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個由徐永光、王振耀、陳健民、楊團、馮燕五人發起論壇已經是第七次舉辦，這一次抵達江蘇靈山之前，足跡走過北京、深圳、無錫、臺灣和香港。這一次論壇的話題是聚焦社會體制改革，很多人在發言中將改革中的挑戰來源指向政府。但事實上，這一次論壇的陣容和以往一樣鮮有官員問津，封閉式論壇，發布內容需經過召集委員通過，今年是第一次向媒體開放。在上述前提下，論壇內容的傳播效果確實受限。本次論壇結束前，有嘉賓提出了一個疑問：我們達成的共識受眾是誰？面向誰傳播？

    龐大的議題

    5月末召開的“第七次中華慈善百人論壇”會址選在5A級旅游景區江蘇無錫靈山。最終確定的議程版本增加了中國靈山公益慈善促進會秘書長吳國平的開幕致辭，作為會議出資方，吳發言結束后即離席。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擔任此次主題被定為“慈善與社會體制改革”的論壇主席。他的主報告闡述了在“2012年，中國人均GDP增長至6100美元，并朝著人均GDP10,000美元的發達國家水平邁進”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的整體格局將迎來新變化，在國家戰略、政府職能及社會理念等方面都將進行一次全面的轉型”，而其中“慈善則構成了社會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支撐力量”這一觀點。

    論壇從早9點到晚6點，分為五個階段：社會體制的定義與功能、政府的角色與功能、慈善行業的角色與功能、路徑與解決方案、圓桌討論。看似清晰的主題設置卻因過于龐大和部分嘉賓的準備不充分而略顯枯燥和發散。有嘉賓建議：大家關注的點應該具象一些，把這些點列成單子，再逐個討論。

    討論中的第一次“沖突”發生在“政府的角色與功能”環節，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婁勝華、臺灣政治大學行政系教授江明修均被安排在此環節。各位介紹完政策環境后，主持人總結：中國大陸必須取消雙軌制管理，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

    上海市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建設委員會主任馬伊里不同意。這位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長提出疑問：取消雙軌制究竟是不是當下最重要的？政府不監管，社會組織歸誰管？她認為港澳臺的政府體系與大陸不同。在大陸，全面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是對老百姓的不負責。

    “（一旦放開登記）整個社會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會亂一段時間。”馬擔心這段時間的混亂需要政府來承擔責任。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隨即反駁：政府不監管，還有媒體監管，公眾的監管。他強調：“亂，是肯定的，是正常的，過去的亂是政府控制下的亂象，未來的亂是活躍。”

    直至探討解決方案階段，徐仍然以“社會體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體制改革”為主要觀點，提出“該對官民一體、政社不分的慈善體制開刀”，并表示：“社會組織就應該優勝劣汰，該死掉的就死掉。”

    徐的發言將現場氣氛帶入高潮，有了“政府”這一統一出口，嘉賓們似乎很容易達成共識。而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副主任楊雪冬則因時間關系沒有得到發言機會，隨后在微博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適用于當代中國每個組織。 

    “閉門造車”模式的終結

    徐發言結束后，有嘉賓“起哄”：徐老師的發言給記者朋友提供了素材，你們別有顧慮，一定要原話報道！

    這是該論壇第一次向媒體開放。

    2010年1月5日，中華慈善百人論壇由徐永光、王振耀、陳健民及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臺灣大學社工系教授馮燕五人發起。楊團為秘書長，每次論壇選舉產生新任主席。目前，論壇經費來自社會資助，委托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管理相關資金。在論壇簡介中可以看到：論壇每年召開兩次主題討論會，邀集第三部門、政府和企業界的華人代表參與，共商當下影響慈善格局的問題，擬通過建設一個坦誠高效的對話平臺，聚合華人世界先進的慈善理念和創新的經驗，引領并推動中國大陸慈善事業的發展。

    但事實上，論壇嘉賓仍以學者為主，鮮有官員出席。作為為數不多的有著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會代表——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顧曉今向秘書處提議，應加強與民政部門的溝通，建立一些渠道，邀請一些官員參與，尤其此次主題與政府密切相關。 

    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健剛的表述則更為直接：我們要想辦法把觀點傳播到體制內去，所以邀請這么多媒體。前幾次論壇運作成熟的東西現在也可以傳播出去。

    2010年5月，百人論壇在北京舉行第一次論壇“富人慈善之道”，形成了富人慈善有利、有道、有責、有力的原則共識；2010年11月，在深圳召開第二次論壇“民間公益與政府責任”；2011年5月，在無錫靈山召開第三次論壇“透明度與公信力”，對慈善公益界透明度和公信力進行透視并形成共識；2011年11月，在北京召開第四次論壇“慈善與免稅”，形成了稅收讓利于民間公益、充沛慈善資源的共識；2012年以“慈善與宗教”為主題在臺灣舉辦第五次論壇，對慈善與宗教互為作用的良性發展形成臺北共識；2012年11月以“跨界別合作：多元與創新”為主題在香港召開第六次論壇，形成了跨部門間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取長補短，共享資源的香港共識。 

    論壇規定：向媒體和社會發布的內容需經召集委員通過，由秘書處執行。因此上述豐富的議題均很難在互聯網找到具體信息。

    封閉式的討論模式，加之很難吸引到官員，讓論壇在社會中產生的影響受限。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一針見血：“論壇應該對自己進行評估了，我們討論這么多東西，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沒用的，該自我反省。不能再閉門造車。”

    “論壇不能今天一個主題，明天一個主題。要有死磕精神，盯住一個問題到真正有轉變為止。”

    論壇結束前，依照論壇慣例，秘書處拿出草擬的共識交由與會嘉賓討論。有嘉賓提出疑問：共識受眾是誰？面向誰傳播？最后，關于共識的意見被允許會后分享。

    實際上，“社會體制改革”的概念在我國被提出已經有一段時間。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解釋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中，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原則下，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

    2008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主要以轉變政府職能和理順部門職責關系為改革主體內容，其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與整合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部門”是四大改革內容之一。

    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明確提出“加快社會體制改革”，將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作為社會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形成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公共服務體系、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和社會管理機制等四方面的改革體系。由此，確定了我國未來社會建設的方向，為慈善參與中國社會體制改革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理論環境，也為論壇上嘉賓們提出的慈善體制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

    但在論壇之外，具體執行上，學者、民間組織究竟能有哪些作為仍值得探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就此在微博上評論：“最近看三位慈善界人士在慈善百人論壇侃慈善體制改革，看得我直跺腳著急，因為離開中國大的政治社會改革，單獨抽離出慈善體制談改革無異于緣木求魚，很不現實。如何根據中國本輪大的改革框架，開出適合總體步伐的慈善體制改革藥方，是當今我國慈善界也是整個改革派亟待解決的問題。”

    而針對論壇本身，鄧國勝則為其發展尋求途徑：“政府一直在談轉移職能，讓渡空間。但究竟該轉移哪些職能？讓渡哪些空間？這是學者可以向政府提出的，是論壇可以回應的。我們想影響公共政策，就得先吸引他們（政府），討論他們關心的東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論壇閉幕前，王振耀迎來媒體對紅會2000萬事件的追問，他用“無中生有”四個字回應：國內缺少解決這類問題的機制。做出這些論斷的人不需要付出成本，而他會勇敢面對，通過法律手段討回屬于公益界的尊嚴。 （張木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