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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紅會不等于中國公益

    蘆山地震之后，一個似乎在意料之中的副產品就是造就了一個新的、有關中紅會的輿論漩渦。地震發生之后不到12小時，“2萬多個滾”、“受捐遇冷”等消息就被頻繁爆出。隨后，“地方紅會虛開救災藥品發票”、有圖有真相的“紅會工作人員開車中途甩下志愿者”以及“百余藝術家在汶川地震義拍籌款8472萬元不知去向”一再灼燒著公眾的眼球，其中甚至還夾雜著一些舊聞又被人翻出混淆視野。而在這個越來越大的輿論漩渦中，最讓公眾以及相關人士關注的還是關于“重啟調查郭美美”事件的相關爭議。

    根據眾多角度的還原，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的倡議實際上是中紅會社監委成員王永聯合另一位成員劉姝威發起的建議，但是這個建議在并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被外界輿論在第一時間捕捉并關注。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于2011年12月9日由紅十字會牽頭成立，共由16個人組成，包括了法律、財務、醫學、傳播、社會管理、救援等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其中有一些有公共聲譽的人物，比如白巖松、王振耀等。

    王永本人在5月3日接受央視《面對面》采訪的時候表示，自己曾經仔細研究了監察部和紅十字會一共五個單位聯合做出的調查報告，他認為并沒有正面地對公眾引發的質疑給予正面的回應，所以他個人判斷問題肯定存在。但是當他和其他委員溝通后，大家的態度并不一致，“有些委員的態度就是覺得這個事情有必要調查，有些委員就覺得這件事情沒有必要調查，已經都說清楚了，那當然也有一些委員是覺得可以調查，但是什么時機調查，用什么樣的方式進行調查，誰來調查，需要斟酌?！倍聦嵣纤奶嶙h目前還沒有提交審議。

    而事實上紅十字會也在第一時間對此發布了劃清界限的聲明，先是在4月26日聲明是否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這將由社監委獨立決定，紅十字會無權干涉。而僅僅兩天之后，紅會又發表聲明，堅持對郭美美事件的原有認定。

    這些紛爭看起來首先是社監委內部有不同看法，而且也沒能達成統一行動決議，而紅會的兩次聲明的潛臺詞或可被解讀為對重啟調查設想的不認同。表面看起來，這些紛爭更多是不同觀點的摩擦，但這些現象背后其實有更多值得追問的問題。

    紅會稱自己是“三重賦權”：國際賦權、國家賦權、社會賦權。但是在這種定義下，再反觀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我們不僅要問：依然在參公管理的中國紅十字會到底可以被視為一個公益組織嗎？如果更進一步，在廣泛的公眾視野中，我們發現，很多時候“中紅會”被等同為了“中國公益”，甚至在前兩天香港向蘆山地震捐款的討論中，很多香港的反對者也將對紅會的質疑放大到了對中國整個公益行業的質疑。

    而中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到底是個什么組織？該由誰成立？誰來監督？誰來提供運行成本？這個組織的公信力同樣引發關注，同樣值得深思。

    一系列看似無解的問題背后唯一可以預見的是，由蘆山地震引發的紅會輿論漩渦還會由不同的相關聯事件導致一再上演。

    公眾和輿論根本沒法確定是應該按照政府還是按照民間組織去考量紅會的作為，如果紅會的改革路徑不明確，如果具有特殊性質的組織形體繼續存在，公眾考量這個組織的標準是什么？政府標準，企業標準，還是社會組織標準？三重標準的社會定義不同，在模糊的身份下，永遠都只有不確定的未來，恐怕下一次的質疑，有可能是我們為什么需要一個這樣的紅十字會？是在每次新聞熱點出現時供質疑，還是切合實際的一種社會服務。

    可以明確的是，紅十字會的表現并不代表中國公益組織，此次地震在政府不發動募捐的情況下，中國扶貧基金會、壹基金等公益組織依靠自身的努力募集了大量善款，真實地再現了中國民間的公益力量。

    特約評論員 文棟/文

    如何合理救災

    在過去的四月，4·20蘆山7.0級地震再次讓我們感受到自然災害的巨大破壞力。細數最近的10年，2004年印度洋海嘯造成30萬人傷亡；2005年南亞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日本海嘯以及玉樹地震共掠走超過20萬無辜人的生命。這些血淋淋的數字為人類留下了應對自然災害的不同經驗教訓，尤其在此次蘆山地震后，公眾和公益組織對救災的反應充分體現了中國公益行業的變化和進步。在這些進步中，我僅從自己觀察的角度對日后合理救災歸納以下四點建議。

    首先，準確數據第一時間及時披露。蘆山地震爆發后，民間力量再次凸顯——截至4月25日不到一周的時間內，各基金會籌款總數即達到了4.3億（不包括物資捐贈）。然而，我們沒能做到對于每個鄉、鎮、村的需求和物資到位匹配情況對外界及時公布，從而導致網絡中志愿者的零散信息成為主流信息，傳播的分解信息對公眾造成誤導。

    尤其是作為企業來說，應該根據災難的級別合理調整自己的捐贈數額，而不是一味追求捐贈數額，不過問災難評估，不追蹤資金使用。企業此類畸形心理只能造成公益組織的膨脹，為救災部署帶來壓力。

    其次，需專注于物流管理與供需對接。從蘆山地震來看，民眾獲得信息的渠道多通過新媒體的零散信息，加上各界人士無論以個人或以組織名義紛紛前往一線，一度造成災區交通阻塞，救災工作難以有序進行。政府部門救災的兩條線管理，即一面將數據搜集的信息上報，另一面根據需求進行匹配，但是由于諸多客觀原因，數據搜集不能精準到村級單位，不能完全保證救災無死角，否則也不至于出現救災物資整齊地排在后方而不能及時提供給某些受災居民。

    理想做法應該是物資的縣城一級的單位需要進行倉儲和分解，根據每天不同的動態變化信息進行搜集和公布，將搜集的大型物資進行倉儲管理和分類后要隨時出庫入庫，保證有強大物流體系，鄉鎮的交通和物流成為關鍵。

    再者，保證救災物資的優先級渠道管理。當災難肆虐來臨時，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人士在第一時間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要知道所能提供捐助的不同類型自然有不同的價值，并非所有物資都為災區所需。雖沒有準確國內案例證明如何處理過剩物資，但積壓或是銷毀都是捐助人不愿看到的。美國卡特里娜颶風期間，提供給幾千人的速食食品造成積壓，最后因過期不得不銷毀。我們應該從這樣的案例中明白，應該將迫切需要的如食品、藥物等物資提前供應，需要保證供給臨時避難的物資有序發放，而不是造成最終浪費。

    最后，要充分調動公益組織的執行力。此次救災中420救援隊的出現無疑是雅安賑災的最大亮點——14家公益機構僅在災難發生數小時內自愿組成420救援團隊，無論是籌資、外聯、物資采購和發放、災情信息搜集、志愿者管理、倉儲還是統籌運營，一切工作根據公益組織各自所長按部就班，經過時間的洗禮和歷練，公益組織的此次成功合作一定是中國公益發展具有里程碑的一幕。

    企業社會責任服務平臺續科SusTekk創始人 周妮娜/文

    慈善是一門生意嗎？

    公益慈善的運行模式及其效果，是近年來國內該領域發展的焦點議題。最近蘆山地震救災所引發的捐贈議論，更是成為熱烈的公共話題。其中，關于企業和名人的救災捐贈，究竟是善舉、廣告還是作秀的討論，也再一次把問題引向了“慈善是不是生意”這一根本性的公益慈善發展模式問題。

    對該問題的回答，要回到對慈善的本質和行為過程的分析上來。

    首先慈善不是原則意義上的“生意”。慈善是在慈悲的心理驅動下不附加要求的善舉，是非政府組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最古老、最基礎的一部分?，F代慈善已從“行善積德”的個人行為發展為專業化的組織行為，以愛心為主，投入大量的民間金錢、人力、時間、空間、各種平臺和關系，幫助弱勢人群，照顧政府社會福利保障系統之下的“漏網之魚”，必須具備非營利性特征，即不得以營利為目標、不能進行剩余分配、不得將組織的資產以任何形式轉變為私人財產。

    但與此同時，慈善組織應該經營“生意”。慈善組織的非營利特征只是強調了剩余分配的約束，并沒有排除他們從事經營性行為的可能與空間。

    其一，贏利是組織生存的基礎。持續的收入是組織生存和進一步發展的財務前提，否則就不可能滿足項目發展和組織發展的需求，就無法應對更大的挑戰。以我國為例，2011年，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達到了45.6萬家，但社會各界的捐款僅為845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個機構僅能獲得17萬元左右，如果考慮到數量龐大的未注冊組織，每個機構可能還不足5萬元。

    慈善資源供給不足的這一現象，顯然不是中國的特例。早在上世紀90年代，萊斯特·薩拉蒙教授對22個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就發現，非營利部門近9成的資金缺口需要另找“錢途”且其最主要收入來源是商業性收入。這一嚴酷現實表明，“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捐款”這一傳統觀念并不正確。在這里，區分慈善組織和企業的不再是收費與否，而是回歸到了兩類組織的原初出發點：慈善組織是社會使命驅動的，而企業則是利潤驅動的。非營利絕不等價于不贏利。

    其二，競爭性管理模式是組織發揮慈善效率的要求。非營利部門是競爭性的公共部門，無論是爭取社會捐款、獲得政府資助與項目外包、開展新的收費項目等，慈善組織只有從戰略性營銷或顧客導向出發，不斷地通過規范組織運行、強化組織能力、提升組織公信力等，才能獲得“市場”的認可。

    慈善是不是生意的問題，實質上考察的是慈善的本性、特征及其在當代的生存選擇。現代慈善，更多地代表著組織化、專業化和系統化，而不只是個人的善舉。以社會使命為驅動的現代慈善，要發揮更大的作為，就必須在正視慈善與生意邊界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已被國內外非營利組織所證實的“生意經”或經營規則。

    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 郭金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