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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附近有污染源嗎？”這句話成了越來越多城市人交流的話題。如果有，并且可能會威脅到自身健康或利益時怎么辦，一句話，“”。

    “鄰避運動”這個說起來有些拗口的詞，這兩年越來越多地被媒體提及。“鄰避”來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首字母縮寫的音譯，也可以代入具體事件來解釋，過去一年相繼出現的什邡鉬銅項目事件，廈門、大連、寧波、昆明PX事件，南通抗議紙企排污，北京居民反對京沈高鐵線路規劃等等，歸根結底，都是附近居民要“保護自己的后院”。

    類似事件的頻發，似乎預示著鄰避運動時代在中國的到來。自然大學發起人馮永峰認為，鄰避運動以前也存在，但“興盛期”確實剛剛到來。知識的普及，公民意識的提升，社會公眾與財富往來的經驗到達一定程度，加上電子產品的普及和網絡的發展，這都給鄰避運動提供了極好的外部環境。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超出了公眾忍耐的限度，并且缺少能讓公眾信任的公開透明的決策機制。

    認識鄰避運動

    研究環境政治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冉冉，分析了鄰避運動本義中的四個特點：居民反對附近某一建設工程的集體行動，理由不僅限于對環境的考量；即便以環境為議題，其本身目的可能并非為了環境；通常是地方性、社區化、短期的，但示范效應明顯；在英語語境中有貶義，會與自私、非理性情緒聯結起來，更多保護自己后院利益，而不是整個社會公共利益。

    可以看到，鄰避運動原本所包含的內容更為廣泛，比如小區居民出于影響地產升值的考量，反對小區旁邊建造公墓，這也是其中一個類型。但目前在國內來說，鄰避運動的含義似乎更單純地聚焦在環保領域。

    5月份，自然大學邀請環保、公益、法律領域多位專家學者，召開的一場鄰避運動案例研討會上提到的20起事件，被分為四個類型：事先預防型，以鄰避運動方式阻止項目上馬，防止本地區可能發生的環境危害；事后追究型，當環境危害已經發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訴訟街頭運動等方式尋求正義公平的處理，及相應賠償；生態保護型，主動建設和保護生態環境。

    社區化聯合自治的萌發

    2009年底開始，北京市規劃興建的阿蘇衛、東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宮4個大型垃圾焚燒發電廠，先后遭到周邊社區居民和民間組織抗議反對，北京市政府都不同程度上做出了響應，目前只有高安屯的項目投入運行。

    為什么這些人會出來反對？為什么是這樣一個話題產生鄰避運動？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唐昊認為，鄰避運動當中可以看到社區化生存方式，帶來了環境保護的一種新方式，即公民群體中的自主聯合。

    唐昊說，城市居民群體在過去三十年時間之中發生重大的變化。個體來講受教育程度提高，控制的社會資源更加豐富，自己作為公民個人力量不斷增強，同時，從原來的單位化生存，現在變成社區化生存。單位體制下，單位成為大家長，你的工作和生活分不開，這是一種便于控制的體制。但是過去三十年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私營經濟比重占到一半以上。居民從單位式生存體制過渡為一種新的社區化生存。在一個社區之中大家彼此是平等的，最容易產生的組織方式是自治。

    當你所居住社區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你要想出來維護社區的利益，也只能采用公民社會組織方式，平等協商，共同行動，每個人都積極參與的一種方式，才最有可能取得效果。

    更廣義上來看，唐昊認為，鄰避運動雖然會產生具體項目上轉移到其他地方的效果，但會產生民主激勵的效應，“這樣做會使你的孩子免受污染之苦，大家就都會采取相應的方式。另一方面，民主激勵意味著如果某個地方民主意識不強，策略選擇不夠得當，可能遭受污染的危害更大。鄰避運動最佳的效果就是整個中國都成為我們的后院，這種狀況之下，企業只能產業升級換代，而不用損害當地居民利益的方式發展經濟。”

    為何環保組織缺席

    在大家關注度最高的幾個事件中，目前還沒有看到環保組織的身影。當然，不能因此說環保組織沒有參與鄰避運動，但比較主動介入的確實不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冉冉認為，可能是出于制度障礙和能力不足等原因。

    一方面環保組織出于自身保護需要，盡量在議題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運作方式越來越項目化、逐利化，大量的資金可能更多投入到環保教育上，所以更多精力放在環保教育，而不是鄰避運動上。

    并且，環保組織并不都像大家所認為的那樣，是草根組織。有些組織自身構成的精英化，可能導致其與鄰避運動實際參與者不能進行有效溝通。環保組織當中存在理想主義價值觀，或者完全的生態主義觀點，認為自己保護的是整體的生態環境，對于為爭取眼前利益而進行的鄰避運動，可能某種程度上表現出旁觀甚至不解的態度。這里也涉及到環保組織和鄰避運動的區別，環境組織更多是為環境本身，鄰避運動可能是出于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需求，首要目標是維護自身利益，是維權。兩者有時存在一定的差異。

    然而鄰避運動中的集體狀態并不容易構建理性，可能出現失控。唐昊認為，集體需要通過常態的組織化方式來構建理性。公民代理人、NGO的存在，會使其更加專業、理性地分析問題，這個時候集體理性才能夠出現。“我們始終徘徊在個人理性和集體非理性的秩序循環之間，因為公民組織的不發達，這種深扎于深層的集體理性很難存在。”

    NGO可以作為運動后續的

    “承接者”

    對于環保組織如何參與到鄰避運動中，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理事梁曉燕給出了具體的建議，她認為，鄰避運動的特征之一是突發性，尤其在信息比較封閉的情況下。這個過程中，專家、NGO或者記者，既不是發動者，也不是組織者，主體永遠是當地社區居民和其意見領袖。但當事情發展下去，會繼續吸納社會力量，其中的成分就復雜了，需要有各種外部的東西去填補。

    在突發性、短時間的運動結束后，往往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一些更建設性的幫助，來實現原來計劃內容的落地。這個階段可能更多地需要NGO的合作，是環保NGO可以與當地社區組織形成長期合作的一個結合點。實際上這是環保NGO很薄弱的一個地方，在什么時間、從什么角度介入，都是需要一些思考和選擇的。

    “一場鄰避運動就是一個社會聲音，而沉淀下來的聲音需和實地的公民行動結合，才能最終產生推動效果。承接者的任務就是將這種聲音延續下去，帶來真實的改變。”梁曉燕說，“希望有更多的組織和各個地方的鄰避運動當中形成的這些公民力量，進行一種有機的結合。不僅僅著眼于這一個具體事件，更加著眼于未來更長階段的一個共同努力的方向。那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中國的NGO也可以說走到了另外一個階段。現在我們還是在一個很粗淺的階段。”（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