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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張木蘭 第四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上，以基金會籌資為主題的分論壇最惹人關注，幾乎現場的所有聽眾都認同主持人的觀點：捐贈收入短缺——是基金會面臨的最大挑戰。 2012年6月，《2011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發布。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款物捐贈總額約845億元，捐贈總量比2010年的1032個億下降了18個百分點。其中，來自各類企業的捐贈是486億，同比2010年下降29%。隨后，又有數據公布，2012年第一季度，全國的捐贈總額約為48億，同比去年下降了41%。 本報也曾在9月對幾家企業基金會的捐贈收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企業基金會籌款壓力較大，甚至有基金會迫于資金壓力，開始考慮轉型。 新經濟形勢已成定局，2012年即將結束。那么實際上，是否所有基金會都面臨同樣的挑戰，存在同樣的危機感？針對籌資上的尷尬困境，是否尚存表現優良的基金會，它們又有哪些有效的策略與變革？ 降低目標 “我感覺整個經濟形勢不好，對公益很有影響。”論壇上，第一個發言的是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簡稱SEE基金會）的秘書長劉小鋼。就在前不久的11月2日，SEE基金會剛剛在京舉辦“I SEE U 2012——中國企業家公益之夜”，試圖采用拍賣藝術家捐贈作品的方式為基金會進行籌款。 SEE基金會在2008年成立，旨在從事環境脆弱地區的環境保護工作，推動企業家承擔更多的環境和社會責任。其獨立出資方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國內近百位知名企業家出資成立的民間非營利性環境保護組織，主要針對內蒙古阿拉善荒漠地區的生態改善。 作為由企業家發起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SEE基金會的主要捐贈收入來自于固定的捐款人約200個。“都是SEE會員，這些企業家承諾固定每年向基金會捐款不少于10萬元，這部分收入每年約有3千萬。”劉小鋼說。為了實現更好的籌資效果，基金會擴大了公益之夜的活動邀請范圍，共邀請了300余名企業家參與。 彼時，SEE基金會理事寄希望于SEE會員之外的企業家也能夠給予支持。 事與愿違，劉小鋼告訴記者，最后募集到的善款總量為1300萬，絕大多數仍為SEE會員捐贈。而實際上，在年初策劃該活動時，基金會計劃籌款2500萬。“發現經濟形勢不好，大家心里變得沒底，后來又調整，降低了目標。” 2011年，SEE基金會換屆選舉，泰康人壽董事長兼CEO陳東升競選理事，承諾實現“除會員固定捐贈外，兩年內基金會籌款5000萬”的目標。一年過去了，劉小鋼坦言，該目標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募捐效果并不理想。 作為資助型基金會，SEE基金會以資助符合本基金會宗旨的有益于環境保護的公益項目和公益活動為基金會業務范圍。當下看來，該基金會“從2011年到2020年，累計投入不少于5億人民幣的公益資金，資助全國范圍內1000家民間環保組織”的戰略目標似乎頗為艱難。 事實上，面臨資金壓力的不僅僅是SEE基金會，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甚至實操型的基金會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 上海真愛夢想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真愛夢想）2008年8月成立，由國內曾從事金融行業的專業人士以私人財產創立，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吸引了大量專業志愿人員參與。曾因“每年詳細公開審計報告和財務數據，并從2009年開始公開舉辦年報發布會，成為國內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標準公開發布年報的基金會”而受到廣泛關注。 但是，即便有著如此專業的金融背景，真愛夢想也難逃經濟危機的影響，2011年，基金會第一年投資虧損，雖然虧損總額不到10萬元，但仍讓發起人明顯感到經濟的虛脫。 同時，針對其捐贈收入，真愛夢想基金會秘書長吳沖介紹說，從2012年初截至目前，基金會共募款4500萬，同比去年約增長40%，已經完成了年初設定的目標。“但實際上，每年設定的籌款目標都是非常保守的，通常年末的實際籌款量一定會大大超過這個目標。” 記者在其網站上公布的年報中發現，2009年，真愛夢想籌得善款總額約559萬元；2010年，這一數額翻了3倍還多，增長到1719萬元；到了2011年，基金會全年的捐贈收入則高達3091萬。“所以對比以往的增長率，40%算是很低的，捐贈收入的曲線是朝著相對平穩的方向發展。”吳沖強調。 捂住錢袋子 為了增進非公募基金會與公募基金會間的交流合作，主辦方還邀請了眾多公募基金會的代表參與論壇討論。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涂猛作為代表之一，也講述了一件基金會與經濟危機相關的故事：2011年末，有企業答應向青基會捐款，雙方已經達成合作意向，基金會也做好各種資料準備，沒想到了2012年，基金會幾次催促，對方都回應說再等等。“結果有一天我看報紙，發現這家企業老板正在大談企業如何過冬，我想完了，捐款估計泡湯了。” 涂猛說，對于基金會來講，要及時對經濟狀況進行判斷。“對經濟環境的掃描非常重要，我很早就告誡基金會的員工考慮問題要從大局出發，包括各省的青基會在內，一定要注意經濟形勢上的變化。” 事實上，與非公募基金會相比，在某些大背景下，公募基金會還要更多考量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注意把錢袋子捂好了，這不是多慮。”涂猛說，幾天前就有某省青基會秘書長打電話告訴他，省里有意向把基金會捐贈收入作為“非稅收入”納入政府財政管理。“我說你們省今年GDP是不是很差？的確很差。當晚我就加班給他們發了個函，說如果政府一旦這么干，我就把錢收到北京來。” 非稅收入是指除稅收以外，由各級政府、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代行政府職能的社會團體及其他組織依法利用政府權力、政府信譽、國家資源、國有資產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務、準公共服務取得的財政性資金，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廣義上來講，就是指政府通過合法程序獲得的除稅收外的一切收入。公眾所熟悉的彩票公益金、罰沒收入、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等都包括在內。 2011年底，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向社會公布了《2011中國慈善捐助報告》，報告中顯示：2010年中國58.3%的捐款都流入政府以及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會和紅會系統，其中20.6%的捐款直接進入到各級民政部門；9%進入到除民政之外的其他黨政機關、人民團體；6.7%進入到各級紅十字會；22.0%進入到慈善（總/協）會。 在更早的2008年，清華大學團隊“760億地震捐贈80%流入政府財政專戶”的調查結果曾讓社會一片嘩然。 而從中國基金會的起源來看，很大程度上就是作為財政非稅收入的補充而成立。以史為鑒，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難免有基金會警惕各地政府會打自己錢袋子的主意。 優勢凸顯的公募基金會 當然，凡事都具兩面性。某些公募基金會在為自己的獨立性而煩惱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占了有政府背景的便宜。從募款上就不難看出，與非公募基金會相比，公募基金會顯然受經濟危機的影響更小，捐贈收入更為穩定。 成立于2009年的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截至目前共募集資金兩億三千萬。基金會理事長魏久明介紹，三年來，基金會的捐贈收入一直呈上升趨勢，第一年募款5千余萬元；第二年8千余萬元；2012年應該可以實現1個億。 “今年截至目前，共收到捐贈8千多萬，其中有655次企業捐贈，一共捐了4300多萬，個人捐贈近3900萬。按百分比算下來，企業捐贈占54%，個人捐贈占46%。”魏久明表示，企業對基金會的捐贈，并未因經濟危機而減少。 涂猛雖然在論壇上吐槽被企業放鴿子，但在更早接受記者的采訪中，也曾表示“基金會完成2012年2.5億的籌款計劃不成問題”。 而一同參加論壇的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會長何道峰，更是被主持人爆料剛剛與國家開發銀行談了筆“大生意”。10月17日，中國扶貧基金會與國家開發銀行舉行微小貸款扶貧試點合作協議簽約儀式，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出席。該協議將雙方合作金額由2億元提高到10億元，用于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小額信貸扶貧項目，這是目前國內小額信貸領域最大的一筆批發貸款。 對此，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分析，企業與公益組織合作的動機，除了品牌驅動和公益營銷外，最主要的就是與政府的溝通與博弈。“這是中國特有的，通過向公益組織捐贈來和政府換取利益。這也是傳統公募基金會募捐的優勢所在。為什么？因為公募基金會有政府資源，它們可以給予捐贈企業以各種各樣的榮譽和隱形好處，所以很多大企業會選擇給傳統公募基金會捐款。” 除此之外，竇瑞剛還分析，越是在市場不好的情況下，公募基金會的優勢會越明顯。“因為市場不好，做其他營銷可能要花費更多的錢，公益營銷反而變成了最好的方式。企業與政府博弈的可能就更大，老牌的、傳統的公募基金會在生存中會越來越集中，因為它能夠和政府間接對話。” 竇瑞剛服務的騰訊益慈善基金會成立于2007年6月，由騰訊公司發起。騰訊公司作為目前國內最大的互聯網綜合服務提供商之一，在基金會成立之初，董事會就承諾將企業每年不超過一定百分比的利潤捐贈給基金會。 “所以我們基金會也不存在募款問題。”他略帶驕傲。 募款策略建議 毋庸置疑，除了天生血統外，后天的培育和經營也是那些發展狀況尚佳的機構所必不可少的。 魏久明就在會場上分享了兒慈會的募款經驗：項目在先，募款在后。“項目是基礎，把救助和募款相結合，比如基金會為打拐的孩子募款，設計了一個項目叫‘回家的希望’，受助兒童會得到生存救助和醫療救助兩方面共計不超過5萬元的一次性救助。我們把這個項目設計出來，錢說清楚，拿著項目再向社會募捐。” 魏久明介紹的第二個方法是“合作募資”，實際上就是設立專項基金。“西部兒童救助基金就是一個老板捐錢給基金會，要幫助西部兒童。我跟他說，你有這樣的心，還有資源，那么就成立一個基金，你來管理，我配專職人員幫你一起做，要求每年募到什么樣的數額。”記者在其網站上發現，截至目前，該基金已經累計募款1276萬余元。 同時，他認為，為捐贈者和受助者做好服務，也是提高捐贈收入的重要因素。“要求基金會在收到捐贈后，5天之內一定要把感謝信和發票寄給捐贈人，捐一塊錢的也要寄，感謝他為基金會為社會做出的貢獻。所有善款的去向及時公開，用公開透明來增加機構的公信力。” 而何道峰為非公募基金會提出的建議則是苦練內功和靈活應變。“活下來是硬道理，發展自己和存活自己，存活放在第一位。現在要做的，就是在‘活’里練內功。把機構內部的事情管好，哪怕有一個人、兩個人也像千軍萬馬一樣的帶法，一樣的管法。如果你有這樣的管理，就一定能贏。不要因為人少，機構小，就隨意，就不想定規則，不想把問題搞明白。” “靈活應變就是抓住市場，盯住每一個機會，發現機會就沖過去。”何道峰坦言，郭美美事件以后，扶貧基金會也很難做，捐款有影響。但捐款受到沖擊后，就從另外的角度去做，扶貧基金會很特殊，因為還有一個小額信貸。捐款難，借款總是容易一點，那就向銀行借款來發展小額信貸。何道峰鼓勵非公募基金會消除顧慮，在合理的范圍內勇敢突破。 劉小鋼同意何的觀點，她認為作為企業家為主的基金會，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平常心接受目前這樣的經濟形勢。“我自己感覺這個形勢有點挑戰，反而給了我們一些機會，這個機會在于我們內部怎樣將自己的能力提升。現在很多機構都存在著內部能力不足的問題，內部能力不足，就讓我們沒有籌資空間。就SEE來講，把我們現在的錢用好，項目做得更扎實，孕育出更多的民間環保組織，并增強與這些組織的合作，就是最重要的。” 延伸閱讀 報告顯示：半數非公募基金會年度總收入低于200萬 ■ 本報記者 張木蘭 以“財‘勁’其用，追求卓越”為主題，11月22-23日，第四屆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在廣州舉行。此次論壇由15家非公募基金會共同主辦，交流探討了非公募基金會如何有效使用和管理資金以及與此相應的策略、方法和具體實踐等議題。 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劉忠祥副局長、廣東省民政廳社會組織管理局廖焯榮副局長、華民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盧德之、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會長何道峰、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參會。 出席本次論壇的共有316家機構，總計600余人。其中包括150家基金會和87家草根公益組織。 與以往論壇不同的是，本屆論壇采取了注冊收取注冊費的方式，每人收費600元（不包括差旅費）。對此，論壇主辦方稱，是為了傳播“公益有成本”的常識。但同時，論壇也定向邀請50家優秀草根公益組織免費參會，并為其支付一定的差旅費用。 論壇采取四種形式開展，包括主題演講、閃電發言、專題論壇和觀察員報告。在這些環節中，均有草根組織發言。 論壇上，還發布了一份由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研究報告。報告稱當前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發展極不平衡，以大學為主體的教育基金會發展迅速，資金規模大。但整體而言，大部分非公募基金會面臨募捐市場狹窄，資金規模不大，投資收益不明顯，公益支出較少的挑戰。其中，接近一半的非公募基金會年度總收入和捐贈收入均低于200萬元，半數非公募基金會年度支出低于166萬，多數非公募基金會年度支出低于500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