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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郝成 陳江宏

    2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發了一篇題為《窮人黃鶴的慈善“生意”》的調查報道，將黃鶴再次推上輿論前臺。

    該篇報道的編者按中寫道：黃鶴，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挫敗——他甚至連自己的“施主”都得罪了。

    “我沒看報道，我也不想做回應。留給時間去證明吧。”2月26日，面對新一輪質疑，黃鶴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不再接受媒體采訪，除非是某兩家電視臺，“如果他們來了，我什么都可以說。”

    而本報記者調查發現，對外宣稱“舉債公益”的黃鶴夫婦，名下擁有三家公司，注冊資金合計190萬元。

    黃鶴，北京大興區行知學校創辦人、前校長，這位近年來時常身處輿論焦點的新聞人物，之前也因其“舉債公益”而備受關注。不過，這一輪的質疑不僅指向其“舉債”公益的方式，更是指向其中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賬目問題。

    悲情公益

    翻查過往關于黃鶴的報道，人們似乎看到的是一個公益苦行者，毫不利己，只為公益。果真如此嗎？

    這位習慣反問記者“采訪的目的和動機”的新聞人物，此前在公眾形象中是像母雞護著小雞一樣，艱難地保護著他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京城某媒體記者曾在看到他和孩子們的狀況后感動落淚，遂傾囊相予。

    “看到他，就覺得看到了在這個物欲橫流時代里，一個堅持理想、為公益徹底獻身的人。”曾于多年前采訪過黃鶴的一位媒體人告訴記者——這曾是黃鶴一度通過媒體傳達給人的第一印象。

    彼時，黃鶴作為北京大興區行知學校創辦人、校長，隔三差五便成為新聞焦點：學校被村里逼著停下、被房東斷水斷電索債、被教委責令關門……所有的跡象都呈現——他的行知學校時刻處于被關停的邊緣，而學校里的眾多農民工子女，不時揪動著媒體和公眾的同情心。

    每一次發生類似的悲情事件，媒體一番報道之后，便會有陸續而來的善款涌入。黃鶴對這些善款的數目，也鮮有對外發布確切的數字。

    從2001年到2007年，黃鶴宣稱自己為行知學校募到了1000萬元善款，而熟悉他的人則認為，這些錢都與那些一再發生的悲情故事相關。

    錢呢？

    慈善拍賣、社會捐款、多年來超千萬的善款，究竟去了哪里，這不僅僅是一種好奇。

    “那次慈善拍賣僅一塊金牌就拍出130多萬，加上其他拍賣所得善款，接近200萬，都上哪去了？”長期致力于農民工權益保護的公益人士張志強，回憶起2007年中央電視臺為行知學校舉辦的拍賣活動時說。

    2007年，黃鶴創立的行知學校，交由南都公益基金會管理，而黃鶴后來離開行知學校時，還背走了學校40多萬的債務。

    看似豪情的舉動，卻讓許多和黃鶴一樣在辦民工子弟學校的人頗為不解。

    《公益時報》記者按照網上流傳的“北京打工子弟學校一覽表”中的聯系方式采訪了幾位打工子弟學校校長。“一般來說，學生達到500人，學校就不大可能虧本。當然，就算行知學校為了教育質量，給學生和老師更好的條件，那也不會折進去1000多萬，再欠下40多萬啊。”北京昌平區某打工子弟學校李校長告訴記者，他曾在黃鶴執掌行知學校時多次前往參觀、交流，以他的經驗，行知學校不大可能賠到那個地步。

    不過，也有與黃鶴相熟的其他打工學校校長認為，以黃鶴的性格和作風，1000萬元在7年中花光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想到了要改善什么，就一下子投錢進去，而且他的想法往往一時熱，錢砸進去了，又發現艱難，于是就把自己也套進去了。折騰來折騰去，錢可不就沒了嘛。”

    在質疑者中，也有不少人認為黃鶴不大可能把這些錢轉為私利。“一是眾目睽睽，二是他確實過得很窮，他家人也很窮。”

    “負債”基金

    企業家汪唯成立基金，旨在通過資助改善眾多打工子弟學校現狀，而作為具體運作人的黃鶴，卻遭非議，并因此負債。

    在黃鶴最常用的話語中，除了“我是研究陶行知的”外，還有一句便是“要是查出我有一分存款，一寸房產，我就……”

    關注黃鶴的人注意到，在離開行知學校后，后一句話出現的幾率便大大降低了。人們獲知這位志在為農民工子弟教育奉獻終身的黃鶴，不再直接辦學。2008年北京企業家汪唯在考察諸多打工子弟學校后，決定成立專項基金扶持打工子弟學校，而黃鶴則成為該基金的運作人。

    汪唯在投入初期100萬元后，因心臟疾病猝然離世，而該基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消耗殆盡，鮮有資金注入。但由于該基金與北京六所打工子弟學校簽訂資助協議，學校根據協議進行的校舍改造、教師待遇提升等環節用款，并未能如協議規定獲得，便引發多起指向黃鶴的訴訟。

    記者了解到，有教師因拖欠薪酬將所在學校和黃鶴訴至法院，并將于今年3月15日開庭，但黃鶴向這位老師承諾：3月10前，所欠近3萬元款項將全數到位。

    類似的官司不止一起，這令汪唯基金的受助學校都頗為不解。“六家學校，每家怎么也得到位十來萬，才能用完這些錢，但我們只收到不足兩萬元啊。”昌平一家受助學校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校收到兩次款，每次都是8700元。

    據黃鶴透露，他所借高利貸，正是為了支付汪唯基金曾承諾幫助的那些打工子弟學校。他也承認，在汪唯基金運作過程中，自己確實遭遇不少質疑。

    三家公司

    資料顯示，黃鶴與妻子曹明秀名下有三家公司，注冊資金分別為40萬、100萬、50萬。

    “汪唯去世，汪唯基金都要注銷了，沒有錢，停下來就好，這借高利貸算哪門子事兒啊？下一步要不要乞討做公益啊？或者干脆搶劫做公益好了。”質疑者懷疑，黃鶴在跟公益大佬徐永光的那些年里，究竟學了多少正經的公益常識。

    不過已知的是，在徐永光、范崇燕等人的幫助下，2006年8月黃鶴注冊了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務有限公司。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黃鶴及妻子名下還有另外兩家公司：2010年8月，黃鶴之妻曹明秀注冊了安秀（北京）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當年10月，曹明秀注冊綠色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務有限公司。

    以上三家公司注冊資金分別為40萬、100萬、50萬。

    “別人做打工子弟學校都賺錢，他引來那么多社會資助，結果卻賠了；別人做好了企業然后再回饋社會，他倒以公益為號召，讓大家支持他的企業。”一位曾幫助過黃鶴的公益界人士認為，黃鶴、曹明秀過于強調名下家政公司是社會企業，讓人反感。

    1月31日，黃鶴、曹明秀夫婦做客東方電視臺，就“舉債公益”與現場嘉賓及家人展開激烈辯論，但曹明秀告訴本報記者，這次上電視“負面效果遠大于正面效果，負面效果要占到八成”。

    而對于質疑，黃鶴表示不會回應。“我說什么好？我要說的話，會涉及很多人……我是研究陶行知的，我用行動做回答，等時間證明了這一切，質疑者會負疚一輩子！”

    “就算他真沒有私利，那作為一個把公益做到負債的人，也可以和大家好好分享下他究竟是怎么做的，比如那些錢花得對不對？給大家一個經驗教訓或者借鑒總可以吧？”一位對黃鶴持質疑態度的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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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鶴的公益之路

    黃鶴原本是一個普通的農村高考落榜生。安徽桐城教育局干部張躍進還記得，1989年，在一位省教委副主任的關照下，黃鶴到桐城復讀準備高考，此時的黃鶴已經23歲，這已經不知是他第幾次高考。不過，據張躍進回憶，黃鶴當時對復讀并不怎么用心，而是執著研究陶行知。張還跟他一起辦了一個陶行知研究的報告會。

    讓張躍進印象深刻的是，當年黃鶴在筆記本上寫有一行字：教育家黃鶴。“當時就覺得這個人將來要做大事。”

    張躍進一直不明白，當年身為農家子弟的黃鶴，為何能得到省教委副主任的關照。“我想可能是因為他的遠大志向和執著勁頭打動了領導。”黃鶴后來的經歷表明，他的確具有結交重要人物的特長，他人生中每走一步，幾乎都有“貴人”相助。

    黃鶴在桐城呆了一年左右，他高考再度以失利告終。之后便徹底放棄高考，開始為成為“教育家”而四處努力。

    1993年，黃鶴來到北京。找到了4年前結識的一位作家，在后者的引見下，黃鶴認識了作為其“公益事業引路人”的徐永光，命運由此出現轉折。

    徐永光時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按照黃鶴的說法，在徐永光關照下，他得以到青基會工作，并成為希望工程辦公室的一名志愿者，“參與了這場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史上的偉大公益助學行動”。

    黃鶴說，1995年，在徐永光的幫助下，僅有高中學歷的他得以到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讀研究生（未取得學位）。也正是在這里，黃鶴結識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劉丹，并在不久后與之結婚。

    2001年，在徐永光的支持下，黃鶴開始在北京創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并依靠這項事業，逐漸走向人生頂點。

    （據《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