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六一兒童節，陽光文化基金會與中央芭蕾舞團在新清華學堂為流動青少年辦了一場聯合文藝演出，與專業芭蕾舞演員一起登臺的，還有陽光藝術教室項目所進駐學校的小學生們。

    記者在演出的后臺采訪楊瀾，談到名人做公益時，她笑說：“自身有一定優勢，還有點面子。”但反過來說，公眾對名人的關注度比較高，對名人做公益要求也更嚴格。楊瀾覺得這是有好處的。這讓陽光文化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都有很強的自省意識，在做公益項目的時候，首先要考慮到不應該引起不必要的歧義和爭議，怎樣做到規范和透明。“組織里從上到下形成一種很自覺的意識。”

    “當然，也會有被公眾輿論誤傷的情況，這是很自然產生的一種連帶效應。外界的環境不是我們總能把握的，就好好做事情，以平常心去面對吧。”

    《公益時報》：作為媒體人和公益人，同時是公益慈善的參與者和觀察者，這些年，你看到國內的公益慈善文化有哪些變化？

    楊瀾：除了民間熱情和捐款額度的增長，非公募基金會數量大規模增加之外，我覺得公益機構越來越多元化、個性化。過去經常是有些事大家扎堆兒做，有些事沒人做，現在公益機構在專業上更加細分。比如教育領域，有人做希望小學，給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學設施，又比如鄧飛的免費午餐，給孩子提供營養改善。從2007年開始，我關注青少年教育公平的問題，希望與現有的義務教育起到互補的作用，而不是重復設置。

    同時，過去談得比較多的是捐贈文化，現在做項目更多地是基于需求定制內容，公益的出發點或者說重心有了很大的變化，從捐贈方到更多地考慮受助人的需求和感受。這次雅安地震中，“陽光下成長”在過渡安置階段進入災區，當地老師說，孩子需要大一點的書包做應急包，把生活的必需品放進去，遇到余震或其他緊急情況時可以拿起來就走，以后也能當書包用。除了應急包之外，我們也給孩子配備了其他一些過渡時期需要的物資。也聽到比較實誠的老師跟我們講，有的基金會給每人發了一套西裝，“我們穿西裝干嘛？”而他們最需要的是鞋，因為每天在瓦礫堆上跑來跑去，鞋子壞得特別快。

    另外，就是公益和慈善價值鏈的完善。一個基金會不可能包攬所有的事情，需要不同類型組織的通力合作。比如陽光藝術教室項目，打工子弟學校自己提出申請，歌路營等志愿者組織提供服務，官方合作伙伴比如北京市教委、精神文明辦提供支持，我們還與企業合作伙伴商定長期捐助合作。這就像經濟的產業鏈一樣，分工發展得更加成熟。基金會作為一個項目策劃者、內容定制者、款項籌集者，然后發展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成為一個大家各司其職、相互依托的生態系統。希望這種合作伙伴的模型可以擴展到更多地方。

    《公益時報》：怎樣將你企業經營的經驗和專業的基金會管理結合起來？

    楊瀾：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發展一個專業的團隊，然后要有一種自己的公益項目模式，方便管理、可以擴展、可以評估的模型很重要。

    我是反對撒現金的公益方式的，這既不可持續也不夠尊重受助人。另外，大家最初做公益項目，都是一筆是一筆，錢捐出去，項目做完，就結束了，沒有后續。現在我們更多地考慮模型的建設，構建可持續的項目模型。2013年開始做的陽光藝術教室，為學校提供硬件和師資等軟件的配套，形成一種容易復制的形式，而不是單純的一次性投入。

    我們的項目也越來越聚焦。過去單獨的項目比較多，各自之間沒有太多的聯系。現在是將這些分散點狀的項目聯系起來。以往好像是在種一棵棵的土豆，現在則是開墾一片土壤，讓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發展。這也是一種身份上的改變。

    《公益時報》：可以分享一些你參與公益事業的感受嗎？

    楊瀾：我之前做政協委員做了十年，第一年就提交了慈善立法的提案，最后一年也提了，到現在也沒有實現，不知道還要等多久。但只要有一個發聲的平臺，我還是會不斷地呼吁。慈善立法的確已經滯后于社會組織的發展需求，希望不要滯后太久。

    今年很有幸做了中國慈善聯合會的副會長，這是一個官方和民間的慈善機構放在一起對話的平臺。過去我們想的就是怎樣把捐款很好地用出去，現在也在思考怎樣推進中國的社會發展。過去三十年是政府逐漸改革，讓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未來的二三十年，應該是社會組織發展的時期，也就是社會服務、公益和教育等領域的發展。這方面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社會組織的成長一定是整個社會成長發育的一個過程。我也愿意在這個過程中，成為一個溝通者和理念的傳播者，跟大家一起推進社會組織成長環境的改善。只有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有良性的互動關系，各種民間組織才能有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

    《公益時報》：陽光文化基金會的募款模式是怎樣的？

    楊瀾：陽光文化基金會分兩個部分，最初是在香港成立的基金會，每年接受香港政府部門的資格審查；在內地的運營，主要依托中國紅十字會，這部分是有公募資格的。我們每年通過籌款晚會募集項目運作資金。

    同時我也覺得一個好的基金會的運作需要高素質的人才，但就現在的基金會管理模式來說，人員待遇不會太高，這其實并不利于高素質人才長期保持專業度和熱情，人是可以奉獻的，但不能要求人家一輩子無私奉獻。沒有人寄望從中牟利或暴富，但應該讓專業人員有起碼的體面生活和工作環境。所以在這方面需要有資金補充的時候，我和我先生會個人拿出部分資金用于行政開支，這樣也保證基金會有一個良性運作環境，有利于保持人員的高素質和穩定性。

    另外，為了防止出現不必要的損失和問題，我們沒有進行增值運營。

    《公益時報》：我們對陽光藝術教室項目這種服務項目的結果是怎樣評估的？

    楊瀾：從開始做這個基金會，就希望它是一個專業的基金會。專業度除了體現在工作人員身上，也表現在我們請專業研究團隊來做動態評估。中國的公益慈善逐漸從以捐贈者為核心轉變為以受益者為核心，過去大家關心誰捐了，現在關心的是受益人是否真正得到了益處，公益項目的投入產出比是否最合算。

    這個項目的評估主要是兩方面。首先是我們做或不做這樣的項目，對孩子有沒有一些影響。其次，這種影響主要是從孩子的情感和價值觀來看，這需要有一定的指標體系來量化。目前還有兩個學術團隊與我們合作。

    《公益時報》：你怎么看待公眾對公益機構犯錯誤的容忍度要比對其他行業機構低得多？

    楊瀾：我認為這是應該的。當然錯誤也要分不同情況，有些是運行效率或工作執行上出了錯誤，有些是動機或道德素質上的問題。我相信公眾對于機構運行上的疏漏還是比較寬容和允許有改正機會的，但是在道德誠信方面的失誤可能就比較難以原諒。

    當然有時候在負面輿論之下，一些好事也容易被往負面方向聯想，對于做事的人不一定公平。比如雅安地震中，紅十字會有這么多工作人員、志愿者在不分晝夜地奔忙，如果對他們的工作成績一味抹殺，對這些工作在第一線的人們是不公平的。

    但是政府背景的公益機構怎樣挽回聲譽，建立公眾的信心，也不是一件兩件事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展現一種內部革新的勇氣和決心。比如中國扶貧基金會，很早之前就做了大膽的內部改革，當公眾還沒有產生懷疑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自我革新，就容易贏得信任。如果整個治理機制就是透明的，這比一次次遇到問題再澄清更有效。

    所以，客觀和公平地講，大家是把對官方機構長年以來積累的埋怨發泄在一件事上，這些事不見得對每一個當事人是公平的，但是要扭轉它，必須從內部改革開始。（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