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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欄語

    從本期開始，《公益時報》開辟專欄板塊，每周輪流邀請不同的公益圈從業人員、公益界專家學者、關心慈善公益的有識之士做客，將自己對于公益慈善或某項具體公益事業的觀點做直接呈現，以求從各個角度解讀公益原貌，提供公益領域的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中國的基金會離偉大還有多遙遠? （上）

    今年初,中國紅基會為了向優秀的同行學習，先后走訪了福特、蓋茨兩大基金會的在華辦事處和紅十字與紅新月國際聯合會東亞辦事處，通過交流學習,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基金會離這些世界偉大公益組織的距離還十分遙遠。

    現代公益基金會作為人類財富第三次分配的一種偉大制度創新，已經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如同公司制度的創新導引工業革命、實現全球財富增長、將世界變成地球村一樣，基金會制度的創新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失靈，為人類財富更加公平的分配、為現代公益慈善的繁榮提供了制度基礎。

    美國二十世紀以來的基金會發展，引領了全球基金會發展、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潮流，期間產生了一批偉大的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這些基金會不僅僅被譽為是美國上個世紀社會漸進改良的三大力量之一（見資中筠《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也是上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減少貧困、促進健康、消弭貧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到今天這些基金會還在全球的文明進程和消除貧困、預防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中國基金會的發展已走過了31個年頭，這個在國外更多被富人家族、財團所使用的散財制度，最初用于我國政府和社會團體吸納社會資金彌補公共服務的不足，因此用于改進兒童少年、婦女、殘疾人福利的基金會如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等先后成立，直到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出臺后，以民營企業家或國有企業捐贈為主的非公募基金會才出現，到2012年底中國基金會的數量突破3000家。在基金會數量增加的同時，一批優秀的基金會開始出現，如中國青基會、扶貧基金會、南都基金會等引領著中國基金會前行，而主管部門的年檢、評估等加強監管措施，基金會行業組織如基金會中心網、中國民間組織促進會基金會分會等推出的行業自律行動、透明指數等，也在不斷提升中國基金會的品質，使其管理水平與國際靠攏。但是比起國際上一些偉大的基金會，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追趕：

    首先在基金會的使命、宗旨設計上，中國的基金會不夠遠大。中國的基金會多以扶貧濟困等形而下的授人以魚慈善目標為主，而國際上著名基金會的使命更多定位于促進社會進步、消除貧困、自由平等這些人類終極關懷的偉大使命，推動政府政策改良，探尋和消除人類貧困、社會不公的根源，支持更多的是形而上的授人以漁公益項目。

    福特基金會的使命是為全世界有創新精神的人和組織提供資源，解決社會問題。其價值觀是：我們崇尚人自身的尊嚴，尋求社會公正。因此其資助的主要領域是：尋求強化民主價值觀，減少貧困和不公，促進國際合作和提高人類的成就。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則是本著眾生平等的理念，致力于幫助所有人享受健康而高效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重點任務是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使他們有機會擺脫饑餓和極端貧困。在美國則致力于保障所有人——特別是資源匱乏的人——獲得所需機會以取得學業和生活的成功。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使命更加遠大和好記：最初是“促進全人類的安康”，后調整為“在全世界造福人類”。如果你了解該基金會近百年在世界醫療、教育、科學、農業發展等方面的項目成效，了解該基金會上世紀對中國醫療衛生、教育事業和社會進步的促進，你會相信該基金會真正踐行了其偉大使命。（未完待續）

    社會企業的本土定義

    社會企業，作為公益圈的一個新概念，近年來頗受圈內外人士的追捧。去年民間最大的基金會論壇“非公募基金會論壇”里也第一次加入了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的部分，而且一加就是三個，整個2012年的社企論壇和比賽的數量較前年翻了一倍多，大有越來越紅火的趨勢。有幸做了多個論壇的演講人和嘉賓，見證了行業的飛速發展和公眾熱情的同時，也發現幾乎所有該類論壇都要以討論社會企業定義為一大內容，樂此不疲，仿佛不討論之就不算是社會企業論壇，但是往往在一番激烈討論后也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

    其實主要的爭論點無非就是，社會企業是“姓社還是姓資”，或者說是將其公益化還是市場化。國際上傳播最廣的是“窮人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定義，他提出的概念強調社會企業的投資人要不以盈利為目的，企業收益不允許分紅，而要留存起來供企業發展擴大。

    可是，了解中國市場環境的人會意識到，這定義在中國小范圍可能可以做做，但如果追求社會問題解決的規模和體量的話，其在現階段基本走不通。我覺得即使在公益業相對發達的歐美國家也很難。在市場經濟環境，一個充分發展并能大體量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必然要遵從市場規律，必然要強調其商業性，講究互惠互利，講究動機和激勵，講究結果導向，講究因地制宜。因此，尤努斯的這種定義我覺得只是“看上去很美”。

    本人認為，只要是以可持續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能夠提高金字塔底層人群生活質量的模式，不管注冊形式是企業還是公益組織都可以算在社會企業范疇里；而創始人和股東的動機、分紅與否等都不那么重要。定義中“可持續”的概念除了財務上的自給自足和有用于發展的盈余之外，也包括其通過提供有價值的社會服務或產品，可持續地得到外界資助或政府購買，甚至成為政府服務的一部分。定義中的“生活質量”可以使用國際通行的人類五大基本生活質量指標（Quality of Life, QOL）來衡量：物質充足Material Well-Being，身體健康Physical Well-Being，社交滿足Social Well-Being，安全Security，自由Freedom。此外，在社會影響的規模上，需要模式的可復制推廣性，在服務人數和地域上有高成長潛力，從而實現對社會問題的規模化解決。以結果而非形式進行的定義才值得被推崇，才不會讓從業者不顧實際情況而走上條框式的歪路。

    我對尤努斯等的這種偏理想化定義的理解是：作為行業的精神領袖，尤老需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圣人的高度，強調純粹性和發自內心，圣人是不可以太務實和商業的。另外，他也可能只是想給公益行業一個愿景，為公益機構的轉型提出一種可能性，而非一種四海皆準的企業模式。畢竟，“不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一條違背了現階段市場經濟的主流規律，恐怕只會成為一個少數人的游戲。

    職業·事業·志業

    在每一個領域，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人義無反顧淡薄名利，有人開拓進取追求成功，也有人老實做事只為稻粱謀。公益領域也不例外，有人視之為實現人生理想的志業，有人視之為獲得現實成功的事業，也有人不過把它作為養家糊口的一份職業。認識到業界的多元性以及個體所處的真實境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道德判斷和道德包裝。

    在當下立交橋式通常不會有結果的爭論中，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公益人生而高尚，理應無私奉獻，不求回報；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認為公益跨領域跨專業，需要高薪引進全方位的通才；還有很多人看到了公益領域的人才荒，認為應該回歸平常心，走向職業化。

    古人有云，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萬惡淫為首，原跡不原心。若論公益，則不妨兼收并蓄，可以原心，可以原跡，不拘一格，殊路同歸。懷著利他的清凈心做公益，固然值得尊敬；夾雜個人事業名利的追求或者只是為了家庭的溫飽而做公益，實際上做出了利他的善事，也值得嘉許，而且利他之心也是可以慢慢養成的習慣，由職業而成為事業，甚至進而成為志業，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事。

    厘清職業、事業和志業的不同追求，并非為了評判誰高誰下，誰優誰劣，而是還原一個中性的事實，畢竟，善和美依附于真才能衍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事實上，我們也無從判斷志業者、事業者和職業者究竟誰對公益的意義更為重大，我們只知道公益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全業界的共同努力。當務之急，只有去除把公益人簡單包裝成公益志業者的虛假繁榮的泡沫，公益人只有擺脫被道德綁架的尷尬處境，才能看清公益作為事業、作為職業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所以回歸平常心，自愿也罷，不自愿也罷，早日走下虛妄的道德高地，有助于我們在紛繁復雜中看清事情的真相。據不完全統計，只有10%左右的大學生有意向選擇公益作為職業。公益毫無疑問將面臨嚴重的人才荒。薪酬只是一個原因，管理的不規范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公募基金會與體制內的一些行政機構類似，等級分為理事長、秘書長及普通工作人員，理事長、秘書長多由任命制產生，普通員工缺乏自主性和上升通道。因此40歲左右追求事業成功的高級管理人才很難走進公募基金會。而草根NGO則常常有一位非常強勢的創始人，事無巨細都由創始人的意志和情緒決定，對于機構面臨的管理困境，大部分創始人會認為只是行政的問題，只要找到一位能干又聽話的行政主管就可以解決。個別創始人在經過重重挫折后，也會嘗試著找一位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但多年養成的獨斷專行的習慣和財務賬目的混亂，會使愛惜羽毛的職業經理人很快退避三舍。

    公益慈善跨行業跨領域跨專業，需要全方位的通才，通曉項目設計、服務人群、傳播、預算、項目進程管理、人力資源、評估、IT、微博等不同層次的知識，具備整合資源的能力。所以需要大量的職業經理人和專業人才。

    了凡四訓云：“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做公益，似也有從事、從理、從心這三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