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會澤依托銅商經濟勃興，構建“政府+民間+行業+會館”四位一體的慈善網絡，通過義學興辦、恤貧濟困、地方建設等領域的公益慈善實踐，昭示會澤縣域“以商濟世”的倫理精神與“地方共同體”建構邏輯。

　　明清時期，云南會澤(時稱東川府)因銅礦開采躍升為全國經濟重鎮。清初朝廷推行銅本位制度，“雍正四年至宣統三年186年間，東川府粗銅產量達75.17-90.42萬噸。東川銅產量占全省銅產量的74.15%，占全國銅產量的62%，無論是銅廠數和產銅數均為全省全國之最”，吸引了贛、浙、桂、黔、川等十一省移民涌入，“商賈云集，八方輔揍，儼然一都市”。這場規模空前的資源開發與人口流動，為公益慈善事業的勃興提供了雙重動力：一方面，銅商積累的巨額財富為慈善活動奠定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移民社會的多元整合催生了以會館為核心的地緣公益網絡。

　　“政府+民間”的雙軌公益慈善力量

　　會澤地形復雜，海拔高差3300多米，氣候差異巨大，旱災、水災、霜凍、低溫冷凍、冰雹、泥石流等不時都有發生。據統計，從清朝咸豐八年(1858)到1948年，有較大水災23次，早災12次，霜災4次，共49次。每每災害發生，會澤都會形成政府主導、民間參與的救助形式。“咸豐八年，歲大饑，瘟疫流行，死者萬余人，闔郡官紳倡捐米糧設粥場于四門，逐日賑濟”，表明官方(府級機構)發起賑災，地方士紳(民間精英)負責物資募集與分發，實現資源整合。另如，同治十年 (1871)，“夏，東川連旬淫雨，大水飄禾，平地水深數尺淹至北門，經月始退，歲大饑，減免錢糧四成。”同治十一年，“夏季雨水過多，田地淹沒應征秋糧給予減免，以紓民困。”這些歷史表明，在災害應對中，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通過政策調節和資源調配，盡力減輕災害對民眾生活的影響。

　　當官方救災缺位時，民間社會則展現出高度自組織能力。1934年，會澤城區流行鼠疫，患者旦發夕死。發儒街死亡人數過半，有的一家人死光。疫勢繼向馬武、華泥乃至者海石頭河蔓延，當局無法防治任其蔓延。中醫、商會各界自動組織施藥會，募集資金，生產成藥向城鄉人民免費分發。政府沒有救災措施時，也有官員私捐者，如光緒二年(1876)載：“四月不雨，早魃為虐，民饑而謀食者轉徙道路。學官馬晉三來東川府科試，捐養三百金，郡人感其，踴躍捐資，計得銀三千余兩，以賑饑民。”以上例子揭示了民間力量在制度縫隙中的自覺補位作用，反映了會澤縣深厚的社會互助傳統。

　　而水利領域更是會澤“政社協同”的典范——政府提供制度與資金保障，民間貢獻資金與技術，形成可持續工程管理模式。在清代東川的水利建設中，成效顯著的有娜姑的隧洞引水工程和泄水工程。雍正時期，娜姑缺水，“是以彼耕此輟，人民轉徙，從無定業”。雍正末年，當地人郭開甲、陳世通、陳啟義三人集資開鑿水槽子隧洞，引以禮河水，灌溉娜姑田地，后因資金不足停工。這呈現出單純民間力量的局限性。乾隆十年(1745)東川府借庫銀1千兩，政府介入，由艾啟和、艾警、鄭榮之等戶續修，于嘉慶四年(1799)開通，洞長1023.5米，由樂里村出口，并開碾子溝、紅巖溝、后溝、樂里新溝灌渠道。但由于無出口泄水，汛期往往淹沒田畝。道光二十五年(1846)東川知府令娜姑大戶鄭興東，于棠梨樹山腳鑿泄水隧洞。成豐十一年(1861)建成，至此，娜姑海壩排、灌具備。歷代會澤縣興修的水利工程，都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如娜姑小洞口隧道通水后，即劃定歲修田，固定管水員，每年按時維修隧道，疏浚和加固渠道。通過水利建設的“政社協同”的演進邏輯：政府通過政策制定與資源調配確立框架;民間力量在危機中自發行動;官民分工實現技術、資金與管理的優化整合。

　　捐資助學：教育公益的綿延傳統

　　會澤官紳商民素有重教傳統，捐資助學傳統始于清初，并貫穿至民國時期，其核心是政府、商界與民間的協同投入，形成“官捐+商助+民參”的多元投入機制。這種機制不僅塑造了歷史上的教育繁榮，還推動了科舉繁榮與社會流動。他們捐贈的銀兩、田畝，為發展會澤教育，改善辦學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據史志記載：會澤歷史上的幾任知府、知縣，都曾捐贈財產，資助教育。自康熙三十八年 (1699)“獻上設流”后，一些富有遠見卓識的外籍流官，便十分重視教育。雍正五年(1727)，知府黃士杰于東外街距城鼓樓50米處設義學。雍正十年(1732)，知府崔乃鏞改義學為書院，崔乃鏞捐束修購置學田和鋪面作為書院儒學月課及諸生膏火。此為東川府最早開辦的書院。官員帶頭捐體現了“政府主導”原則，官員以個人財產或公帑支持教育，既強化了政府權威，又通過科舉制度促進社會階層流動。這種模式類似于現代公共財政投入，但更具個人化色彩。

　　民間則有宗祠辦學與義學網絡。最有名者為會澤海壩石鼓村何氏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于其祠開辦的義學，祠堂內請先生教書，族人子弟入學免攤館金，應童試子或鄉試的子弟，還給予獎勵。光緒初年，東川府的義學發展進程迅速，可以說遍布四鄉八里。這些由鄉里創建或由士紳富戶捐資興辦的學堂，置學田房產作為經費來源，免費招收彝族、漢族子弟入學。私塾在原有的基礎上，辦學數量有較大的增加，據不完全統計，清末東川府的私塾就有70多所，除少數富戶邀師在家教誨子弟外，多為清貧之士設館授徒，收取學費。也有全村共同請師辦學的，其生活待遇由學童家庭負擔，學年無限。商界與民眾通過宗族、行會等渠道參與教育，形成“自下而上”的補充機制，體現了社會資本的力量，這種分散化的慈善投入增強了地方教育韌性。

　　民國時期，教育經費危機催生集體行動模式。為籌措教育經費，1941年元月，會澤城區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捐資興學運動新春游藝大會”，各校師生紛紛走上街頭，或發表講演，或演出節目，廣泛宣傳和發動群眾。兒童們將剛得到的“壓歲錢”、小販們把當日收入，紛紛投入捐款箱。許多公司、單位也都積極捐贈。這次活動共集資國幣1717.40元，作為幼兒教育基金，于同年創辦了會澤歷史上第一所幼稚園。此運動將“官捐+商助+民參”融合為全民參與機制，政府(公職人員)提供組織框架，民間(商會、師生)執行募捐，體現了危機下的社會自治能力。

　　基于業緣關系的公益慈善組織

　　清朝乾隆、嘉慶、道光約一百余年間，會澤礦冶大開，鑄錢鼎盛，商賈云集，百業俱興。各行各業為維護自身利益，建立了各種行會，這些行會有規章，對交流技藝、傳遞信息、扶危濟困等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各行業以“開山祖師”信仰為精神紐帶，建立行會組織，這種將神話傳說與行業技藝傳承相融合的方式，本質上是通過文化符號來構建行業認同與凝聚力。

　　會澤行會具體包括以下六家：軒轅會，于財神廟內建軒轅殿，縫紉、紡織、毛皮等手工行業每年農歷九月十六日(軒轅黃帝生日)辦會;魯班會，于西外街修建魯班廟，建筑行業每年五月初七(傳為魯班生日)辦會紀念這位卓有成效的藝人;老君會，于東外街黑神廟對面建廟，銅、鐵器業行會于二月十五日集眾辦會;呂祖會，于白衣閣建偏殿呂祖閣，金、銀器業每年四月十三日辦會;孫祖會，于財神廟東南角建孫祖殿，制鞋、板皮業正月初三、九月十三每年集會兩次;梅葛會，于財神廟建梅葛殿，印染行業三月三日集會。該六大行會均以神格化行業創始人為精神核心，其功能遠超經濟協作，還囊括儀式性整合和技術型壟斷，本質是行業自治組織(業緣)與地緣社會組織(地緣)在神緣紐帶下的融合，形成獨特的“三角穩定結構”。

　　銅商文化中的會館慈善

　　東川府諸多會館的建立，滿足了各省籍人士異地尋根的需要，使他們的鄉土觀念在一定時期內較久地保存下來。同時，廣大貧民、礦工、手工業者、貧苦農民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顧，這無疑具有巨大的歷史進步意義，已然成為地方主流的系統性慈善平臺。會館是該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突出現象，以“答神庥、篤鄉誼、萃善舉”為旨趣，遵循封建的倫理道德和社會意識觀念，倡行義學、義診、恤貧、助喪等慈善活動，秉承了中國傳統慈善事業的重要思想;它們為同鄉提供寄居場所，幫助同鄉謀求生活職業，接待原籍客商、學子，調解經濟及家族、家庭糾紛，辦理同鄉喪葬事宜，培養本籍幼童入學。而銅商文化中的會館慈善，其本質是傳統商幫在地緣、業緣、神緣三重紐帶下構建的社區自治型公益慈善體系。其以多元籌資和制度化管理支撐了持續性救濟活動，既強化了商人群體的社會地位，也成為政府治理體系的重要補充。這一歷史實踐不僅彰顯了“商善互動”的中國智慧，更為當今慈善事業提供了“自我造血”“社區參與”等寶貴經驗。

　　會澤會館慈善的募捐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同鄉捐贈：陜西會館的《關中布行義捐常住碑記》就載會館建蓋之初，有邱姓捐贈水田十余畝。其后，陜西、山西移民在會澤縣城所開布行，又聯合募捐六百八十多兩，用以維持會館的日常開支。根據現存《東川湖廣會館傳書》記載，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捐資人員姓名和單位刊目，寶云局的湖廣籍匠役人數眾多和個人出資數額較大，特別令人矚目，并且全部以銀捐贈，而不是用他們鑄造的錢文來借花獻佛。

　　戲劇募款：乾隆四十八年，湖廣會館修復觀音殿觀音大士像龕時，各有關單位都來慶賀，也請戲班演出。《東川湖廣會館傳書》也記載了這次參與單位的“戲文”錢：“長沙府戲文禮物外錢四十千文。衡州府戲文禮物外錢一百零五千。水碾額聯、戲文禮物外錢王十三千。寶云局額聯、戲文禮物外錢三十八千。武岳二府戲文禮物外錢十六千。米糧壩額聯、戲文禮物外錢七十九千。碧谷壩額聯、戲文禮物外錢四十四千。鉛廠額聯、戲文禮物外錢匹十四千。江西全省，彩緞、戲文、禮物外錢二十千。江西臨府彩緞、戲文、禮物外錢二十千。酒商戲文、彩緞外錢十七千。西蜀全省額聯戲文禮物。黔省戲文禮物。”

　　社會捐贈：會澤縣城東郊的湖廣會館，建蓋于康熙年間，到乾隆三十四年修繕過程中，湖廣會館舉行了一次募捐。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的《東川湖廣會館傳書》共分為六卷，據不完全統計，總計捐資人數為4034人，總計收得捐贈銀15638兩。

　　傳統慈善的近代化重組

　　晚清民初，西方公益理念傳入，會澤慈善呈現“傳統內核+近代形式”特征，從“滿足緊急生活需要”的個體互助拓展為涵蓋“人與自然、環境、藝術”的公益事業，與此同時，商會取代行會成為公益中樞。

　　辛亥革命勝利后，1917年2月2日重建會澤商會。當時農商部定名為東川縣商會(當時會澤縣為東川縣)。商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會董20人，任期兩年。1931年，有工商業者821戶，商會又設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下面有屠宰、制革、染坊、銀器、氈棉、雜貨、銅器、成衣、醫藥和食宿等10個同業公會。1948年4月，商會進行工商業登記，條件是有額定資本及營業處所、有從業人員、有營業賬冊。

　　1919年，會澤民間的慈善機構“同善社”首次在縣城施種“牛痘苗”以預防天花。在此之前，會澤民間預防天花均由民間的“痘先生”采用天花患者痊愈后的痘痂搗碎為末吹入鼻腔，以傳播輕型天花的方式而使患者獲得終身的免疫效果。此次“同善社”的接種牛痘苗雖痘苗有限，接種面不廣，種后也無跟蹤觀察資料，成績不算大，卻從此揭開了會澤采用西醫藥防病治病的新篇章。

　　清光緒十六年(1890)9月由英國牧師在會澤創建了“云南會澤基督教圣道公會恩澤圣堂”(俗稱耶穌堂)。傳教士們出于自身保健的需要往往隨身攜帶少量自用西藥，偶遇教友染疾，他們亦贈施醫藥，由此醫藥便開始在教會內流傳使用。為了擴大教會的影響和出于傳教布道的需要，基督教圣道公會于1931年在會澤縣城創設“新華藥房”為其附屬的“慈善”性醫療機構，這是會澤縣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西醫藥機構。

　　1932年，果術法師在斗姆閣成立會澤佛學社。當時會澤僧尼分為出家受戒與在家皈依兩類，言行組織松散，且此前成立的會澤縣佛教分會與果術法師教理分歧較大。佛學社以研習教理、弘揚凈土法門為宗旨，團結僧尼，規范其言行，革新寺廟積習。1940年佛教分會解散后，佛學社愈發興旺;1948年佛教會與佛學社合并，由果術法師主持工作，直至新中國成立。此外，果術法師積極參與地方實業建設，獲“實業和尚”尊稱。20世紀30年代，他帶領弟子勘測開發城郊頭塘煤礦，用煤礦燒石灰替代柴火，減少木材砍伐，踐行佛家慈悲濟世精神，為地方發展貢獻力量。

　　清末劉克升從日本留學兼考察學務回到會澤后，深感縣城戲劇演出場地(戲臺)之多，戲劇愛好者之眾，通過戲劇演出產生教化作用之大，于1912年3月創建業余滇劇組織“清明會”，后改為“翼教社”。劉帶頭捐銀百兩，各會館、寺廟、商號也捐資贊助，購置了服裝和文武樂器，還明確行當及業務分工。這是會澤縣第一個戲劇班社組織。1917年，昭通大關縣地震，翼教社到昭通參加義演，賑濟災民。1927年，應唐繼堯部屬滇東鎮守使邀請，赴昭通演出，因藝德雙臻，受到好評。

　　會澤銅商文化中的公益慈善，是一部跨越三百年的“善道至臻”史詩。明清時期會澤依托銅商經濟勃興而構建的 “政府+民間+行業+會館”四位一體的慈善網絡，無不彰顯中華民族樂善好施、守望相助的傳統美德。銅商巨賈的慷慨捐輸、會館地緣組織的制度性善舉、行會業緣互助的精準幫扶，以及官紳商民合力興辦教育、賑災濟困的多元實踐，共同編織了一張縣域公益慈善之網。

　　(摘自《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25年5月第44卷第3期，原標題《會澤銅商文化中公益慈善的多維實踐與近現代轉型》，作者夏福立、鄧玉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