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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統奎/文

    我是一名記者，卻夢想做社會企業家。我創建了博學生態村及其發展理事會，短短一年多的時間，我們開發了海南島第一條山地自行車賽道，修建了用于培訓農民的文化室并請姚明題寫牌匾，開張了“花梨之家”農家樂，吸引其他鄉親一起建設民宿，此外還帶領蜂農創立“火山村家蜂”蜂蜜品牌……一個小山村開始走向更大的舞臺。

    很多人驚訝：真是很特殊的一個創業者耶，他搞一個生態村，還說什么社區營造、社會企業等一堆新概念，少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羅家德稱我們這類人為“知識返鄉青年”。

    一條賽道

    啟蒙我走向“生態村道路”的是一個叫“桃米生態村”的臺灣小山村，它距離日月潭不過15分鐘的車程。1999年“臺灣921”地震后，一對夫妻記者——廖嘉展和顏新珠，放棄臺北的繁華，放下筆桿子，創辦臺灣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與在地居民一起打造出來的一個“社區理想國”。地震前，桃米是一個傳統農村，經濟凋落，年輕人紛紛逃亡都市謀生，還因為埔里鎮的垃圾填埋場在村落附近，自嘲為“垃圾村”。如今，桃米變成了游客青睞的“世外桃源”，一年游客量超50萬人次，光旅游這一塊營業額就有1億多新臺幣，即2200多萬人民幣。

    2009年9月，我第一次來到桃米生態村時震撼了。記得那是一個傍晚，我在臺北淡水河邊看著夕陽發誓，我要學習廖嘉展和顏新珠這對夫婦，回老家創建生態村，讓生我養我的博學里古村落打造成享譽全中國的觀光鄉村。從臺灣回來一個多月后，我就真的回海南島創建了博學生態村發展理事會。你可能不相信，我們村集體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我卻號召村民修建一條耗資數百萬的山地自行車賽道。

    我們村委會黨支部書記王傳生是一個“智多星”，他給我出了三條主意：一、所用土地請村民捐；二、施工資金先請施工隊墊付；三、物料費向村民借款。

    我這樣說服村民捐土地：“假如你有一畝地，你捐了2分修路，但發展后，你剩下的8分地比現在一畝地還值錢。”村民們個個是“理性人物”，一條長3公里，寬3.5米的山地自行車賽道所有土地，他們輕輕松松地捐出來了。按我們當地征地標準計算，差不多200萬元。

    向村民借款買物料鋪路就更顯社區團結與合作的力量了，我自己帶頭借了2萬元，理事會理事們紛紛帶頭借款，有的近萬，有的幾千，最少的100元，我們很快湊了近10萬元，不到3個月就把一條山地自行車賽道修出來了。3個多月后的2010年2月26日，我們就承辦了海南省自行車聯賽山地越野賽，轟動海南島。

    這里面的關鍵問題是，我們怎么敢“負債發展”？奧秘是，我在桃米生態村學習到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對的事情，做，就對了——如果你能感動自己一定能感動別人，只要你勇敢走出第一步，一定有人支持你。

    果然，當我們邁出成功的第一步后，區政府馬上將我們列為文明生態村優先發展試點，并撥款修建文化室；省臺辦則邀請桃米生態村代表來海南與我們締結姊妹村；省自行車運動協會也給我們捐款……真的，只要你能夠成功邁出第一步，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成人之美”！

    大家一定感興趣，我們后來是怎樣把欠款和借款還掉的。施工費用我們用政府撥款還掉了，省自行車運動協會的捐款我們繼續用于路面改造，而村民借款部分我們一直到2011年7月份才還清。海南島中線高速從博學生態村經過，征地補償款村集體提留2%，我們有了這筆收入才有能力還清村民借款。老實說，當初我并不知道有這筆錢，只是抱著一個念頭——一定有辦法解決，至于那個辦法是什么我不知道。“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是創業過程很重要的一個信念，因為你總是在有限資源的局限下做事，關鍵是你怎么憑借自己的智慧、借用他人的資源和明天的資源來解決今天的問題。

    一所“花梨之家”

    2010年12月，博學生態村創建一周年之際，我們第一家農家樂“花梨之家”開張試營業。我們沒有走商業化的道路，而是把自家庭院整理了一下，并為廚房添置了必要設備，就是一家“農家樂”了。為什么起名為“花梨之家”呢？原因是，我爸爸是個花匠，在院子里培養了200多棵盆景，其中以海南黃花梨樹為頂級品種。這個“世界第一木”，育有60多棵，每棵被人估價在萬元以上。這些花梨盆景不僅美化了庭院，而且是我爸的代表作，也算是家庭財富的象征。

    我讓家父帶頭開“花梨之家”農家樂，目的是示范效應，吸引更多農戶轉型。它要告訴博學生態村的村民，從傳統農村轉型向生態旅游村這個夢想是真實的，而且有一天是可以夢想成真的。有了帶動，現在博學生態村很多人家也動起了蓋農家樂和家庭旅館的念頭。很有意思，我們開業之初，有些村民講風涼話說：“這個農家樂是開起來養蚊子的吧？”豈料，我們短短幾個月營業額就超萬元。村民開始關心，并詢問“營業額的5%上交村公積金”這個承諾我們是否兌現。一萬元在很多人眼里不是什么錢，但它卻是我們村一般農家一年的總收入。

    2011年春節前，大學畢業的二弟陳統夸返鄉當“花梨之家”經營者成了海南當地的新聞人物。南國都市報以《大學生回家當農家樂總經理》對他的舉動進行了報道。因為，他也是一名“返鄉大學生”。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羅家德跟我說，臺灣生態社區營造有3種模式，一種是政府推動型，成功率小；一種是NGO幫扶型，較容易成功，桃米生態村即是成功范例；另一種是，返鄉知識青年型，成功概率最大，臺灣有很多成功案例。中國內地還沒有一例社區營造成功范例。二弟算比較早邁出步伐的一員。

    他說，二弟很勇敢。

    一個蜜蜂共和國

    我們是遠近聞名的一個養蜂專業村，是一個把蜜蜂稱為老板的地方。于是，我們想有一個符號，一提到它大家就會想起我們——“蜜蜂共和國”

    我們決定從蜂蜜品牌化出發，先做產業，再回頭做文化。2011年上半年，我和二弟多次帶村里的養蜂合作社成員開會研討產業發展之路，最后討論出“火山村家蜂”這個品牌，但討論到共同出資申請商標、設計包裝和產品營銷等細節時，爭論發生了。因為各個成員的養蜂規模不一樣，出資額問題很難統一意見，其中規模最小一位甚至放言：“做什么品牌？沒意義，我不出這個錢。”他家蜂蜜產量少，“即使你們把價格提高一倍，我們家也增加不了多少錢”。這種短視和這種發言，影響了其他成員，有的跟著追問：“能成功嗎，假如不成功我們投入的錢不就打水漂了嗎？”

    接著來的分歧是品牌設立后，怎么銷售的問題，是各家蜂蜜統一收歸合作社來銷售，還是各家交一筆管理費各自貼牌銷售？其中最難的地方是，無法做到股份制，各種養蜂規模不一，而養蜂技術又影響到產量，還有蜂種不一產量也不一樣，如此多的變數決定了，只有“包產到戶、包銷到戶”才能保障每一個蜂農的積極性。

    2011年7月，我們第一次到上海“農好農夫市集”展銷，一個多小時內帶去的幾十瓶蜂蜜銷售一空。這些中產階級的反應是，價格貴一點點，但是與進口蜂蜜相比，又非常劃算，如果是真正的原生態蜂蜜，他們一定愿意替代進口蜂蜜。

    “火山村家蜂”要做的是，讓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建立聯系，消費者知道生產者的產品價格在市場中的位置。生態蜂蜜是有點貴，但消費者愿意支持和購買。我們每一瓶蜂蜜的瓶貼都留一個位置給生產者親筆簽名，這是生產者的承諾，以此建立消費者對生產者的信任。同時，對生產者這也是一種監督。我們不走超市渠道，堅持走“社交網絡”模式，通過口碑營銷和微博營銷。2個多月的微博營銷試驗顯示，城市消費者對原生態產品確實有需求，我們也已經累計了近2萬元銷售額。我們設想第一年做到10萬元銷售額。

    博學生態村愿景是，從一個傳統農村，轉型成為一個結合有機農業、生態保育和休閑體驗的觀光鄉村。我相信，以原始村落為基礎的生態村正在煥發勃勃生機。

    （作者系南風窗時政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