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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閆冰

    郭鯤是個理性的人，性格中有著一股與生俱來的溫和平靜、滴水不漏。他說這是和曾經做記者有關，先是被編輯磨煉，再做編輯去磨煉別的記者。

    接著，帶著這股理性他走進了公益領域，從《京華時報》跑民政的記者，到《公益周刊》的主編，再到現在蓋茨基金會的媒體顧問，完成了從走近公益到成為一個公益人的“三級跳”，他的公益觀形成于在公益項目中的親身實踐與一個媒體人站在圈外的冷靜審度。

    寫字樓里的小會議室，干凈而明亮，郭鯤捧著潔白的骨瓷杯，說起他這幾年做公益項目的事兒。

    走近

    2004年的時候，內地還沒有形成一個公益圈子。郭鯤最早接觸到的公益，是當年最大的網絡BBS“肝膽相照”，那是一個乙肝病人互助社區，他們通過自發組織幫助乙肝病人和攜帶者進行醫療救助、反對歧視、生活互助。“和他們很多人混在一起，年輕和熱血被激發出來，開始寫一些反對乙肝歧視的報道。也開始接觸國內的NGO。”

    2009年，《京華時報》成立《公益周刊》的消息讓一群同樣熱血的年輕人聚到一起。除了想建立一個公益傳播平臺，這群年輕人還有個野心：“我們媒體一直批評公益不透明，那我們也想做些項目，看看能不能做出個樣板來。那時候我們在紅基會下面成立了京華公益基金，第一個項目是公益書架。”

    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想法，募款、找書架、買圖書，再送給留守兒童和貧困的地方。可就是這樣一個粗淺的想法，讓郭鯤意識到曾經的媒體報道著實有點兒“站著說話不腰疼”。“公益項目的管理費是不可缺少的”，就是他首當其沖的思想轉變。

    做公益的媒體人，不能沒有實踐。

    思索

    2010年去香港樂施會的學習，讓郭鯤的思想受到了更大的沖擊和轉變。

    一家企業給樂施會捐了12噸大米，樂施會將大米加工成20g一小袋，每袋20元，再印上“樂施米”的字樣兒交給志愿者們，集中兩天在香港的各個地方出售，募集的善款交給樂施會。

    “如此大費周章才能賣多少錢？還不如直接捐了。”郭鯤的第一反應再正常不過，他說，“當時他們的總監梁美娟對我說，我們一起去街頭看看吧，我先不做評論。”

    第一個地方是一個地鐵口，有一群爆炸頭、朋克風的搖滾青年，他們的打扮與賣樂施米這件事格格不入，每個人都背著帶鎖的募款箱，他們不能打開箱子。這些青年見到人也會略帶羞澀地問“你買樂施米么？”

    郭鯤很好奇，為什么這樣一群人會參加這個活動。“這個活動多好啊，樂施會給我們提供了這個機會，讓我們來參與我們很開心。你知道在香港要是想自己做這樣的活動多難啊。”搖滾青年們的回答，有點讓人感到意外。

    在香港，公眾有這樣的需求，就有像樂施會這樣的組織提供機會。那么在內地，有多少公募基金會認真地組織了能讓公眾去參與的活動？為什么公募基金會不愿意做這樣的活動？

    這是香港之行留給郭鯤的追問和思索。

    轉型

    “回到北京后，我的思路完全變了。”利用與公募基金會合作的便利，設計出能讓普通人快樂參與的募款方式和公益活動，成了郭鯤理想化的模式，從理想到實踐，郭鯤沒有讓它等待太久。

    那年，舟曲遭遇泥石流特大災害。郭鯤和團隊有了大膽的設計，把愛心募款活動搬到T3航站樓去，而且要做得轟轟烈烈。

    說服機場各級負責人的過程，讓郭鯤覺得難，但比想象中的容易。“當你跟他說，只要你做力所能及的一點點，就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么的時候，沒有人會拒絕。”他看見了每個人內心深處存在的那些溫暖的東西。

    募款活動分十隊進行，每隊由明星帶領，僅半天的時間就募得了250多萬元，參與捐款的有8000余人次。有企業帶著現金特意趕來，有旅客傾囊捐贈。一切，當場核算。

    前不久郭鯤得到一個消息，這些錢為舟曲災區蓋了一座橋，已落成。“只是我還沒有機會去看看。”

    接下的活動，都是按著逐步精細、人群細分的思路進行，還專門為發型設計師這一人群量身定做過公益活動。

    郭鯤用80后常用的詞兒來形容，公益人設計項目是個“屌絲加苦逼”的勞動。“應該是把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讓志愿者、參與者能快樂便捷地參與到公益當中。只有讓公眾參與進來，了解做這樣的事情當中我們需要什么規則、我們需要怎樣的保障措施，才有可能把公益圈的規則逐步建立起來。”郭鯤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蛻變

    2012年2月，結緣蓋茨基金會，郭鯤覺得“又有了另外一個看問題的視角”。

    蓋茨來到中國，談起降低兒童出生死亡率的問題時，描繪了更大的一個圖景，郭鯤發現，他們在解決國家內部問題的同時，很愿意去試圖關注和解決全人類的問題。

    “其實這個目標并不難理解，簡單說就是通過全球人的努力為最貧困的人提供必要的幫助，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國人更多的，還是局限于自身。”

    在郭鯤眼中，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公益事業的發展也曾得益于很多國際組織的扶持援助。與10年前相比，越來越多的國際公益組織撤出中國其實是一種信號，中國的公益領域也該站在更高的國際視野，去幫助其他更多需要幫助的國家。

    想看看“全球最大的基金會是怎么做公益的”，希望“在更大的一個平臺學到一些東西”，這一年，郭鯤想站得更高一點，看得更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