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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監委不是一個公眾直接監督的組織，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專業性的監督組織，它是一個專業性、建設性的平臺，是以真實客觀、理性分析為基礎建設的平臺。”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在6月14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紅會社監委”）從2012年12月7日成立以來，一直備受關注，來自社會各界的評價褒貶不一，質疑聲也從未間斷。輿論之下，社監委一度被描繪成紅十字會的公關部，也有公眾指責社監委沒能發揮實質監督作用。

    6月14日，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在紅會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4名委員出席，分別是黃偉民、楊團、金錦萍、袁岳。按照社監委章程規定，此次發布會將6月9日社監委的首次年中工作會議內容向媒體披露并回答媒體提問，這也是紅會社監委成立以來的首次媒體溝通會。

    16名委員變15名

    王永去職新聞發言人

    成立之初，社監委主要邀請包括學界、法律、醫學、財會、媒體等各界具有深厚專業背景、廣泛社會影響、熱心公益事業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擔任其委員，首批社監委委員共計16人，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秘書長王永被委任新聞發言人。 

    當天發布會披露，已有一位委員離開，目前社監委委員數量為15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武警部隊后勤部副部長、武警總醫院院長鄭靜晨請辭。對于請辭原因，楊團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鄭靜晨辭職與社監委壓力無關，是由于他自身工作職務調整，沒有更多精力來進行社監委工作。”

    而新聞發布會只有4名委員出席，作為社監委新聞發言人的王永并沒有出現在發布會現場，對此外界稱他已不是社監委新聞發言人。黃偉民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這次會議出席委員人數都是自愿的，王永他因有自身工作出差在外，沒能參加這次會議，他現在也不再是新聞發言人，社監委新聞發言今后都由我來牽頭協調各位委員接受采訪。”

    對于王永作為社監委新聞發言人期間的評價，黃偉民說：“王永作為新聞發言人通過微博發布相關信息肯定是經過社監委授權的，但他自己的有些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今后社監委新聞發言工作我將承擔大部分，并協調各委員做好。”

    遇新證據就建議紅會

    重查郭美美

    對于外界一直關心社監委是否會就重啟郭美美調查作出決定，在此次社監委年中會議上有委員提出要求重新調查郭美美事件，但未能對是否重啟調查郭美美事件作出表決。社監委認為，郭美美事件已經由國家司法機關作出了調查結論，如果有新證據出現會建議紅會重啟郭美美調查。

    “在本次社監委年中工作會議上的確有委員提出要重啟郭美美調查，但社監委并未就此進行表決，社監委并不是一個執法機構，如果要重啟調查，社監委如何進行調查是一個問題，社監委只能建議紅會協調相關部門進行調查，但前提是需要有新的證據，對于郭美美事件紅會已經于2011年12月31日作出過調查結論，社監委歡迎廣大公眾提供相關新證據。”金錦萍委員說。

    2011年7月，由監察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北京劉安元律師事務所、中國商業聯合會、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相關人員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對商紅會及相關項目進行了調查。2011年12月31日，中國紅十字會對外公布“郭美美事件”調查報告，商業系統紅十字會（簡稱“商紅會”）中不存在“紅十字商會”這一機構，也沒有設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這一職務；郭美美未在商紅會及其合作企業王鼎公司、中紅博愛公司中任職。商紅會的“博愛服務站”項目不涉及公眾捐款和紅十字會資金，中紅博愛公司的銀行對賬單及財務支出明細均顯示該公司未向郭美美支付任何費用。因此，郭美美其人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商紅會無關，郭美美炫耀的財富與紅十字會、公眾捐款和項目資金無關。

    “之前已經有執法機關作出過相關調查結論，盡管現在公眾對事件還有質疑就應該出示相應證據，如果有新的證據出現我們肯定會建議紅會就新的證據展開調查，目前社監委并未獲得相關證據，不會建議紅會重啟郭美美調查。”袁岳委員表示。

    對于社監委為什么不能像調查“成都紅會捐款箱發霉事件”一樣主動調查“郭美美事件”，黃偉民說：“兩件事雖然都和紅會有關聯，但成都捐款箱發霉事件易于調查，郭美美事件涉及多個層面和部門，跨度很大、層級很多、歷史久遠，不是一個社監委出面就能調查完成。社監委已經形成決議，待有新的證據之后會建議紅會重啟郭美美調查。”

    在場委員回應網絡質疑

    在場四位委員除黃偉民外均或多或少被質疑過，發布會上他們分別給出回應。

    對于委員金錦萍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她雖然辭去了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社會監督員的職務，但現正仍擔任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理事，而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是紅會的直屬機構，這兩個機構有直接關聯。

    金錦萍回應道：“不管是紅基會理事、社監委員這兩個都是志愿行為，我不在其中拿任何報酬。有人說紅會和紅基會是有關聯的，但我認為這兩者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機構，研究了關聯關系和關聯交易的區別之后，在這兩個機構里都只有我在做利益輸出，我覺得紅基會的理事身份不會影響在社監委的角色發揮，反之我還更懂得了紅會一些運作方式，更有利于社監委委員的角色發揮。如果我以這種志愿方式在紅基會和社監委任職公眾還有質疑，我可以考慮辭去社監委委員一職。”

    2012年，袁岳的公司零點咨詢研究集團承接了紅會“博愛家園”項目自評階段的設計工作，并按照當時市場價格的三分之一收取設計費用，共6萬元，因此袁岳被質疑是否與紅會有利益關聯。袁岳表示：“公司承接紅會博愛家園項目評估時，自己還并不是社監委委員，擔任委員后自己也作出了反思，覺得和紅會還是應該保持無利益關聯為好，所以自己將承接紅會項目收受的6萬元退還給紅會，得到紅會的應許，該項目公司將免費進行。”

    對于委員守則中提到的要求委員與紅會無任何利益關聯，袁岳稱自己在擔任委員期間和離任委員后三年內不會再承接紅會的任何項目。

    對于楊團的質疑，則是因為她長期擔任著紅會改革課題的研究工作。“在擔任社監委委員之前，我就一直在研究紅會改革的課題，對于社監委委員我是有糾結的，并且糾結過很長時間，但現在我覺得正是因為我長期研究紅會相關課題使我對紅會了解更深、更多，原先紅會確實讓我們干一些事情，但成為委員后我可以建議紅會干一些事情。”楊團說。

    “專業橋梁、建設性平臺”

    在6月9日的社監委年中會議上，“專業橋梁、建設性平臺”這一定位被提出，有委員認為這個定位更加清晰。

    一直以來，社監委以“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的形象示人，所有委員和中國紅十字會均無隸屬關系，也不從紅會領取任何形式的報酬。但隨著質疑接踵而至，“獨立第三方監督機構”的獨立性表現在哪里成為公眾最關心的問題。

    “第一，社監委委員都是各行業的專業人士，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專業和自己比較熟悉的領域。第二，獨立性就表現在我們這個群體的討論是我們自己的討論，都是我們自己討論后作出的決定，沒有別人強加于我們。第三，工作方式是獨立的，經常看著哪里有問題，我們會提建議和意見，工作方式是我們自己把握的，是獨立的。”楊團解釋說。

    楊團也坦言，社監委要說真正獨立也是有限制的：“我們不是監事會，沒有得到會員代表大會的授權去監督理事會，頂多能夠用建議的方式，不能說理事會你的決策是不行的，我們現在的權限只是執委會下設的一個社會監督委員會，執委會是理事會的一個執行機構，角色就是搭建平臺，包括通過公眾和媒體交流，目前這種探索還在進行中。”（本來記者 張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