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王會賢

    唐  樂(Guy Taylor)最初參與到艾滋病教育和防治是在中國。在英國讀完大學，因為對中國文化和語言感興趣，唐樂來到中國。在學中文的同時，他跟一個社區組織的朋友在農民工學校做艾滋病教育，這影響到了他之后的選擇。

    回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讀碩士時，唐樂選擇了發展中國家公共衛生作為研究方向，讀完后直接申請了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中國辦事處的實習生，回到中國工作。唐樂說，這個專業的同學大部分都會到國外工作，而他自然最想回中國。

    碩士就讀期間，他到英國最大的艾滋病領域民間機構Terrence Higgins Trust (THT)實習。在THT，唐樂看到了公民組織能夠發揮的巨大作用。THT有比較典型的系統化工作流程，可以在各個層面發揮作用。除了為相關人群提供檢測、咨詢，幫助轉接治療機構等，他們還會關注領域內的新聞、動態和政策報道，分析其是否科學；收集相關數據、證據，通過各種渠道傳達信息，影響政策的決策過程。同時，當政府在考慮制定涉及到性健康或艾滋病感染者人群權益的新政策時，也會主動征求他們的專業意見。

    當然，產生這種影響的前提是機構本身的專業、透明做得非常好，掌握足夠的資源，并且在資金、政策方面得到保障。唐樂說，在英國拿到募款資格比較容易，THT的大部分資金來自公開募捐，也有政府的購買支持。政府更愿意支持這些組織活動，“如果政府部門直接在社區開展艾滋病相關工作，可能缺乏親和力，而民間組織更容易接觸到這些人群。”

    THT很大的作用是向政府反映來自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意見和看法。而它的工作人員，有許多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者相關人群，他們代表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為自己說話。

    唐樂覺得公共衛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問題，公共衛生不僅是提供健康解決方案，很大程度上在關注社會問題，尤其是艾滋病領域，涉及到反歧視、社會組織的工作等等。UNAIDS在中國也支持了一些已形成的網絡，如同志論壇、性工作者論壇、中國抗艾滋病婦女網絡等，這些社會組織變得越來越成熟，逐漸發揮更大的作用。民間組織可以提供很多實際有用的信息，他們是這個領域最專業的人。UNAIDS會定期與這些組織聯系，也定期召開大型紅絲帶論壇等活動，請政府和民間組織共同參與。

    為這些人群建立提出意見的渠道很重要。唐樂認為，不能只覺得艾滋病感染者是病人，單向地提供救助就可以。作為主體，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需要參與到防艾的過程、甚至相關政策的制定中，這樣才能真正反映他們的需求。

    近幾年，中國有很多新政策出臺，支持社會組織，為它們提供資金支持和開放登記。這兩方面的問題如果能夠解決，社會組織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否則，當工作人員都不明確這個組織明年還能不能存在、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時候，是很難把工作做好的。唐樂表示還并不確定目前正式登記的防艾組織具體數量，但與前幾年相比，實際活動的已經多了很多。

    唐樂在UNAIDS負責倡導和信息管理，制定宣傳計劃，組織活動，管理社交媒體等。他要收集國際艾滋病領域的信息、案例、最新動態，包括總部會定期發一些最新的報道和資料，還有來自其他聯合國機構、全球的非政府組織的信息，將這些分享給國內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確保它們可以獲得權威的國際資料。

    唐樂也很關注國內的消息，對于近日廣東省教育廳發布的《教師資格申請人員體格檢查標準（征求意見稿）》，將艾滋病列入不合格之列。唐樂認為，艾滋病在正常接觸中是不會傳染的，沒有正當的理由限制他們的工作，這是一種歧視。在英國，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做手術醫生的。

    當然，他很理解有人反對艾滋病感染者做老師，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人們也因為不太清楚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擔心傳染到孩子。而且很多人認為艾滋病有道德關聯，但我們不能因為別人患上這種疾病而對他進行道德判斷。另一方面，人們不了解歧視的危害，社會歧視會讓更多人不愿意去做檢測和獲得藥物，這無疑會起到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