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1：

    2012年發生很多事情，很多事件的主體直接指向了專項基金，在專項基金的監管和信息公開上，有沒有比較有效的辦法或建議。

    鄧國勝：為什么專項基金出了問題，主要是基金會掛了太多的基金，而政府由于缺乏專門的基金管理辦法，所以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還是要出臺一個基金管理辦法，對這些專項基金進行規范？

    劉文奎：我們的專項基金管得比較死，我們五年前一個理念叫不相信任何人，設基金可以，管理必須是基金會的人操作，現在我們覺得這樣太保守，準備探討是不是設一些開門型的基金，前提是怎么管好，這個課題對我來說是新的。

    王汝鵬：一個要專業，去年前年出了很多的事情，其實兩個方面的問題占主要的，一個是專業性，第二個是透明度。其實把這兩個問題做好了，可能會解決很多問題。

    問題2：

    王凱做的愛心衣櫥項目品牌打得很響，公眾知曉率很高，名人效應在公益活動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明星是不是也是公益項目資源整合的一部分？

    王凱：這肯定是，但是所謂的“名人效應”我一直認為在這個品牌的初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品牌的維護還有公益品牌持續的發展還是靠你的機制，不管透明的機制還是產品塑造的機制以及完成產品服務的機制等等各個方面，包括你團隊的執行能力等等，這些綜合素質才會造就一個公益品牌能夠持久。當評論一個人的一張臉，你說是名人也不是眾所矚目的偶像，每一個企業在和你合作的時候實際上各種各樣的訴求是不一樣的，值得的是你提供的服務和整個團隊的做公益的赤誠之心。當這些東西讓大家看到的時候，本身這個公益品牌已經大大蓋過所謂一個名人的知名度應該達到的效應了。

    秦國英：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也一樣，其實我們需要更多的王凱支持我們，我們在整個公益運作當中整合資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名人效應。這也是一種雙贏的運作模式，明星他的公眾關注度非常高，如果他又有做公益的需求，作為公益組織何樂而不為，我們覺得利用明星效應來整合資源是一個很好的方法。比如“母親郵包”這個項目選的是薩日娜做明星代言，她演《中國地》一些母親的形象，她本身又非常有愛心，每年給基金會捐款，起到非常好的正向作用。

    楊文莊：我們基金會的明星很多，中國的明星很多，很多明星很愿意和各大基金會進行合作，這是一個現實。

    竇瑞剛：明星這個事就是雙面的，弄好了是雙贏，弄不好雙輸。我們和很多名人合作過，比較好的情況是，你有你的產品和項目去和明星的品牌定位達成一致。如果你的品牌形象和明星沒辦法實現共贏，有可能互相都被抵消。

    何力：名人也分很多種，會有越來越多的公益機構根據他們的訴求發揮這一類名人的專業特長，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公眾形象而且有相當的專業技能，而且我相信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不僅是資金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奉獻出來專業技能作為一個公益發展新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問題3：

    論壇上嘉賓說媒體要理性地對待公益，那么媒體在公益和公眾之間要扮演起怎樣的角色？

    秦朗：跟媒體本身特性一樣，本質來講還是溝通交流，溝通有交流助于事實真相的發現和傳播及互相的信任和了解，有了這個基礎，我想有點悲觀的人才環境這些東西都會有好的預期。

    韓國輝：我有一個不太主流的、可能不符合很多人想法的想法，我認為任何公益出現問題都正常，先不說像剛才王秘書長說的郭美美事件這一特殊的案例，中間有一些跑冒滴漏或者其他的現象都正常，因為在中國或者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行業都難免出現這樣的問題，只是公益讓大家覺得就不應該這樣，但是任何一個行業有錯誤都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們整個行業是趨于規范的，是好的，那么就能夠允許它犯些小錯誤，有一個這樣的犯錯空間給公益事業。正能量傳遞出去，這個行業一定會一天比一天好，有人做總比沒人做強，網絡上很多言論有時候并不只針對這個行業。

    問題4：

    有些企業將公益慈善當做危機公關的手段，對于這個問題各位嘉賓怎么看？

    何龍盛：公益是公益，責任是責任。對一個企業來說，企業作為非常普遍的社會組織，公益是整個責任的規則，企業的責任一定不能抬高，企業的責任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對企業做公益的看法可能需要更多的理性。我個人理解企業逐利是本性也有天然的合法性，更優秀的企業或者說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的企業，這個企業做慈善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可不可以拔苗助長要打一個問號，尤其不能作道德評價或者道德綁架。

    任峰：不合規的行為要去批判，要去督促它改進。它如果切實拿出真金白銀去資助了該資助的人，這種行為應該得到尊重和認可，這是兩個層面的事。只是后一個行為的同時，我們作為媒體也要去做監督，我一樣要去看你這個款項是不是到位，所謂用這種行動公關道德上被批判的分水嶺在于，后者執行是不是真實地按照合規的方式來做。

    問題5：

    跨國企業在本土化的時候，有沒有遇到水土不服的情況，怎么克服？

    楊鐘仁：英特爾比較幸運，一開始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公益事業也剛剛起步，我們經過了一段適應過程，在這方面比較幸運，我們跟我們的合作伙伴利用技術共同來推動在中國的社會創新。所以共同成長，沒有特別水土不服。

    20年前英特爾進入中國的時候，我們386芯片、486芯片賣給誰，國內沒開發軟件的廠商，怎么樣把這個產業做活？怎么樣把IT產業做大？我們在過去幾年在思考，怎么樣規劃一個藍圖，把這個生產鏈條連接起來，這個生態鏈不像產業生態鏈，這是一個社會生態，大家可以共存，有機的發展。很重要一點，可能大家忽視，其實現在很多的資源技術要提供社會沒有滿足的需求，最快捷的還是要撬動企業的資源，怎么樣提供教育的產品服務，怎么樣提供醫療環保的產品技術服務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怎么把企業CSR理念貫徹等等。CSR不僅僅是慈善，最終是社會的影響，把社會影響最大化，同時在產生社會影響的同時又有經濟的回報，這才是企業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之道，這才是未來公益發展的無形之手。

    欒江紅：在汶川地震的時候，實際上當時我們捐款也是有一個爭論，是不是趕緊發稿或者趕緊通知或者要不要現場在中央電視臺舉牌，我們當時是否認了，我們做的這個事情在那種緊急情況下尤其是在災區還有我們的員工還有我們的商店，當時員工自發把所存的食物給當地社區。那種情況下以實施為主，很多企業自己告訴我捐了多少，就像誰愛國誰不愛國一樣。后來我們確實遭遇了水土不服，我們吃虧，因為很多網上的人開始罵我們是鐵公雞一毛不拔。后來我們反思，在你確確實實做的時候，有一定的宣傳還是必要的。

    （問題來自年會現場騰訊微博網友提問，閆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