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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劉麗波

    當下，世界各國正在考慮落實聯合國的千年目標，兒童問題顯然會成為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它與反貧困及促進社會公平的聯系，很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

    在此背景下，近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反貧困與兒童發展”國際研討會請來了三位部長級官員（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衛生部副部長劉謙和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來自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詹姆斯·海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有趣的是，三位部長級官員在致辭之后并未離席，而是安坐在主席臺上聆聽詹姆斯·海克曼的演講。

    在海克曼看來，社會回報最大的投資莫過于對生活在家庭養育環境不利的弱勢兒童的投資，“在當今全球經濟競爭中，投資于兒童，無論是在經濟增長還是道德層面上，都勢在必行。”海克曼說。

    長期效應

    海克曼認為，過去的扶貧做法往往是“再分配”，比如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通過收入再分配來減少貧困的努力。

    “但這些政策是不是長期有效？是不是能夠促進社會的流動性？能不能減少跨代貧困的傳播？”海克曼更看重反貧困的長期效應，他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再分配”能夠促進社會的流動性，這也是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推行福利改革的原因。

    對于經濟學家而言，“成本效益(Cost-Benefit)”是一個不斷被提及的名詞。那么，什么樣的投入、什么階段的投入才能獲得最高的成本效益呢？

    海克曼強調，人力資本的質量是決定一國經濟增長和公民社會的重要因素。在他看來，社會回報最大的投資莫過于對生活在家庭養育環境不利的弱勢兒童的投資，同時應該注意到不同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年齡段的有效性，這對提高社會生產力，從根源上消除貧困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早期的“預分配”的策略遠遠比后期的彌補和再分配的策略更符合成本效益，并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

    “多維度能力”

    “談到兒童的發展，我們就不能忽視家庭的作用。”同時，海克曼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多維度的能力”。

    “我覺得對于中國來講，一個人在社會當中發揮作用需要多種能力，他的能力決定了這個人在生活當中是否能取得成功。另外，這些能力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些能力之間會產生協同增效的作用。”海克曼說，“多維度的能力”會決定人們在社會當中作用的發揮，也會決定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海克曼進一步闡釋了這些能力：“有一些技能我們稱之為‘軟技能(soft skills)’，有性格方面的，比如精神是否健康、是否有毅力、是否能集中注意力、是否自信等。此外，認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知識和能力——編者注）和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將成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海克曼認為，認知能力是持續的，而非認知能力并不持續。除了基因的因素，這些能力也在不斷變化，可以通過投資和環境對其進行塑造。因為家庭對兒童產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在制定政策時必須以家庭為核心。

    “預分配”而不是“再分配”

    海克曼認為預防性措施的效果遠比補償性措施更為有效，他呼吁政策決策者們應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預分配”上，而不是“再分配”或“補償性的干預措施”上。

    “經過研究我們發現，早期干預項目可以幫助兒童大腦結構進一步優化，包括能力的形成，在未來會帶來更高生產力的提升。但是整體的回報是呈邊際效率遞減的，也就是投資得越早，回報率越高。”海克曼強調，包括對撫養方式和撫養環境的投資，從幼兒階段就可以進行，尤其是對生活在家庭養育環境不利的弱勢兒童進行投資，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非常高的回報率，在中國也是如此。

    “在當今全球經濟競爭中，投資于兒童，無論是在經濟增長還是道德層面上，都勢在必行”，作出上述結論的海克曼，對中國政府近年來為改善兒童生存和發展狀況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肯定，并對中國制定社會經濟政策明確提出了若干原則性建議。他認為，中國政府應將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預分配”，而非再分配或補償性的干預措施；理清各種人力資本投資的先后次序；在提升教育質量的同時，應該同時關注學生認知能力的培養以及個性特征的塑造；改善家庭和社區環境，提高父母的養育能力和水平等。

    鏈接

    因為在計量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方面的開拓性工作，于200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克曼，現在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和公共政策學院的社會規劃評估主任。近年來，他的研究領域集中在不平等現象、人類發展和生命周期技術的形成，特別是早期兒童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