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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中國遭受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災害，引起全社會甚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這場災害就是人們“談之色變，避而遠之”的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俗稱“非典”。SARS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同時，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場考驗全國人民的災難，也客觀地推動了中國慈善事業制度化的進程。

    2003年4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對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向防治非典事業捐贈的現金和實物，允許在繳納所得稅前全額扣除。”

    此舉極大激發了民間捐助熱情，最終，非典捐贈善款接近40億元。

    非典后，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和諧社會等等帶有很強價值取向的社會發展目標，而這些目標正是中國慈善開始成長的佐證。

    而在“非典”背后，現代基金會在中國開始萌芽。

    基金會的前身是慈善信托。現代基金會與傳統的慈善信托基金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法人治理結構。現代基金會使慈善機構不再依托信托形式，成為公司化的法人實體，其法律依據是《公司法》。

    現代基金會使傳統法律意義上的古典慈善步入了新時期的科學慈善。這種模式即是卡耐基的公益理念的第三種模式：由財富的主人在生前就作出安排，用于造福社會公眾的事業。卡耐基、福特、洛克菲勒都做了第三種選擇，成立了規模巨大的慈善基金會以“即時行善”，比爾·蓋茨也是這種觀點的忠實執行者。

    相對于歐美國家幾百年發展歷程的慈善事業來說，中國現代慈善正處于萌芽后期或者說是成長前期。美國的NGO組織數量，包括做公益、慈善、其他互助工作的NGO，平均每萬人中就有50多個，法國為110多個，中國則只有兩個。中國真正的民間自治的NGO少，基金會更少。

    中國的基金會兼具國外公共籌款機構和運作型基金會的特點，集籌募資金、運營增值和開展公益活動三項功能于一身。自行運作公益項目是中國基金會的一大特色，是其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方面。不過，改變正在發生。現代基金會的管理嘗試帶來驚喜。

    2003年，中國扶貧基金會采用矩陣式的管理結構，以品牌項目為籌資核心，實行全面預算管理，取得了突出成效。全年實現收入10056.7萬元，比2002年增加45.8%，其中籌集項目資金和物資9220.3萬元,比上年增加44.9%；全年總支出為10340.3萬元，比上年增加97.9%，其中項目支出為10071.2萬元，比上年增加131.5%。值得一提的是，在各項收入和項目投資均大幅增加的同時，基本支出卻大大減少。這充分說明基金會的籌資能力和管理效率得到了明顯提高。

    據分析，當時中國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共計23萬家，但這些并不完全是真正意義上的NGO。彼時中國正處于轉型期，NGO受到了來自政府和市場兩個方面的影響，造成NGO發展的畸形狀態：他們跟政府的聯系很密切，是政府的附屬機構，非政府性表現得不充分；真正動員志愿者的能力很有限，志愿性表現得不充分；受政府和企業的影響比較大，自治性也不充分。

    但無論如何，中國現代基金會在2003年已經開始起步發展。

    事件：SARS催生“非常法規”

    在SARS肆虐的非常時期，從媒體公布的捐贈名單上可以看出，那些大名鼎鼎的富豪的名字集體缺席。一家媒體發表《感受非典募捐》的文章說：“捐助始終難如人意。特別是抗擊非典初期，中國富人階層幾乎是集體失語。”

    在公眾的質疑聲中，“中國富人階層面對SARS肆虐集體失語”這一現象后來出現轉機，這源于一項“非常法規”的出臺。

    2003年4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出通知：“對企業、個人等社會力量向防治非典事業捐贈的現金和實物，允許在繳納所得稅前全額扣除。”4月29日，北京地稅局即通知，抗非典捐贈在繳納所得稅時全額扣除。

    “這是我國首次做出針對突發性、特殊性公共衛生事件出臺稅收優惠政策。”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副司長鄒銘說，此次政策的出臺對提高社會力量捐助積極性的作用顯而易見，同時，大大地促進了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而在這次突發性SARS公共衛生事件之前，包括1998年的抗洪捐贈在內的所有捐贈活動中，我國政府都沒有如此徹底的稅收優惠政策。

    最終，非典捐贈善款接近40億元。（張雪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