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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張夢穎

    信息技術正在為公益領域帶來無窮的驚喜。

    “通過互聯網微公益平臺，我們只用了5天的時間，就為一度放棄治療的白血病女孩兒魯若晴籌集夠了治療費用。100多個小時的時間，8000多人參與，實現105萬的捐款，最終超額完成了100萬的最初籌款目標。這可能在中國公益針對個案的救助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新工場協力中心總干事賀永強如是說。

    信息技術也為公益主體們帶來各式各樣的挑戰以及困惑。

    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副理事長邢建緒大膽地談到了他的困惑，在新的信息傳播環境下，公眾的對公益行業的質疑變得非常快捷和直接，基金會應對起來卻不那么輕松。但他認為基金會拿出很多錢去做網站是不堪其重的，況且“基金會自己不會做IT，要請別人做，請人就得要錢，這個錢從哪里來，怎么辦？”

    但是，“無論你接受不接受，新媒體時代已經來臨，新媒體時代已經改變了這個社會的結構。”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如是說。

    6月28日，中國基金會網第一期正式宣布上線，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出席。這個由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支持，由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主辦，由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基金會分會歷時一年多規劃建設的網站，被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孫偉林在講話中概括為“權威的公益信息數據平臺，專業的公益應用服務共享平臺，便捷的公益資源拓展和價值鏈的整合平臺”。

    在當下中國正在急劇發展和變動，但并未十分清晰的公益信息化格局中，這樣一個橫空出世的網站，又將扮演怎樣角色呢？中國公益的信息化格局，到底向何處去？

    昨與今

    全球以及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被《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所呈現的歷史觀指引。但是，嚴格意義上只有十多年發展歷史的當下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卻在很長一段時間游離在其外。

    成書于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人人爭相捧讀的著作，其中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劃分為“農業革命”時代、“工業革命”時代以及以計算機技術發明為標志的“信息革命”時代。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30多年前預見的未來是：跨國企業將盛行；電腦發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為可能……這些預言已成為了現實。

    “中國大部分的公益機構在1.0時代其實就接觸了IT，但是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很多還處于不敢用、不想用和不會用的狀態。”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作為中國首家基金會信息集納平臺的創辦者，對目前中國公益行業的IT應用現狀，顯然并不持有肯定態度。

    統計數據佐證了這一點，基金會數量的發展速度與基金會應用信息技術的速度完全不成正比——截止到2011年年底，中國基金會的數量已經達到2614個，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在這2600多家基金會中，僅有50%左右有網站，有網站的基金會只有10%左右會定期更新和具備在線捐贈等即時的功能。基金會網站普通存在下列不足：完全公布審計報告的很少，項目展示的手段比較單調，網站不美觀，缺乏個性化，后臺應用的管理少，缺乏與公眾交流互動的平臺。

    “中國基金會的信息化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各方面的水平相對比較落后，一些中小型的基金會缺乏宣傳的理念，也缺乏展示風采和信息公布的平臺。”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基金會分會總干事、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基金會管理處處長馬昕這樣認為。

    歡喜與恐懼

    不少公益組織對于基于網絡的雙向溝通中無可避免的負面因素害怕且無從應對，從而也不會積極主動地應用信息互動的工具。

    但還是有一些基金會在信息技術的運用中嘗到了甜頭，“希望工程”項目就曾因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應用計算機技術解決了希望工程中海量的手工結對的問題，使得其項目規模得以迅速擴大。

    而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信息化案例頗具代表性。雖然2002年就開始在財務管理上進行了信息化，真正讓中國扶貧基金會意識到信息化的威力還要說是在2009年啟動的“愛心包裹”項目的前期實踐中，該項目上線2個月就有70萬人參與，但為海量捐助者開發票一度成為困擾。“4臺打印機24小時不停的打也需要3個月才能打完。”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秘書長劉文奎說。問題最后成功地通過引入信息管理系統直接出對賬單而解決。

    立竿見影提高效率的效果直接觸發扶貧基金會加緊了IT建設，劉文奎說：“很多項目中的實踐，逼得我們必須明白傳統的方法滿足不了我們最基本的需求了。”2009年，扶貧基金簽下了進行信息化的合同，這背后有個宏大的計劃，除了通過信息技術對于業務流程的各種優化應用，其中還包括一個將于本月正式上線的電子商務勸募平臺——善品網。

    “我們的應用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們的態度一定是最好的。到目前為止，我們信息化的建設規劃進行了還不到60%。信息化方面的開支在我們年度的行政管理費用里面可能至少要占10%，這個比例比較高。”劉文奎說。

    不過，類似扶貧基金會這樣的信息化應用案例并不具普遍性，行業中還有大部分主體依然將對于信息化的認識，停留在建網站、做信息發布等等單向的溝通訴求上。據統計，目前僅有10%左右的基金會利用了微博等網絡平臺。

    對此，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直言不諱：“很多公益組織提起信息化都會說是錢的問題、人的問題、程序的問題，但是我們整個社會已經進入到了網絡社會。網絡社會是什么？網絡社會是去中心化的，是拓撲狀的社會。但是我們組織的內部是什么？還是直線課程制的。”

    重塑社會公益格局

    主流的基金會等機構大多缺乏信息化的主動性，但中國社會公益格局已經被重塑了，2011年是個重要的分水嶺，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的興起是最直接的觸發點。

    通過本文開頭出現的白血病女孩魯若晴的救助募款案例，觀察者發現，藉由這些基于互聯網的新興信息化傳播工具，公益組織的項目執行效率和觸及面被引爆了。這種變化使得普羅大眾廣泛地參與公益項目成為現實，使得以往更多的依賴機構捐款的募款格局發生了變化，也使得基金會等公益主體開始重思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基金會工作格局中募款、項目執行、信息傳播三大職能都要相應的發生一系列的轉變。

    “傳統的組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在走向蜂巢式的組織結構，組織原來自上而下的傳遞溝通系統也在發生著變化，不僅僅在組織內部變成了自下而上，也建立起組織外部和內部的有效連接。在組織活動方面，籌款的金額增加和速度加快，同時降低了組織的運行成本，當然前提是前期的投入會比較多。”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朱曉紅這樣認識公益組織結構在信息化格局下的改變。

    竇瑞剛的建議很具體：“在這個網絡化的社會里面，我們傳統的公益項目執行卻是做項目的是一幫人，做籌款的是一幫人，做傳播的是一幫人。我的觀點是什么？在網絡上的項目是一個緊密的團隊，是融在一起的。實際上一個在網絡上的公益的項目，既不是解決籌款的問題，也不是解決傳播的問題，而是重建行為。流程必須網絡化，內部管理流程必須信息化和網絡化。組織必須是以項目為核心的團隊。”

    信息化技術的飛速發展，除了重塑慈善組織的內部流程結構，也在改變中國公益的力量格局，民間熱情被引爆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民眾有更多的途徑，更主動、廣泛的參與公益；二是民間公益力量的崛起，成為既有公益格局的有益補充。“免費午餐”、“微博打拐”、“多背一公斤”等項目，以令人驚詫的速度和規模，借助網絡的力量迅速成長，他們用更靈活的姿態進行著實踐與嘗試，迅速發展的同時，又再次催促既有的行業主體們審視自己，并且也因此而成為加速主流慈善組織變革的外因之一。

    透明與風險

    在中國基金會網上線典禮上，“透明”與“風險”是兩個被提及頻度很高的詞語。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師曾志認為新媒體提供的不僅僅是發布的平臺，而是一個舞臺。她說：“我們可以看到，新媒體的發展使得我們的社會變成了一個透明的社會。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參與的可能性，而我們每個人的參與，是表演者，還是參與者？是很本真的表演，還是戴著面具，甚至戴著鐐銬？”

    觀眾只會越來越多，表演者會收獲的，可能是更多的掌聲，也可能是劈頭蓋臉的質疑，不確定性增加了。甚至躺著中槍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比如某“美美”的事件，至今都未能證明與紅會的關聯，但是影響顯而易見。

    不過，基于新媒體的全新的信息傳播模式也推動了信息的還原。

    紅十字基金會秘書長劉選國就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他說：“在去年遭遇‘郭美美事件’之后，福布斯排行榜把中國紅基會排在了公開透明度最高的基金會第三，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又迅速引發一輪質疑，說是不是福布斯排行榜跟紅基會玩貓膩？”但后來劉選國也是從網上查到福布斯雜志總部的電話，打過去了解到，福布斯有一個小組，主要是通過網絡來獲取數據和信息，然后進行綜合的比較，才有了這個排名。

    紅基會信息公開工作的效果前不久又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印證，6月初，兩個穿著普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來到紅基會，各捐出100萬元給紅基會下屬的小天使基金和天使基金。當時正為“自行車”事件焦頭爛額的劉選國頓感振奮。這兩個捐贈人這樣說：“我們通過網上的比較，覺得你們這兩個基金做得非常公開和透明，我信任，所以主動上門捐款。”“通過這個案例，我們有了信心。”劉選國說。

    師曾志如是說：“其實提出風險社會概念的幾個社會學家也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了一個叫做社會自反性的概念，就是指一種結構性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社會上的存在。我們在研究問題和看待這些事情的時候，有的時候真的不要把公眾想成鐵板一塊，公眾是有自我的意識、自我的判斷和判別能力的。”

    透明是絕對必要的，風險卻并非絕對。所謂風險，可以說更多的還是來自于機構自身的作為。

    借力“第二部門”

    來自企業的信息化經驗可以幫助公益機構嗎？

    事實上不難發現，公益作為社會的“第三部門”（公益組織），在發展路徑上和“第二部門”（企業）頗為相似。英特爾中國首席責任官楊鐘仁拿自己所在的IT行業舉例。他說：“現在公益機構所面臨的信息化問題，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其實跟信息技術在二三十年以前興起，甚至是十幾年前互聯網剛剛興起時遇到的情況是完全一樣的。當時很多商業企業也都是先建立一個網站，到最后卻發現自己都不知道建這個網站是趕時髦，還是要IPO。其實通過IT技術，從而更好地整合更多的資源，去服務客戶是非常重要的。互聯網可以把一個小小的企業變得非常大，可以接軌全球。這對于公益機構來說也是一樣的。”

    27年前，英特爾剛剛進入中國，國內沒有聯想，甚至沒有做硬件PC的產業，英特爾是個賣芯片的公司，當時面臨的問題就是不知道把芯片賣給誰。但是他們很快就將工作重點轉到IT產業成長的扶持上。他們幫助本地的IT產業成長，建立良好的政策環境。時至今日英特爾都認為當年的策略非常成功。從2012年初開始，中國已經變成了全球最大的PC市場。

    楊鐘仁認為中國“第三部門”的發展同樣如此，需要全局的考慮，抓關鍵點，從而催化整個行業的發展。怎樣把之前通過改革開放，很好的積累在“第二部門”的資源有效地投入到“第三部門”？什么樣的政策環境可以加速這個發展轉移？怎么樣把一些國外的理念和經驗更好地吸收過來？都是需要思考的命題。

    “中國有一個很大很好的環境。怎么樣跟政府來合作，發動全面的、系統性的變革是我看到的一個方面。正如在過去二三十年里面中國的IT產業發展迅猛，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第二部門’和‘第三部門’的跨界合作，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非常光明的前景。”楊鐘仁說。

    而除了發展路徑上的經驗借鑒之外，直接的協助更是必不可少。

    中國基金會網開始籌備時，經過一位志愿者的介紹，IBM大中華區公眾事業合作部經理耿晨接觸到了這件事。“IBM在公益服務的時候秉承一個觀點就是專長服務社會。就是在公益領域里面，如果大家都發揮自己專長的那一點，你就會形成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同時你也避免扎堆和資源重復利用。”隨后3個月的時間里，IBM公司內部的咨詢團隊就參與了進來，對網站做了研究和建議，耿晨將此稱為“以專業咨詢做公益的第一個嘗試”。

    耿晨說：“這個網站要承擔的使命這么龐大，復雜度是超過我們所能預想的。我們想也許IBM公司可以借鑒在其他商業領域里面，用IT提升業務效率的經驗，幫助在這個網站建設的同時考慮到一些更長遠的規劃，使得它能夠充分的對未來建設的道路，還有復雜度有一個更充分的估計，讓地基可以打得更深一點。這是我們當時的初衷。”

    類似來自IBM這樣IT企業的幫助對公益機構的信息化來說非常直接，事實上較先進的“第二部門”的很多經驗都能直接應用于“第三部門”的發展，不過兩者之間的溝通對話能力也需要主動提升。

    中國扶貧基金會在信息化建設的初始階段曾遭遇小小尷尬。劉文奎說：“我們找到了開發公司，可是沒辦法跟他們對話，術語我們聽不懂，我們提的要求他們又聽不懂。最后他們給我們報價說開發一個什么東西，我們又怕他們蒙我們。”不過最后，通過“第二部門”的協力，事情得到了解決，“我們組建了一個大約10來人的信息化建設顧問團，IBM也參加了，成員基本上都是大企業的CIO（首席信息官），每次跟我們的開發企業談判，他們就在座。這樣的一些方法，實際上可以彌補我們資源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