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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張明敏

    “1月17、18號2天都去排隊了，可排到我時說沒票了，連個站票都沒有，這快過年了，我答應著媳婦和兒子今年一定回去的，沒啥別沒票呀。”電話那頭身在天津的樊林希向記者大倒苦水，“我們一起有8個工友，都是回山西臨汾一個地方，就想湊著一塊回去，要求也不高，只要有張硬座就行，啥網絡、電話俺們都不會，唉！”

    每年的春運都是一次中國式人口大遷移，買票難更是成為頑疾。在以往購票的三種形式，即窗口、電話、網絡基礎上，今年首次將網絡和電話的預售期由提前10天改為提前20天，比窗口售票提前2天，有人認為這對于習慣窗口排隊購票的農民工來說，能買到票的幾率有所降低。

    在此背景下，幫助農民工購票的公益機構和志愿者應運而生。

    一個電話20分鐘搞定

    和樊林希一樣，存在春節買票難的農民工不在少數，但他的無奈并沒有在另一位農民工身上重演。王曉慶是天津一家娛樂城的保安，在他撥通一個電話后，排隊買票的設想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一個天津本土公益組織幫助他訂到了春運的回鄉票。

    王曉慶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樊林希。“我一開始是有些不相信的，一個電話就能幫你訂到票，碰碰運氣唄。”樊林希說。

    將信將疑的他撥通了對方的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小伙子，在做了信息核實和詢問詳細購票需求后，小伙子開始幫助購票，電話中一問一答的互動在不到20分鐘里結束。

    “真的前后就只用了20分鐘，就幫我們訂好了天津到山西臨汾的票。畢竟只是電話溝通，開始還有些不相信，直到我順利地拿到了8張票后，才覺得這電話真的很靠譜。”老樊在電話那頭難掩激動。

    幫助這些農民工實現回家愿望的是一家名為“大腳印”的公益組織，他們正在開展“春運農民工購票幫扶”活動。這家組織的負責人姚亮出生于1988年，在天津創辦了一家文化傳播公司，幫助農民工買票這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他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我自己在學生時代就對春運購票難有切身體會，看到車廂內滿是農民工都在訴說買票難，就想著幫助農民工解決一些購票問題，隨著電話、網絡的購票方式興起，自己也很快學會了多種購票方式，就推出了兩條訂票熱線幫助農民工，訂票全完免費。”

    “這兩部熱線還是挺管用的，剛開始推出的時候可能知曉的人不是太多，打電話的人還要問問這個號碼的用途，怕是啥吸費電話。但現在電話直接打進來說得很干脆就是要訂票。在沒有媒體報道之前，我們接到的電話基本都是天津的務工人員打來的。在《新聞聯播》播出后，每天我們能接到全國各地的求助電話，上海、陜西、四川、云南都有，這使我們應接不暇，其實這樣反而有點影響了我們訂票，因為人太多了，我們團隊精力有限，但幫誰都是幫唄。”姚亮說。

    電話里上演“無間道”

    “喂，是農民工訂票熱線嗎？我要3張到重慶的票，能搞定嗎？我當然是農民工”。

    “您是在天津哪個工地工作，請提供您的身份證信息，您之前用過什么方式訂過票，成功訂到了嗎？”

    每天“農民工購票幫扶熱線”都要重復這樣的話語數百遍，有的志愿者戲稱：“我們這不像是在幫著訂票，倒是像在電話里上演‘無間道’。”

    “這其實就是想防止那些本身就不是農民工的人，裝做農民工打電話來訂票，所以我們對每個打進電話要先進行核實，冒充農民工訂票實際上是占用了這2部電話的資源。其實，鐵路運力不足導致訂票難是一個普遍現象，但相對大多數農民工每年就回一次家來說，這種票源就顯得格外珍貴。”志愿者劉偉說。

    姚亮告訴記者：“其實，我們訂票也沒有什么特別，唯一的妙招就是‘熟能生巧’。我們這里的志愿者都有著豐富的訂票經驗，一般人撥打鐵道部訂票電話需要3分鐘才能訂到的票，我們在30秒就能解決。因為熟悉了電話語音操作流程，數字鍵都非常清楚，不用聽完每句語音提示后再操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訂票時間，提高了搶票成功的幾率。”

    全國數百志愿者加入

    “農民工訂票熱線”隨著媒體的報道，名氣越來越大，全國各地有不少網友加入到幫助農民工訂票的隊伍中來。

    姚亮說：“僅在天津、北京我們就有兩個實際訂票操作團隊，在全國現在已經有近百名志愿者加入到訂票隊伍當中來。我們會將訂票信息匯總后分發到全國各地的訂票志愿者手中，有啥消息都能及時溝通反饋，這些通過網絡都能搞定。而且我們是免費的，也不用擔心風險，這畢竟是在做好事。”

    隨著數百名志愿者的加入，現在每天的訂票量都在數百張。據姚亮統計，開展幫助農民工春運訂票3年來，每年人數都數倍增長，2010年有100人次，2011年達到2200人次，今年預計會有5800人次。

    “我們這樣做也是在作一種倡導，呼吁全社會多來關心農民工群體，畢竟這個群體有他的特殊性。每年的春運車廂里過道、洗漱間、廁所都是農民工的身影，你就會覺得一張小小的硬座車票對他們來說是多么的重要。光靠我們這種組織幫助訂票肯定還是有局限性，還需要社會拿出更多資源幫助我們的農民工兄弟。”姚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