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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13日，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孟加拉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出現在了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這位窮人的銀行家又一次以精彩的演講向慕名而來的聽眾展示了小額信貸的神奇之處，臺下掌聲雷動。

    成名后的尤努斯其實飽受爭議，但就是在這個仍視尤努斯為座上客的國度，僅在這之前的3個月，一家專門貸款給窮人的P2P（個人對個人）小額貸款網絡平臺“我開網”(Wokai)，卻在運營5年之后宣告壽終正寢。

    它曾經很美

    2007年7月，美國姑娘魏可欣(Casey Wilson)和同樣來自美國的室友孟康妮(Courtney McColgan)一起創立了“我開”，取意“我要開始自己的小產業”，通過募集捐款的方式，為中國鄉村日可支配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貧困人口提供小額貸款。網站注冊地在美國奧克蘭，北京辦事處則作為這家境外組織的代表機構，開展著這項小額貸款項目。

    “我開”的具體運營模式是：地區合作機構對當地需要貸款的貧困農民進行評估，并篩選貸款申請者，在“我開”網站上公布他們的信息，看到信息的資助人選擇申請者并捐獻無抵押貸款。貸款每個月分期償還，一旦一筆貸款收回則立即拿去幫助另一個需求者。

    從兩個人開始，“我開”一度在全球15個城市設立過分支機構，擁有200余名志愿者，共籌得50余萬美元的捐款，累計發放過1500筆小額貸款，幫助了961位中國農村申請者實現創業夢想。

    起初，“我開”99%的資金均來自美國和香港。但中國整體經濟的強勁增長，讓許多不甚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外國人開始拒絕再向中國捐款。而且，與孟加拉等南亞國家民眾認可小額信貸的情況相反，在美國，小額信貸的慈善性質并未得到廣泛認可。對美國人來說，信貸是商業模式，很難讓人感到信服。

    于是，“我開”也嘗試把募資轉向中國國內。2011年，“我開”與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合作，取得國內公募資格。

    “記得創業初期，幾乎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說，‘在中國，人們絕對不可能放心地把錢借給互聯網另一端的某一個陌生人’。”孟康妮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曾信心滿滿地說，“我有理由相信，人們對‘我開’和小額信貸的態度正在悄然改變。”

    驟然倒地

    然而，自信敵不過無奈的現實“我開”在一片詫異中驟然倒下。

    2012年的五一勞動節剛過，“我開”宣布停擺的消息突然起來。“我開”網站發布聲明：將結束各項業務，“我開”進入收尾階段。

    其實在2011年獲得落地資格后，“我開”從國內募集的資金依然少得可憐。5年下來，“我開”募資成本高昂，不僅要舉辦各種活動為外國民眾講解項目，還要負擔美國和中國的機構運營支出，承擔網絡系統的開發和維護。另一方面，“我開”也缺乏明確的商業模式來產生足夠的利潤，以維持各種運營開支。

    除服務成本外，小額貸款機構還要承擔服務對象的風險成本，貸款收取的利息僅夠勉強維持生存，更不用提盈利了。“貧困農民完全處在一個非常動蕩的游離狀態，一旦宏觀經濟發生改變，最先倒下的就是他們。”“我開”的一個地區合作機構負責人說。

    拮據的狀況，讓我開網不得不一再壓縮人工支出。“我開”的上海分會副會長陳凱峰當時說：“‘我開’能維持到現在的原因是全球17個分會的志愿者隊伍都不拿工資，只為了那份熱情。”CEO魏可欣一共募集到65萬美元，也沒有任何工資。雖然按照美國職業籌款人的規定，10%至15%的傭金是合法所得。

    路在何方

    目前中國的小額信貸機構仍處于試點狀態，因此相應的管理監管都不到位。

    首先在管理上，目前，小額信貸公司的設立批準及監管都是由省或直轄市的金融辦負責，在設立中嚴格限定其為“只貸不存”的公司。由于是公司，所以小額信貸公司管理應依托于《公司法》，但現行的《公司法》中，沒有對涉及貸款類業務公司的規定，目前，小額貸款公司按照金融辦的要求執行的是金融機構的財務準則和流程。

    其次，在身份上，雖然小額信貸公司執行的是金融機構的財務準則和流程，但由于“只貸不存”的限定致其并不經營存款，所以銀監會認為它不屬于金融機構。由此，小額信貸公司無法獲得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身份認定，這意味著其享受不到相應的稅收等優惠政策。

    無身份、無優惠政策、不能吸儲，一系列障礙帶來的結果就是資金來源的壓力。

    目前，中國有五六千家小額信貸機構，但真正意在解決三農問題的屈指可數，絕大多數的小額信貸公司都在追求逐利目的。中國什么時候能擁有“窮人的銀行”？誰還敢再踏上這條有前車之鑒的不歸路？（高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