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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不少人都想起了2003年6月成都3歲幼女李思怡因其母親盜竊吸毒被捕無人照看，被餓死在家中的慘劇……

    6月，溫度逐漸上升的南京，兩名幼女被發現餓死在家中，在她們的父親服刑、母親吸毒因而無人照看時，派出所、居委會、鄰居一開始并不算冷漠，都曾施以援手，但悲劇卻最終沒能避免。

    很多人都看過電影《刮痧》，講述一個中國家庭因為家長給孩子運用傳統刮痧治療而被控虐待兒童，最后被剝奪監護權的故事。電影中，中美傳統文化以及對社會問題干預方式的巨大差異給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南京幼童事件，透露出了一種尷尬，沒有任何一種力量曾對這個失去撫養能力的家庭保持深度的、長期的、介入式地關注。

    如果這個小區有長期駐扎的社工事務所以及專業社工服務，結果會怎樣？在我們的采訪中，很多社會工作領域的相關人士都不禁提出這個問題。但是采訪對象們也在同時流露出更多無奈：法律亟待健全，制度急需完善，人才難覓難留，專業化程度低，社會認知度和重視度低，支持扶持不夠……

    良性的社工介入本來有可能為這個可以避免的悲劇提供另一種可能性。如何真正地構建專業和持之以恒的基層社會工作網絡？是我們現在談論周遭頻現的社會問題時，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一個必須要解決的課題。

    拋卻這所有疑惑和擔心之外，或許，先想辦法把事情做起來，才是正確的路途。

    追究的意義

    23日，記者崔永利在自己的微博上率先爆出了兩名幼女餓死的原因，但是當時微博以“不適宜對外公開消息”將他的微博屏蔽，還有不少網友質疑消息的可靠性。崔永利很生氣，甚至和一些網友激烈地辯駁起來，他說：“不用求證，就是我采訪的，也沒有添油加醋。”

    “其實我是去得最晚的記者，因為案發當天數十名記者都已經去了，但是當時有警察擋著不讓上樓。到了晚上9點，警察撤離了，記者也散去了。”他說。

    可是崔永利不死心，第二天他又去了那個小區，這時候“我沒有看見一個記者”，小區已經恢復平靜，他開始試圖去還原事情的經過。

    “孩子們光著屁股，一次次地拍著窗戶；大孩子拍著門，拍了一晚上，她的手拍一晚上能不疼嗎；小的趴在馬桶上，滿臉都是糞便；鄰居清楚聽見，孩子一邊拍著門一邊在喊媽媽……南京市江寧區兩個餓死的孩子最后被白布包住，抱到樓下。”崔永利最終把事件的始末記錄了下來。

    沒想到，正是這樣一則微博，迅速擴大，一時間幾乎所有的媒體輿論都在報道轉載，兩名餓死的女孩兒讓很多身為母親的讀者濕潤了眼眶。“還有很多細節我真的不忍心寫出來，這樣的父母冷漠、禽獸。”他難以掩飾憤怒之情。

    在父母失去撫養能力之后，派出所、街道辦、居委會都紛紛施以過援手，從一些鄰居的做法上來看不乏有善心的人想對兩個孩子有所幫助，但是誰都不想承擔也不能承擔最后的責任。

    崔永利透過女孩兒家的門鏡，看到里面除了垃圾之外空空如也，壞了的燈沒有人關而還在閃著光，樓道中很多鄰居家的門上都綁上了象征辟邪的紅繩、紅布條和核桃枝，這樣的場面有人說恐怖，有人說悲涼。

    慢慢的，指責和爭論的聲音都變小了。“在陣痛之余，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反思自己，也應該反思我們的法律是否健全。”他告訴記者，現在，他在幫忙聯絡一些南京的志愿者，來幫助處理兩個孩子的后事，已經有愛心人士表示愿意出資為這兩個孩子捐建公墓。

    “現在去追究誰的責任已經沒有意義了，我們就開始在思考作為社工馬上就能做什么，立刻行動。”盧金艷是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南京協作者”）的一名社工，和崔永利一樣，她的想法就是希望能把事情先做起來。

    社工的無奈

    深圳一名社工看了崔永利的微博后說“作為社工，我臉紅了”。也有很多人在探究如何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的路徑中，把目光投向了社工這個角色：如果有了社工在那片小區進行日常走訪服務，或許能及時發現這些問題，或許能協調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幫助解決，或許這樣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這一切，都是假設。

    “能有社工在社區進行長期服務當然是最理想的。”盧金艷告訴《公益時報》的記者，說來很巧，南京協作者派駐過一名社工，在事發江寧區的另外一個社區設有探訪點，但是他們也不能做到在社區內進行日常服務，只能每周去一次。

    這樣的做法很無能為力也很現實。成立于2007年的南京市協作者社區發展中心，是南京第一家以社會工作專業方法服務于流動人口、農民工、社區居民的公益組織，主要依托社區開展工作，成立5年多來為10萬多人提供了專業服務。

    即使是這樣一家老牌專業社工機構，到現在仍只有5名專職社工，這五名社工要對南京市4個探訪點的居民和全市的流動人口兒童進行服務，“人手根本不夠。”她說，“所以在探訪點不可能做到日常性服務。”

    以他們做的圖書角項目為例，要培養社區內的一些志愿家庭來做日常管理，幫助流動打工者進行孩子托管的服務也是組織高校志愿者來完成。“就這樣，其他社工機構還要看我們是怎么做的，因為南京的專業社工機構太少了。”盧金艷如是說。

    這個家庭的父母吸毒，雖然是個特例，但是也有他的普遍意義，“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獨自在家的情況會比較多。”盧金艷在社工崗位上已經整整七年，她接觸過太多類似的案例。“這類孩子最想要的，一個是穩定的家，一個是能接納他們的學校，我遇到過一個個案中的孩子，因為總換學校成績不好，他乞求老師說你可不可以不要放棄我。” 

    2009年開始，南京協作者嘗試爭取政府購買服務，“現在有一點點起色了，去年有了10幾萬元。”盧金艷告訴記者，“但是更多的是在慢慢、慢慢地努力往前推，包括整個社會的認同，真的非常緩慢。”

    她作為資深社工都為缺少社會認同感而失落，更不用說新入行的社工了。雖然目前南京社區社工有1萬多人，但真正從事有專業性的社會工作的人并不多，很多叫做“社工”但實際指社區工作者，街道辦、居委會等，“真正的具有專業資質的社會工作者很少，大家知道這個職業的更少。”

    據統計，截至2012年10月，南京市民政系統有近1.5萬名社工，其中考取社工資格證書的只有2000多名，絕大部分原來不是學習社工專業的，真正大學生專業社工就更少。更遺憾的是，每年南京市社工專業的對口就業率不到10%。也就是說，全市每年只有幾十名社工專業畢業生從事社工工作，其余全部改行。

    這每年幾十名專業社工，對于需求缺口來說，無疑是杯水車薪。

    忽視也是虐待

    面臨缺人困境的不止南京協作者一家社工機構，事實上，除了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算是內地社工發展比較好、社會認知程度比較高的地區之外，其他地區的社會工作者也面臨諸多困境。

    焦富勇正在機場里候機，他要趕赴另一個地方參加有關兒童防虐的研討，前幾日他一直在接受媒體或相關組織的采訪和咨詢。最近一段時間，隨著接連不斷被曝光的兒童受害受侵問題，讓他原本就忙碌的日程忽然排得更滿了。

    他在2006年創立了西安博愛兒童虐待預防救助中心，這至今仍是中國大陸唯一一家專門進行兒童虐待防治的公益機構，目前已免費救治遭受虐待與忽視的兒童近5000人次。現在的專職社工只剩五、六人，原來的深入社區的工作也有很多被迫停止。

    “其中有兩個人會深入到社區做宣傳教育工作，前幾年我們還有專門派駐到社區的社工，這兩年因為資金和人力，也不能進行這樣的工作了。”焦富勇說。

    已經在兒童防虐和權益保護道路上走了十多年，今年62歲的焦富勇終于感到有些疲憊和孤單。

    “虐待兒童分為身體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視4種情況。大多數人對兒童的身體虐待認識比較清楚，其他的并不明晰。比如香港地區，不允許把孩子獨留在家里，這是觸犯法律的。父母是監護人，如果你不履行你的職責就是虐待。”焦富勇對《公益時報》記者強調，“忽視也是虐待。”

    一組來自北師大兒童福利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2月，根據數據推算，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總數為57萬（不包括父母雙重殘兒童）或58萬（含父母雙重殘的兒童）。這些兒童的主體，是農村中父親去世、母親離家改嫁、事實無人撫養的兒童，占91％；其他類型占9％。根據全國婦聯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74.1%的兒童在成長期曾受到虐待。

    從數量上看，不論是對無人照料的兒童走訪、監管還是兒童虐待防治已經成為一項非常迫切的社會工作。

    “社工是一個很好的途徑，他能在社區了解情況，及時發現和溝通，應該提高社工在這方面的能力和人數，但是中國在社區專為兒童服務的社工不是很多。”焦富勇說。

    原來救助中心專門還有幾名社工走到社區和家庭中，了解兒童是否受到虐待、忽視等情況。“哪怕已經發生的問題社工也要去了解，看還有什么可以幫忙解決。比如我們遇到過一家父母因為虐待孩子被判刑入獄，但是就沒有人給這個孩子做飯了，那么社工也要去協調解決，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問題還是存在。”

    另一個最迫切的問題，焦富勇是希望能盡快給這樣的孩子建立起合法的庇護所。“像這樣的父母我們應該收回他的監護權，所以也要給孩子營造一個安全的生存環境，不論是居委會還是我們社工、社會組織都不可能有監護權，也沒辦法把孩子接走。”

    出現了問題，孩子們何去何從，這是社工也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從土壤里生發出來

    同樣關注最近這一系列兒童受侵害事件的，還有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常務副理事長顧曉今。今年2月，她剛剛去臺灣考察，與內地社工發展步履艱辛不同，那里的社工和社會組織像毛細血管一樣扎根于社區、服務于社區，她急于要傳遞回來她看到的經驗。

    令她驚訝的是，在臺灣地區，能得到政府購買服務和基金會、企業資助青睞的社會組織大多沒有很大的規模。“這些社會組織可以用微型來形容，有的只有一、兩個人，而且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服務人員很大部分就是在當地社區生活的，或是附近院校的學生。”顧曉今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衡量這些組織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能有效地為社區服務，這也使得這些組織可以類似市場化競爭一樣優勝劣汰。所以這樣的人員構成有幾個好處，“第一就是他們很了解那里的需求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樣的服務對這里人是最有效的，即便是留守兒童問題，不同地區也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們就是一個扎根在這個地區的、不走的服務型社會組織。”

    她發現，因為組織微小，所以一片社區內可以容納多家不同類型的服務型社會組織，居民遇到問題都能找到與需求相對應的機構幫忙。“最大的好處，就是很多問題解決在最底層了，減少了大量的社會矛盾。”

    她坦言，真正扎根于社區里面的社會組織應該是最需要的，而這恰恰是內地最欠缺的。“那是一個從土壤里生發出來的，而我們的公益組織，還都飄在上面、飄在外面。”

    “在內地社會服務機構太少，這是有共識的，但是怎么讓他發展起來，這個路怎么走，這是需要討論的。”她分享了青基會在汶川地震時候的一個小案例，在那里他們派駐了一名社工進入學校，這名社工又在當地招募社工，形成了一個社工服務站，在蘆山發生地震后，這群社工很快到了災區一線進行服務。“所以我覺得基金會要做的，是去發現路徑，什么樣的途徑能讓更多草根的社會組織和他們的基層服務能力發展起來，我們要去幫助他們。”

    同時她還分享了在香港看到的做法。“每一個兩三萬人規模的社區，政府強制要求必須有一個青少年服務中心、老年人服務中心等，但這些誰來做，未必是政府，但是他一定會做出這樣的規劃，然后去招標、去購買服務，這個應該是我們內地可以學習借鑒的。”

    “而社會組織作為服務型組織也不要總抱怨沒錢、沒政策，先要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找出來，做出來。這是相輔相成的，這邊講沒有錢我就不能做事情，那邊說沒有一個讓我放心的組織我就不能給錢，那就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了。”顧曉今說。

    （本報記者 閆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