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一條僻靜的小街，一個普通的老舊居民小區，一套約80平方米的住宅。大門常年緊閉，但偶爾會有男子來敲門。其中有些人行為謹慎，裝扮神秘，進門不久又匆匆離去。

    這個隱匿的場所，是黑龍江一個老牌的防控艾滋病民間組織——康同工作組辦公所在地，該民間組織前身為2002年開通的哈爾濱同志健康熱線，2004年后改為現名。它主要為男性同性戀者提供艾滋病防控服務，其中包括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下稱HIV）的快速檢測。

    一般而言，艾滋病從感染到發病有五個月到十幾年不等的潛伏期，期間感染者無任何癥狀，只有通過HIV抗體檢測才能查出是否感染。但公開檢測易泄露個人隱私，很多同性戀者、性工作者往往不檢測或極少檢測。民間組織提供的相關服務恰好彌補了這個空白。不過，多年來，中國的民間草根組織主要依靠國際基金資助生存，缺少官方資源，加上體制上的諸多限制，生存異常艱難。

    據記者了解，2012年更是中國民間防艾組織面臨困境的一年。迄今在中國已投入超過10億元防艾資金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下稱蓋茨基金），以及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下稱全球基金），是中國民間防艾組織最主要資金來源，它們將于今年底結束對中國防艾的援助。從2013年后，中國民間防艾組織將進入自主籌資的新階段。這是中國民間防艾組織從未碰到過的局面。重覓出路，時不我待。

    康同工作組負責人洪濤告訴記者，從今年開始，該組織首次與黑龍江當地政府的疾控部門達成協議，以打包付費方式，承擔疾控部門的部分防艾工作。省疾控中心全年提供6萬元經費供該組織運營，除租下前述居民住宅作為辦公地點，還涵蓋人員經費及日常運營各項雜費。據約定，該組織需在一年內完成1200名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檢測任務。據介紹，該組織除了洪濤一個正式人員，還有8名兼職人員及20余名志愿者。

    “這是此前沒有過的合作方式。”洪濤稱，康同工作組與政府合作的新模式目前已被業內視為民間防艾組織新的可能生存方式。截至2012年7月末，康同工作組已通過在辦公地點，以及主動到酒吧、浴池等男同性戀集聚場所提供快速檢測服務，完成了約900人的檢測。洪濤預估，今年最終檢測量一定會遠超過1200人，“服務量可以證明（我們的）能力，明年國際基金會撤出、政府介入后，（資金來源的）蛋糕可能就會依此而分。”

    洋奶斷流

    與中國其他領域的民間組織一樣，過去數年中，民間防艾組織的成長主要依賴于國際基金會的扶持。上世紀90年代，河南、山西、安徽等省份的賣血、輸血人群中出現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引發國際關注。2003年后，全球基金、蓋茨基金等國際組織進入中國，培育和催生出逾1000個民間防艾組織。

    發現更多的感染者、減少艾滋病病毒繼續傳播，是這些組織近年來的主要使命。由于艾滋病高危人群除血液傳播者，主要集中在吸毒者、性工作者及男男性行為（MSM）人群等，政府疾控部門的宣傳教育及干預往往因人群難覓而不得其法。而民間組織中，因不少組織成員都是感染者或易感染人群，開展防艾工作時反而更為得心應手。

    以同性戀酒吧為例，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很難找到相關酒吧，尤其是在夜間，更難開展艾滋病防控的宣傳教育活動。而這對于民間組織卻不成問題。甚至一些敏感人群也需要通過民間組織獲得HIV抗體檢測的機會，如公務員、國企員工等。因為擔心泄露自己是易感染人群的一員，這部分人群往往不愿在政府指定的醫療機構接受檢測。

    在民間組織的積極參與下，2006年后，疾控部門發現的艾滋病感染者數量及病人數量均逐年上升。據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2008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發現數為52637例，至2011年，這一數字已躍至74517例。

    自2003年以來，全球基金與蓋茨基金在中國投入的援助防艾領域資金已超過10億元，對于絕大多數中國民間防艾組織而言，來自兩個基金會的資助占據其經費比例超過80%。

    不過，隨著金融危機導致資金吃緊，以及相關援助重心轉移等諸多因素，全球基金與蓋茨基金將退出中國，民間防艾組織的籌資危機全面爆發，其未來的可持續性面臨巨大壓力。而當下的中國艾滋病疫情仍然嚴峻。據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介紹，盡管全國總體上艾滋病疫情呈低流行態勢，但部分地區疫情仍然嚴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數量逐年增加，還有一定數量的感染者和病人未被發現，既往感染者陸續進入發病期，以性傳播為主的傳播途徑所占比例持續增高，感染人群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

    在艾滋病易感染人群中，男男性行為（MSM）人群疫情上升明顯，由2006年的2.5%上升至2011年的13.7%。

    一邊是不容忽視的疫情，一邊是國際援助資金斷流，今后中國民間組織何以為繼，成為各方共同關注的話題。“資金趨緊的情況下，怎么獲得政府的支持，怎么把錢花得更有效率，怎么讓小組提供更好的服務，都是中國的民間防艾組織今后要面臨的問題。”蓋茨基金項目官員馮育基說。

    二次尋路

    在國際資金斷流的普遍壓力下，各地的民間組織均面臨尋找資源的困境。記者走訪獲知，多數民間組織都將希望寄托于政府的疾控部門。

    三亞南海工作組，同樣是面向男同性戀人群的民間組織，成立的時間尚不到兩年。據該組織成員陳海強介紹，當初之所以成立小組，就是因為有國際基金會的項目。成立后六個月，他們開始與三亞的疾控部門合作。小組的活動地點就設在疾控部門的辦公室內，負責在男同性戀人群中宣傳并開展檢測。資金方面則全部由國際基金會支持。

    類似組織不在少數。過去幾年中，他們對國際基金會及地方疾控部門形成了嚴重依賴。對這些組織而言，未來繼續與疾控部門合作，是最便捷的生存之道。不過，同時存在的問題是，目前大多數民間防艾組織還未能合法注冊。

    囿于掛靠單位難尋、注冊資金不足等問題，多數民間防艾組織在此前申請國際基金會項目時，與疾控部門間只有非正式協議，也無法申請其他類目的防艾經費。陳海強坦言，如果沒有國際資金，未來政府再減少支持，他們需要自行租賃房屋，申請經費，那就不知道還有什么辦法繼續存活。而對于開展一些收費的外展活動，這個年輕的組織還沒有經驗。

    中國艾滋援助基金會創始人烏辛堃長期在中國從事對民間防艾組織的培訓，他認為，隨著國際援助斷流，中國的民間防艾組織應該更多考慮自身如何發展，而非如何依賴項目經費來運營。“如果只是作為政府疾控部門功能的延續，意義并不大，也不能滿足目標人群如MSM人群更核心的需求。”

    （下轉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