文會的出現與普及

　　育嬰六文會是清代育嬰事業中出現的一種慈善救助模式。清代后期許多地區曾推行育嬰六文會，其中江西省南昌府豐城縣為全國最早，其他地區推行育嬰六文會時，經常受豐城縣影響。如道光末年江西彭澤縣知縣郭毓龍“仿豐城劉公成法，起六文會”;光緒九年(1883)湖北布政使禁止溺女時，提及“江西豐城縣劉令六文會章程”，而從順治至道光朝，只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時短暫擔任豐城知縣的劉逢奇一人為劉姓。由此推測，豐城育嬰六文會在乾隆末年即已出現。

　　自道光年間起，六文會開始在江西省內初步推廣，彭澤縣、金溪縣是較早仿行的地區。約在同治年間，廣信府廣豐縣紳士余紹謙“仿前鹿郡守六文會遺規”舉辦育嬰機構，此處“鹿郡守”應指道光二十一年(1841)起兩任廣信知府的鹿傳先，可見道光年間的廣信府也舉辦過六文會。咸豐朝后，江西各地舉行六文會者漸多，且不少州縣均得到江西巡撫的支持和推廣。

　　至光緒四年(1878)，育嬰六文會引起清廷注意。該年二月，江西安福縣籍官員、翰林院檢討王邦璽奏稱，溺女陋風“江西尤甚”，雖然城市多設育嬰堂，但廣大鄉村難以受惠。王邦璽“查得豐城救溺女六文會法，各村救各村之溺，尚為簡而易行”。同治年間沈葆楨、劉坤一要求推廣六文會后，王邦璽“商合連村大小數姓，總為一會”，“計今已逾十年，全活女嬰不下數十命”，成效頗著。此奏得到清廷重視，諭批令江西巡撫劉秉璋“查照該檢討所遞章程，因地制宜，量為變通，責成所屬州縣實力勸辦”。六文會在江西得到進一步推廣。

　　育嬰六文會在全國范圍內也引起較大反響。同治至光緒初年，不少地區自發仿行六文會，光緒四年清廷應王邦璽奏請推廣育嬰六文會時，曾“咨行各直省督撫，一體查照辦理”，這進一步促進了育嬰六文會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

　　臨近江西的湖南是較早仿行六文會的省份。同治元年(1862)，衡州府酃縣周家灣等處仿照六文會舉辦育嬰局。同治三年(1864)，長沙府湘陰縣知縣與“邑人”籌議，“令各鄉團放百人社之法行之，所保全甚眾”，所謂“百人社”即六文會之別稱。同治五年(1866)，寶慶府新化縣知縣夏獻鈺倡辦育嬰，“令四城行六文育嬰法，于團局內設育嬰公局”。同治六年(1867)湖南巡撫劉崑頒發《六文救嬰新法》，大力推廣育嬰六文會，此后湖南各地紛紛奉行。

　　湖北的育嬰六文會也較為興盛。同治九年(1870)施南知府周慶榕舉行六文會，“每日自捐二十會，倡首勸諭紳民日捐，共得二百數十會”。至光緒七年(1881)，湖北布政使王大經應江夏縣舉人夏建寅之請，頒示禁止溺女，要求“照六文會章程”撫育嬰孩。光緒十一年(1885)，夏建寅再次請求官府禁止溺女，時任湖北布政使蒯德標復申條令，要求將“條陳事宜及六文會章程刊刷成本，通飭各州縣并學官，勸諭士紳，務于三個月限內分別舉辦”。上述辦法使得育嬰六文會在湖北省內得到迅速普及。

　　其他省份，如福建、廣東、江蘇等，亦有推廣育嬰六文會者。

　　育嬰六文會的制度運作實態

　　康熙二十年(1681)南昌已設育嬰堂，但由于經費不足，咸豐年間的救助規模大為縮減，“有名無實，君子傷之”。至同治二年(1863)，江西巡撫沈葆楨“仿照六文會成法，酌定簡明條規”，勸諭地方官紳捐款，在南昌百花洲門外另建育嬰局。

　　沈葆楨頒布的《育嬰六文會章程》主要內容如下：大村分設數會，小村可數村共設一會，“各按地段，救本村之溺”。六文會設正、副首事管理。每月捐錢6文為一股，一百股為一會，每會每月得錢600文，二年得錢14.4千文，可養活一名女嬰。認捐多少“各憑心愿”，由首事“按簿收集，隨時發給”。生女貧戶向首事報告，首事查實后按月發錢600文，補助其自乳嬰孩。若因故不能自乳，可由首事代尋乳母寄養，補助款亦發給乳母。補助以24個月為限，期滿停發。寄養女嬰期滿后由本生父母領回，父母不愿領者由首事安排領養。

　　結合實際推行過程看，南昌的育嬰六文會可細分為城、鄉兩種模式。

　　就城市而言，在南昌百花洲門外創建的育嬰局雇傭生產不久的貧家婦女撫養嬰孩，城內乳母每月發錢600文，城外乳母400文，收養12個月滿期。至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江西巡撫撥銀10000兩發典生息，資助南昌育嬰局。育嬰局利息收入隨之增加，但因當年遇災，育嬰局收養的嬰孩增加數倍，以致入不敷出。育嬰局紳董再度呈文請求繼續募捐，得到巡撫同意。為節省經費，育嬰局將城內、城外乳婦工食由每月600、400文分別減至500、300文，育嬰期限由12個月縮短至10個月。此后南昌育嬰局長期維持運營，光緒三十四年(1908)南昌育嬰局紳士曾“移請商務總會，分別各行鋪戶勸捐補助”。由上可見，南昌城區的育嬰六文會其實屬于一種募捐辦法，目的是為育嬰局籌集經費，用于雇傭乳婦和撫養棄嬰。

　　就鄉村而言，《育嬰六文會章程》規定，未設育嬰堂的地區“毋庸設局”，可仿六文會辦法舉辦育嬰，“以節縻費”，“各按地段，救本村之溺”。此舉得以實施，據光緒四年(1878)五月江西巡撫劉秉璋稱，他之前任江西布政使時已積極舉辦育嬰，在“南昌、新建二縣所屬各鄉”推廣育嬰六文會，“其給錢自育等條規，復與檢討王邦璽現遞章程大略相同”。即鄉村地區六文會的辦法除了募捐以外，還包括“給錢自育”，即給予生女貧家補助，要求其自乳嬰孩。

　　同治六年(1867)湖南巡撫劉崑頒發《六文救嬰新法》，要求各處邀100人成1會，創設育嬰公局。每救一嬰，每名會員每月出錢6文，共集錢600文予以資助，以10個月滿期。貧家產女后就近報明“散首事”，領填“報單”，再持報單至“總首事”處換領“照票”，按月持票向局領錢，期滿后將票繳回。每救一嬰，散首事“按月收齊六十文，先期送局”。總局可設于總首事之家，亦可“另擇公所”，總首事須“身家稍裕、好善而耐煩者”出任。首事身兼查禁溺女之責，發現溺女者“即公同稟究，決不徇情”。《六文救嬰新法》頒布后，平江縣“多踴躍從事，推殷實好義者為首，各育各團，與縣城及長壽二堂相輔而行”，在救助女嬰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各地推行育嬰六文會的情況看，各地六文會均得到官府的倡導和支持，具體事務則由“首事”或紳士操辦，目的均是為了舉辦育嬰事業，應對溺嬰之風。

　　然而，若細加考察可見，各地的育嬰六文會辦法實際上存在完整、部分的兩種形態。所謂完整形態，即如平江規定的那樣，以村落鄉族為單位開展募捐，募捐方法通常是百股組成一會，每股每月捐錢6文(亦可變通為3、8、10文不等)，所得捐款直接發給生女貧戶，在一定期限內補助其撫養嬰孩。換言之，完整形態的育嬰六文會實際上包括“收”和“放”，即募捐和救助兩個緊密聯系的完整環節。其強調以本地募捐所得，救助本地嬰孩，所謂“各村救各村之溺”，具有強烈的小共同體互助色彩。南昌鄉村地區推行的育嬰六文會亦是如此。部分形態的育嬰六文會則僅指按月捐錢的募捐方法，救助辦法則另有規定，如南昌城區的育嬰六文會即是如此。

　　育嬰六文會的制度優勢

　　與既有的育嬰堂相比，育嬰六文會顯示出鮮明的制度變遷色彩，可以有效地從制度層面化解弊端，改善育嬰成效。

　　一是募捐門檻極低，容易成事。為籌集經費，慈善機構經常開展募捐。然而不少機構捐款標準對普通民眾而言并非小數，不利于動員更多民眾參與。六文會的參與者只要每月捐款6文，捐款門檻大幅降低，有利于動員更多民眾參與。時人對此優勢已有明確認識，兩江總督劉坤一即稱，六文會“捐項不拘成數，則樂輸者眾”。同治十年(1871)江西都昌縣舉行六文會時稱，此舉“非甚殷實，皆可量力為之”。同治年間湖南安化縣推行六文會時稱此舉“費少易收”。《江西各項財政說明書》稱，六文會“款則有定，出款之人無定，所出既少，捐者必多，是以于育嬰一項，頗有裨益”。揆諸情理，捐款門檻越低，越適合收入水平較低的鄉村社會。而六文會的完整形態恰是在村落鄉族中推行的，顯示出較強的針對性。

　　二是強調“自養”，改善育嬰成效，節省成本。六文會通過定期補助的方式，動員和幫助親生父母自養嬰孩。相比育嬰堂雇傭乳母的“他養”方式，這一改變不但可以節約建造房屋、雇傭人員以及日后嬰孩重新安置等方面的費用，極大降低成本，還可以充分發揮親生父母與嬰孩骨肉相連、撫養更為盡心的天然優勢，調動其積極性，以較少的投入收到更好的成效。對于“他養”轉為“自養”這一變化帶來的益處，清人深有體會。沈葆楨曾稱“六文愿大意便在自乳”。同治七年長沙育嬰堂“厘定堂規”時仿辦“六文善緣”，認為“其法自養為上”。光緒七年湖北布政使王大經稱，“六文會章程，給錢自哺，其法甚妥”，“較之雇婦哺養，不但省費，且免無數弊端”。

　　三是面向鄉村，彌補育嬰事業的薄弱環節。由于經濟條件相對落后，鄉村往往是“溺女”的重災區。咸豐年間官至尚書的彭蘊章即稱：“棄嬰者城邑少而鄉曲多，建堂費重，勢難遍及鄉曲。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光緒二十三年(1897)江西布政使翁曾桂亦稱：“溺女惡習，鄉里尤甚，城市貧戶產女，大率送育嬰局中;鄉里則距城既遠，抱送維艱，每以禍水一盆，溺之使斃。”完整形態的六文會則專門針對鄉村而設，這一轉變使得育嬰事業的觸手能夠深入廣大的鄉村腹地，彌補以往的薄弱環節。

　　四是便于監管，有助于減少冒領救濟的現象。舊時育嬰堂的冒領救濟現象主要有兩種，一是生母將嬰孩送入育嬰堂，再報充乳母領養嬰孩;二是乳母在所領棄嬰夭折后，仍然以“親鄰兒女應點冒名”。與之相較，育嬰六文會的救助思路發生了根本轉變，其強調由親生父母撫養嬰孩，因此生母報充乳母的問題已不復存在。對于撫養者在嬰孩夭折后繼續冒領救助的現象，育嬰六文會亦可有效防止。六文會在村落鄉族這類小共同體中舉行，人際關系緊密，家庭情況透明，冒充不易，且出資者即為天然的監督者，百人組會的方式使得監督者為數眾多，可隨時予以有效監管。

　　因此，育嬰六文會救助模式的出現和推廣，是清代棄嬰救助事業中一次成功的制度變遷。當然，育嬰六文會在棄嬰救助方面仍存在明顯局限。由于其募捐門檻很低，募集的經費數量較為有限，所以其救助能力也相應受限。所以應該認為，育嬰六文會并不能完全替代育嬰堂的功能，但的確是育嬰堂制度的一種有力補充。

　　(摘編自《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4年第6期，原文標題《制度變遷與清代慈善事業發展——以育嬰六文會為例》，作者黃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