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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馮永鋒

    像南加這樣的“本地自覺型環境保護者”，需要社會能量很好的支持。而社會能量也需要借助這樣的本地自覺的民間環保人士，抒發和表達其體內蘊藏的無窮力氣。某種程度上說，不是社會給了南加機會，而是南加給了社會正向表達環境意愿的機會。

    初見南加

    似乎是在2008年的一個冬天，我在著名環保人士汪永晨主持的“環境記者沙龍”上，看到一個來自青海湖的藏族小伙子。他急切的心態和不標準的普通話讓他講述的事多少有些含糊，所幸我在西藏工作共三年，憑借對藏族人的熟悉我聽懂了大意。

    他來自青海湖邊，他想告訴大家青海湖雖然禁漁嚴厲，但每年都有人去偷捕，甚至有一種人，被稱為“魚狼”，專門雇傭人到湖面上捕魚。捕的主要是青海湟魚，也被稱為青海湖裸鯉。這種魚生長很緩慢，但吃的人一燉就是好幾斤。越不讓捕，越有人想吃，越有人想吃，越有人逞能去捕捉、逞能去購買。一切難得之物都可能會成為一些人的向往之物，無可例外地，這樣的命運也壓迫到了青海湖生態系統的身上。

    當地人也有反對捕魚的，但反對的人有時候甚至會被“魚狼”組織的地痞流氓毆打，有位藏族老村長就被打傷了。南加想告訴在場的環保記者們，青海湖生態保護遭遇到了一些困境，需要大家幫助。他還拿出了一些照片，希望大家看后會涌起去調查報道的沖動。

    可惜當時在場的記者們并沒有幾個回應，大家都有很多其他看似更重要的活兒。北京的民間環保組織也一時無法感應到青海湖的困境，因此沒做出什么反應。

    我也雖然一直有心，但卻沒有騰出足夠的精力。

    200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結識了葛玉修，并請他來給達爾問自然求知社做了一場青海湖生態保護的講座。葛老師是青海銀監局的紀委書記，從1994年起就在拍攝青海湖的鳥類，后來“不小心”拍攝到了中國第一張近距離的普氏原羚“寫真”。從此，他把很多的精力用在了普氏原羚的保護上。他甚至想給普氏原羚改名字，改為中華對角羚。

    2009年12月份，我又到西寧時，跟隨他去青海湖邊，那一次，在葛老師的幫助下，我第一次觀察到了普氏原羚。當時，正處在普氏原羚的求偶期，一只雄性普氏原羚成功地讓將近20只雌性普氏原羚組織成了它的“妻妾陣容”。而那些不夠聰明、不夠漂亮、不夠強壯的普氏原羚，則喪失了所有繁殖后代的機會，它們孤單的身影在冬日的荒原上頗為寂寥。

    其實已經沒有荒原。腳下的土地幾乎都處在被人開發利用的狀態下，我們人類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知道退讓的群體，所有的荒野都會被人類費盡心思地開發利用殆盡。但青海湖邊的原野由于草原本身的闊大起伏，又是在冬日斜陽的淺暉下，多少還有一點點殘余的荒原的意味。

    再見南加

    和葛玉修探討普氏原羚的保護之道時，很偶然地提起了青海湖邊有個叫南加的牧民救助了很多只普氏原羚，還收養了一只小的普氏原羚，和他的兒子一起長大。葛玉修翻出照片讓我看時，我一眼認出，他就是一年前“環境記者沙龍”上我見過的那個藏族小伙子。

    2010年，北京另外一家致力于環保的NGO“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青海湖邊開展“鄉村之眼”項目，給當地的牧民一臺相機或者一臺攝像機，讓他們拍攝自己眼中的自然與生態。南加也成了“鄉村之眼”的成員之一。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主任是北大教授呂植，她同時組織了一批科研力量去研究普氏原羚遭遇的生存困境。普氏原羚過去數量在萬只以上，后來由于長時間遭遇捕殺，目前只剩下1000只左右。所有稍微了解物種保護的人都知道，一個物種如果其野外數量只剩下1000只左右，那么離滅絕和消亡就不遠了。

    我又順便了解了一下普氏原羚的其他背景，普氏原羚現在只生活在青海湖邊的沙地和草原上，1000只并不集體生活在一起，而是大概分為了7個左右的小群，分散在青海湖邊的幾個縣。青海湖過去是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7年之后，由于青海看到了青海湖的旅游開發前景，專門成立了“青海湖景區保護與利用管理局”，把保護區收編進了這個局之后，成為其二級部門。

    即使不為了利用，青海湖周邊的草原也早已被鐵網圍欄分割。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所有有草原的地方，都在推廣“草畜雙承包”，也就是在過去牲畜承包的基礎上，把草原也承包給各家各戶。這有點模仿農區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了區分開承包到的草原，牧民家家戶戶都給自家的草原圍上了鐵絲網制作成的“網圍欄”，它大概有一米多高，每根鐵絲上面都有鐵刺，以防止牛羊撞擊。

    人類把草場全部分割為己有的時候，草場上過去生活的野生動物就喪失了自由來往的可能性，鳥類和昆蟲可能還好些，大不了可起飛或者貼地行走，而像普氏原羚這樣必須在草原上奔跑、依靠青草生存的“有蹄類”動物，就很難逃脫“棲息地人類化”之后生存環境惡化、威脅到生命的必然命運，甚至有懷孕的普氏原羚跳不過圍欄而被卡死在滿是鐵絲的圍欄上。

    南加的行動

    南加早年是一個商人，再往前追溯，他是青海湖湖東種羊場的一名工人。他一直生活在青海湖邊，湖東種羊場成立后，把周邊的一些“村莊”或者說草原征為公用，南加就這樣隨草原進入湖東種羊場。湖東種羊場倒閉之后，這些過去被征用的土地和村民又重新獲得了自由，重新成了“村莊”。

    南加分到了草原之后，看到了鳥類、魚類、普氏原羚遭遇的種種危險，也發現了草原在人類的重壓之下持續退化的悲慘之狀。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行動起來，要想讓其他人信任自己的做法，唯一的辦法是先做給人家看。

    站在他家門前，看著青海省林業廳出資200萬元給建設的“普氏原羚救助基地”，感覺到有些好笑又感覺到很有希望。按照這個救助站的規模，少說也可以救助幾十只受傷的普氏原羚。可南加關注普氏原羚十多年來，也不過才救助11只。但這么多的房子當然是有用的，如果在救助普氏原羚的同時，把這個地方慢慢地建設成一個公眾環境交流基地，那么所有的硬件設施都會被激活，南加也將從一個自發的環境保護者，慢慢地成為一個環境保護的引領者。他會從一個人，變成一群人。

    “一個人”到“一群人”

    環境保護的基本狀態是就地保護，是當地人的保護。生活在當地的人如果喪失了保護當地自然的權利，那么環境一定會遭遇最嚴重的糟蹋。只有在極少數的地方還有當地人保護當地環境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哪里會是這樣的地方，但我知道有一些地方有可能成為這樣的地方，還有南加這樣的人在行動。

    但這同時也意味著責任的加重，如果把責任全部委托給更多的“南加”，顯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危險的。每次我見到南加，都建議他要加強團隊建設，讓他年輕的女兒、讓他鄰居中年輕的血液，一起參與到這個持續而龐大的事業中來。同樣，我也很清楚，環保組織也肩負著使命，通過對一件極有意義的事件的分別擔當，可以讓環境保護的可能性變得最大，也持續得最久。

    于是不僅僅有了南加的普氏原羚公眾教育基地的建設，也有了“普氏原羚生態假期”的活動推廣。按照這些活動的設計理想，青海湖邊不僅僅會出現一大批保護當地環境的本地人士，而且會出現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環保志愿者”。他們的出現將給普氏原羚的保護帶來原先諸多的不可能——比如，網圍欄將有可能降低或者被拆除；更多的牧民將控制牛羊的數量，而避免再讓草原退化為沙地；喜歡亂扔垃圾的游客將因為羞恥心而將伸到車窗外的手縮回；而舉著相機追逐野生動物的人將知道以敬畏之心、尊重之心去拍攝眼前的自然。

    也許，借助南加這么一個支點，普氏原羚的種群將有可能得到恢復。

    （作者系《光明日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