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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06版）

    扶貧基金會與加多寶集團等企業之間，已不再是簡單的“施與受”關系，而是一種“伙伴式”合作，一起甄別需求、發現問題，探討、應對需求，解決問題，最后共同問責監督。大災大難的考驗過后，更多人尋求到了公益模式的轉型契機和突破口。不過，無論是在上述的具體項目上，還是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脈絡上，路還漫長。

    合作社成立了，組織形式和議事機制也定了下來，扶貧基金會甚至從北京將基金會的法律顧問“空運”到四川，幫助合作社制定了一個極為嚴謹詳細的章程。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項目的確定和運營人員的確定。王軍說：“這是一次嘗試。難免有失誤，有風險。但是這也是我們的寶貴經驗。”民樂的項目最后定為兩個，一個是工廠化食用菌種植，一個是獺兔養殖。食用菌種植項目的負責人是公開選聘來的，并且還要求他自帶資金10萬元入股，但是后來項目卻因此人對技術外行而使育成的菌菇大面積污染，導致該項目的總投入160萬元虧損了幾十萬元。理事會及時“換將”。而獺兔項目吸收了菌菇項目的經驗，找到了有多年養殖經驗并且也同時經營獺兔廠的專家級伙伴來合作。

    目前，食用菌項目和獺兔項目都已有了產品產出，也經歷了一定周期的市場價格波動，正逐漸步入正軌。

    震后中國扶貧基金會共在民樂村投入資金526.38萬元，其中269萬元用于注冊“民樂種養專業合作社”發展食用菌種植和獺兔養殖項目，剩余款項用于農戶住房補貼、老人活動中心、村道路橋梁修建、地形測繪等。

    玉樹探索

    民樂項目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韓俊魁就是其中之一。這位一直以救災、扶貧以及NGO在其中的作用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學者認為，類似“民樂村項目”這樣可持續發展產業扶貧項目，是一個與國家政策相銜接的創新探索。他認為其中“瞄準需求”與“可持續發展方式”是兩個關鍵特色”。

    “可以說，汶川地震開始讓中國的NGO有機會參與救災與災后重建工作，從而正式躍上歷史舞臺。”韓俊魁說。

    2010年4月14日，玉樹發生7.1級強烈地震，地震造成2698人遇難，270人失蹤，大量房屋倒塌。韓俊魁等人受邀成為玉樹地震發生后的中國扶貧基金會災后需求評估專家團成員。

    如何在玉樹復制民樂模式？扶貧基金會要走得更遠，首先就是從“1”到“X”的復制。

    扶貧基金會在玉樹的項目最終由“3+1”組成：3個單獨村項目——甘達村運輸隊，德達村奶業基地以及東風村蔬菜大棚項目；由1個村莊成立的產業項目合作社、5個村莊公選出最困難的906戶村民作為受益群體的一個大型集貿市場項目。

    這幾個項目都是通過前期廣泛調研并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而設計的。

    甘達村距離玉樹結古鎮較近，有駕照的村民很多，結合玉樹災后重建中對工程車有大量需求，村民有強烈發展運輸隊的愿望，中國扶貧基金會決定在甘達村援助實施加多寶甘達運輸隊項目。項目分為硬件投入和軟件支持兩部分。硬件投入部分購置東風天龍汽車2輛，歐曼自卸車5臺，裝載機1臺，總價值248萬元。軟件方面，投入運輸隊啟動資金48萬元。

    德達村地理位置相較于甘達村而言比較偏遠，離結古鎮有70多公里，是個生活水平較低的貧困村。該村唯一的資源就是7萬多畝的草場，此前大部分處于閑置狀態，因此確定以推動牧業發展為項目核心目標。據此，項目按人均有2頭母牛的數量為全村發放了366頭牦牛，其中158頭是帶牛犢的。項目總投資165.71萬元，其中購買農機具31.25萬元；購買生產母牛366頭113.46萬元；每戶發放畜棚修建補貼6000元，35戶共發放21萬元。

    而東風村的蔬菜大棚項目的起因是進入災后重建階段后，數萬外來建設大軍進入，當地蔬菜供不應求。此前的東風村主要產業是青稞種植，產量很低，基本上是自給自足，很難有收入。在扶貧基金會的幫助下，東風村建起了73座大棚。基地建設項目總投入資金698.13萬元。

    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的這三個總結報告中，展示了目前幾個項目基本都運轉良好。甘達村運輸隊僅僅運行前4個多月，就實現經營收入95.17萬元，純利潤56.54萬元，另外獲得了政府的獎勵補貼10萬元。截至這個月，已經實現純利潤120萬元；德達村的奶業基地預計一年能夠為德達村每戶增加收入38580元，人均增收7716元；東風村的蔬菜大棚一年可為東風村貧困群眾增收20萬元左右。

    累積基礎上的創新

    “玉樹的環境和四川民樂的環境差異極大，除了自然環境，還有文化環境。這對項目實施來說也是挑戰。”在扶貧基金會玉樹項目實施過程中一直保持高度關注的韓俊魁說。

    當地位置偏遠，是藏族居住區，溝通不易，意識也與外界有很大差異。在項目實施初期，說服村民接受產業發展項目是最難的，這項工作需要反反復復地進行很久，比如在德達村，這個過程從2010年的6月底開始，一直持續到了年底。“開了半年的會。”扶貧基金會玉樹項目項目處長陳濟滄如是說。

    但在這3個項目同時實施的過程中，四川民樂村的實踐經驗和教訓被總結并加以應用。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王軍認為有三個關鍵點的工作需要慎之又慎：一是如何選聘帶頭人；二是扶貧基金會在項目中的定位；三是合作社的組織架構。

    在玉樹，扶貧基金會除了沿用民樂的折資入股成立產業項目合作社，從村民中選舉理事會，村民享有收益權等模式之外，對于項目的操盤手，更多的是從村民內部找能人；扶貧基金會也不再進入理事會，而是擔當外援的角色，為項目提供外部支持；合作社的層級設置盡量簡化，甘達村運輸隊項目摒棄曾在民樂采用的總經理向理事會負責，總經理管理項目團隊的模式，而是因地制宜，由理事會中的能人直接擔綱項目的負責人。此外，也沒有沿用民樂村由基金會法律顧問幫忙擬定詳細的理事會章程，而是由各個項目理事會開會討論自己的章程。

    這一切，都讓這3個項目更接地氣。

    此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總投資約達7000萬的集貿市場項目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這個項目可以說是扶貧基金會此前一系列產業扶貧項目嘗試的升級版。

    玉樹首府結古鎮，一直都是當地商貿的重要集散地。在韓俊魁等人接受扶貧基金會委托進行的玉樹災后需求評估報告中這樣寫道：“當地農牧產品的交易處于較為低級的階段，通常是使用最原初的產品進行交易。也有一些縣出現了較為大型的、遠距離的市場交易，但遠不能滿足需求。”

    由于結古鎮土地產權復雜，集貿市場項目前期經歷了一個緩慢的推進過程，在當地政府以及扶貧辦的大力配合下，市場終于要在近期破土動工了。

    未來這個集貿市場建成后，將讓涉及的5個村中由村民推選出的906戶貧困災民獲益，每年從市場的盈利中得到分紅。5年后，受益的農戶再進行公選，剔除已脫貧致富的，增進仍舊生活苦難的。此外，項目規則中又有創新的設計——未來市場的收益中將固定提取15%的基金來幫助周邊其他沒能從項目中直接獲益的村子的發展。

    研究者韓俊魁對15%幫扶基金的設想持肯定態度：“這個模式非常好，一個基本的精神就是，你獲得了幫助，也有義務去幫助別人。不過這15%拿出來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思考，究竟如何幫助周邊？虧了怎么辦？重建與扶貧的工作中，時刻都要注意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問題。”

    加多寶的捐贈轉型

    1億1千萬資金是上述所有玉樹災后扶貧項目的運作基礎，而這筆巨額捐贈，來自于早先在汶川地震中就曾捐出1億的民營企業加多寶集團。

    加多寶集團和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互信是怎樣達成的？企業捐出如此多的資金進行災后產業扶貧的心態如何？

    “汶川地震發生后，我們第一次捐出一億元。我們從普通老百姓角度出發的認知里，覺得政府是一個可靠的捐贈對象，那么我們第一時間就跟政府溝通，把款項打過去了。”加多寶企業傳訊首席代表田威介紹說。

    無須諱言，捐贈四川一億元，一時間為加多寶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田威說：“現在回顧起來，我們覺得這一億元汶川地震的捐款，我們從捐贈者角度來說也有很多東西沒有做到位，比如后續的跟蹤等等。其實我們也處在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里，學習如何把公益做的更好。”

    在汶川地震捐款前，加多寶企業內部其實就一直有類似“學子情”等的自發的公益項目在運作，但是從汶川地震后，加多寶真正地了解到，善款用到什么方面，要有個跟蹤機制，就能更好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此外，做慈善不可能總是在救急，其實更多的是希望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恢復自我生存的能力。

    于是，加多寶開始尋找自己在公益方面的更專業的戰略合作伙伴，最終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牽手”。

    加多寶將捐給玉樹的1.1億元，第一時間就打到了基金會賬戶上。捐款中大約1000萬被用于前期的救災以及安置的物資采購。關于產業發展項目設計的溝通也開展了起來，加多寶能夠在第一時間里了解到思路和進展。另外，基金會也利用自身的資源和影響力，與國務院扶貧辦以及青海省扶貧辦進行溝通，并達成協議，規定了這筆資金的具體使用執行方式。

    加多寶與扶貧基金會的信任在合作中逐漸加深。一個例子是，上文述及的由于結古鎮產權結構復雜，所以規劃中要投入近7000萬資金的集貿市場項目，一直拖到前不久才正式奠基。“或許換了別的捐贈對象，不可能讓那么多錢一直趴在基金會賬戶上2年不動的。因為我們將錢用在走可持續性的產業扶貧的項目上，而且一般可持續的產業扶貧項目在政府規劃的災后重建項目啟動中屬于第二批次，項目的啟動會晚一些。但是對此，加多寶方面給予了我們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王軍說。

    災害面前，人人痛惜。但換個角度看，這兩次先后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也是推動扶貧基金會勇敢創新以及加多寶捐贈模式轉型的重要契機與突破口。扶貧基金會與加多寶集團等企業之間已不再是簡單的“施與受”關系，而是一種“伙伴式”合作，一起甄別需求、發現問題，探討、應對需求，解決問題，最后共同問責監督。

    這些變化折射著中國專業的NGO組織的不斷追求進步，以及中國捐贈人群體不斷成熟的過程。不過，無論是在上述的具體項目上，還是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脈絡上，路還漫長。韓俊魁說：“運作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的門檻不低，人、資金、機制、政府關系缺一不可。在國際上，類似的扶貧項目，一般的跟蹤周期都在1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