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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海南博鰲論壇期間的一個晚上，由美國西部慈善論壇主席、美國白沙投資集團總裁Elliott Donnelley主持，海航董事長陳峰、希奈戈研究所主席Peggy Rockefeller DULANY、VAE SOLIS首席執行官Arnaud Dupuy-Casterets、萬通董事長馮侖、美國MWV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John LUKE、愛佑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王兵等及眾多企業家、公益人參與的夜話，拉開了一場關于“公益慈善與社會企業的亞洲探索”的大討論。

    《基金會管理條例》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條例中明確“本辦法所稱的基金會，是指對國內外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以及個人自愿捐贈資金進行管理的民間非營利性組織，是社會團體法人。”也就是說，允許個人創辦基金會，成為中國慈善事業實質上的一個轉折點。

    近十年來，一批中國企業和個人積極投身公益慈善，伴隨非公募慈善和社會企業的發展，政府及公募基金會主導的慈善環境正在被打破，而走向多元化發展路徑。

    “社會企業”一詞在上世紀90年代從國際傳到中國，由于政策大環境的不同，不可否認在其發展過程中遇到各式問題，國際與國內企業家暢談“慈善經”時，紛紛道出各自的酸甜苦辣。

    定位

    社會企業不是純粹的企業，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類NGO，一般是以商業的運作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勢社群、促進小區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所以社會企業所處平臺和承載體尤為關鍵的。

    “社會企業，這本身是在公益領域里一個創新模式。但是他的目標卻是惠及社會而不是惠及股東。”萬通董事長馮侖說，雖然目前中國也有很多社會企業開始做一些實踐，把商業的效率和經營模式帶到實際的社會改變過程中，但是目前這樣的企業還是少數。“有一個數字，在英國2009年有了6.2萬家社會企業，一年有240億英鎊，我們國內應該說剛剛開始，每一家平均才50萬人民幣，這是一個過程。”

    愛佑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王兵坦言，在中國，現在比較合適的叫法是民非企業，可能會更加適合當前的公益大環境。“社會企業在中國比較難的是政策和法律，因為他是用商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所以就避免不了一些情況，比如稅收、投資、公眾質疑等。作為股東一定要分紅，但什么叫合理的收入，很難解釋。所以在中國我認為現在最合適的還是民辦非企業，因為他可以免稅，也可以解決你各個方面的問題。”

    “在現有的情況下，社會企業只能說是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一種延伸，不能叫真正的社會企業。當然，我相信隨著政策發展，像英國、新加坡一樣，他都有社會企業的交易所，包括有債券、股份轉讓的資本市場。現在如果在中國做社會企業投資，只能以捐贈的心態、慈善的心態做一些商業的事情，改變一些社會的問題。”王兵如是說。

    困境

    “中國的社會企業現在剛起步，但是在政府政策和法律層面是極不配套。”愛佑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王兵在論壇開始時便開誠布公，話題直指目前社會企業發展困境。

    除此之外，“這些企業領導人基本上有熱情，但是沒有領導力，這些社會企業規模上都上不去，主要體現在管理的素質比較低，人才的管理和儲備差距比較大，所以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探索和掙扎階段。”愛佑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王兵分析社會企業目前困境時這樣解讀。

    環境保護領域，是中國現在最迫切需要民非企業、社會企業的領域，但因為有些涉及比較敏感，他們的發展之路更艱難，而且規模更小。“所以現在中國社會企業發展之路是非常的艱難，而且在初級階段，可能需要社會、政府和企業家都伸一把手，幫他們做大做強。”

    國際其他國家因為與國內政策不同，社會企業的發展土壤也有很大差別。VAE SOLIS首席執行官Arnaud Dupuy-Casterets在論壇上分享了法國的經驗，法國慈善的基礎，比如教育、兒童保護、藝術基金會等這些都是由政府去管理的，企業CSR也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對于社會環境來說，政府的活動在我們法國是起主導作用的，我們實際上有一個互助社會的概念，沒有董事，人人都是利益相關方，比如大家應該了解到，45%到60%的銀行以及保險行業，在法國都是我們所說的互助社會，他以互助基金的方法建立起來，他并不是一個私有企業，我想這一點可能是很有趣的。”

    破題

    以愛佑和阿拉善基金會為例，他們已經開始逐步參與到中國民間社會企業發展中。愛佑慈善基金會成立了愛佑和康，是專門改造中國自閉癥兒童交易的民辦非企業。“原來社會企業在做自閉癥項目時多以家庭為單位，媽媽們組成看護隊伍，很小的作坊式。去年9月份在深圳成立以后，我們未來十年將會在全國30個省市建成連鎖的、針對自閉癥殘障兒童的綜合服務支持機構，這樣在規模、管理上會有提升。”王兵說。

    做生意講究商業模式，做公益就是講究公益的模式。怎樣將商業中更多的經驗和做法嫁接到社會企業和公益的發展中，是當天論壇的熱議焦點。

    萬通董事長馮侖舉了愛佑為例，“他是個平臺模式，不是一個縱向模式，也不是說見到人有困難掏出錢來給他解決一個具體問題。他建立了一個平臺，這個平臺就是一個生態體系。比如你想資助河南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把錢給愛佑，愛佑像流水線一樣生產，找到醫院，找到醫生，排出手術最后做完，做完了還得告訴你信息，這1萬塊錢對應是哪家孩子，這個孩子怎么聯系，今后他的生長發育和未來情況都能知道，這是一整套模式。就像馬云電子商務平臺一樣，你把錢放上面，馬上那邊就有人，一系列流水線的作業。”

    像流水線一樣做出公益模式和套路，才是企業家非常擅長的，也是社會企業不同于小規模NGO的價值所在。

    “正是這樣，我們一直積極參與各個公益機構的活動，希望把我們在企業管理和商業經營中一些經驗運用到公益領域，提升他的效率。”馮侖如是說。

    借鑒

    “我們怎么樣管理我們企業的運行？”美國MWV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John LUKE拋出這樣一個問題，也是在場的社會企業創業者們想聽到的深入解答。

    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在推廣CSR中所做的工作與對外公布的消息要保持一致，不能夸大，不能概括，要最大可能地建立起與社區人民的信任。

    “在當下的世界中我們經常會看到很多的事例，大家有時候會忘記這樣做的重要性，他們有時候以自我為中心，這些企業只關乎自己而忽略他人，他們在社會公眾方面就做得很差。今天怎么看待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可持續發展要代代傳承之外，我想在社區中，你身體力行地實踐是很重要的。”John LUKE說。

    另外，John LUKE期待中國的公益領域能有專門組織致力于培養一些新一代的社會企業家。“他們不僅是自己本身的事業做得好，他們更有一個愿景，更好地呼吁整個世界、社會。同時，他們也講到了一個自由的企業和商業運作的模式，一旦移植到慈善的土壤中便會結出碩果。”

    (閆冰根據論壇實錄整理)

    聲音

    可以使用商業模式促進社會因素的實現，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的影響，他們可以讓自己的親朋好友也參與進來，并且把他們的價值觀傳輸下去，傳給后代。我們要持續化地使得這種社會凝聚力得到增強，要用持續的方式才能使星火代代相傳。

    ——希奈戈研究所主席Peggy Rockefeller DULANY

    我覺得廢紙造紙是環保的解決者，而不是環保的制造者。作為一個企業來講，企業要經營下去，首先環保要優于國家標準，沒有環保就沒有造紙。講到公益，我覺得作為一個企業家，不管大還是小，公益都是一樣大小，根據我們的能力做，沒有說大的才可以公益。環保無論大企業、小企業，人人都是有責任的，企業不光是把自己企業管好，要有一種企業社會責任是把環保帶到社會上。

    ——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

    以出世之身做入世事業，你會感到你的存在是給社會帶來價值，給他人帶來有益的東西，哪怕是一句話，我認為你把你生命的光和熱帶給人間，這就是最大的價值，這就是人性最重要的東西，也是慈善事業最重要的理念。

    ——海航董事長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