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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初，密云縣居民舉報在密云水庫上游河道旁有一個垃圾填埋坑，原本普通的填埋坑因被新聞爆出關系到北京水源地而備受關注。這不禁讓人想起兩年前的一部紀錄片《垃圾圍城》，它以簡單樸實卻觸目驚心的影像，向我們展示了北京市的垃圾困境。作者王久良說，大部分居民不知道垃圾處理的鏈條是怎樣的，不知道自己的垃圾運到了什么地方。

    日前，一場由自然之友、綠色啄木鳥、自然大學、樂施會、愛思創新等多家公益組織匯聚一堂的交流會在北京舉行，這其中不乏中小型的NGO和未注冊的全部由志愿者組成的草根機構，他們共同為如何應對城市中的垃圾大軍而展開熱烈討論。在這場“垃圾突圍戰”中，社會組織能做些什么？在城市垃圾的鏈條中，哪些環節是公益組織、志愿者們可以介入的？這些問題在討論中，或許有了答案。

    垃圾預備式：

    公益倡導也要創新

    參與當天活動的社會組織都是從事環境保護方面的公益組織，并且有關于城市垃圾處理方面的項目涉及，“垃圾的處理和分類主要在于人們的意識，公益組織能做的最基本的肯定是宣傳倡導，但是簡單的喊口號、貼標語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公益組織的介入其中，即便是倡導也要有所創新，才能有效果。”一位志愿者表達了他的看法。

    的確，各家社會組織的行動方式各不相同。

    自然大學的垃圾學院匯聚了各大院校的志愿者，他們每周都要舉行活動或交流，組織志愿者、社區居民走訪垃圾處理廠、垃圾回收站等地方，并且不定期發布調研報告。“我們調研過近50個社區，有的社區多為被政府表彰過的，但其實垃圾分類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更多的垃圾分揀不是居民而是垃圾分類指導員進行的。”自然大學張凱說出他們發現的問題。

    “現在向居民宣傳垃圾分類，不是以前的口號、標語式的宣傳，而是深入細致的宣傳。自然之友在關注廚余垃圾和低價值垃圾這一部門。廚余垃圾是垃圾問題的一個根源，如果這個能盡量分出來，對垃圾處理以及自己的健康會好很多。”更加細致、精確，而不是泛泛，也是大家在進行宣傳時總結的經驗。

    綠色啄木鳥環保公益組織的綠色交換空間行動，就是將服裝修改、家電維修回收、物品交換等內容搬到社區開展集中活動，同時為社區居民提供義務修腳等便民服務，在這其中，分發宣傳冊、宣傳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很多人把廢舊衣服、物品、家電拿來維修交換，有些就能變廢為寶，也是試著減少垃圾產生。”負責交換空間的志愿者說，“為民服務，同時宣傳教育，效果也很好。”

    “公益組織在這方面的工作要有策略，需要跟政府合作，需要進入社區，不可能通過道德性、思想性的工作做成垃圾分類。”張凱認為，政府先行、多方協作的模式很好，不能等著居民自愿。目前北京市的硬件設施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相對其他城市來說優勢很大了，基本可以達到后期處理的要求。

    張凱還分享了一個案例，2010年萬科也曾經在西山庭院進行垃圾分類試點，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很多，但企業或物業做垃圾分類有其局限性，只能勸說、宣傳，而不能要求居民怎樣做。此外，如果在物業或居委會關系并不是十分融洽的情況下，與民間組織合作進行宣傳引導可能更有效。

    在當天的交流會上，有幾家企業派出志愿者或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負責人參與討論，他們大多是食品類企業，每天產生大量廚余垃圾不可避免。叫板PIZZA是一家連鎖快餐店，他們設有“叫板垃圾管理系統”，進行店里的垃圾分類計量標志、垃圾分類統計記錄、垃圾管理突擊檢查表。現在，他們還增加了管理層的垃圾知識培訓，主要是跟隨自然大學垃圾學院參觀垃圾焚燒廠、進行調研學習等。

    “我們很希望更多企業有這種意識，我們公益組織非常愿意幫他們做活動培訓，企業當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是社區居民、日常垃圾制造者，所以對他們培訓效果和影響肯定是事半功倍的。”自然大學垃圾學員志愿者說。

    垃圾源頭：分類得獎勵 模式是否可持續

    每天上午7點至9點，下午5點至7點，是東城區龍潭街道綠景馨園小區居民投放垃圾的時間。

    龍潭街道環衛所的負責人盧秋云告訴記者，在做宣傳的時候要求居民把垃圾袋單獨投放，開始的時候怕居民嫌臟，讓值班的垃圾分類指導員幫著倒，后來習慣了，居民也不好意思，就自己倒了。盧秋云認為做垃圾分類引導很重要，“大家都是居民，不要老說居民素質低，是咱們工作沒做到位。”她也坦言，希望有更多人介入工作，“實在是忙不過來”。

    在垃圾處理源頭上實行獎勵機制，自然大學垃圾學院研究員陳立雯則很明確地表答了她的看法，“這沒有可行性，長遠來看，第一要考慮成本，第二要考慮可執行性。”她認為，要讓居民將垃圾分類，不一定要用獎勵的方式，很多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是按付費來處理，還可能減少垃圾產生量。

    “如果要做到垃圾安全排放，在源頭上必須分類。”陳立雯說。但面對實際操作中如此繁重的宣傳和執行工作，一位NGO從業者建議說，希望有一天社會組織介入垃圾處理的工作也能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的考量當中，“我們現在大多是依靠志愿者自己承擔活動費用，資助和政府購買環保類服務的還非常少，一般企業也不會意識到要去資助垃圾分類相關的項目。”

    當天9點左右，小區的保潔人員準時來運垃圾。盧秋云介紹，廚余垃圾由東城區城市管理委員會下屬的廚余垃圾運行中心來運走，送到玉蜓橋進行簡單分揀，然后轉運到東城區建在河北的處理廠。可回收垃圾則由保潔員運走，賣給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公司。“值錢的東西居民會賣給收廢品的，這里的可回收物都不值錢。一大桶基本一兩塊錢，就給保潔員做補助了。”其他垃圾還是由物業運到垃圾轉運站。

    龍潭街道兩個獎勵試點的費用中，刷卡系統的一套軟件、兩臺pos機、先期1000張卡共2萬，每個試點設兩個垃圾分類指導員，每位每月補助600元，給運送可回收垃圾的保潔員補貼350元。還要加上每月三四千元的超市購物券。這筆資金東城區城市管理委員會下撥一部分，龍潭街道從環境建設資費里自籌部分。另一方面，2013年1月至6月東城區生活垃圾產量為21.9萬噸，與2012年同期相比，減少0.55萬噸，目前呈負增長趨勢。

    盧秋云最擔心的也是經費問題：“還怕大家都參與，預計30%居民參與的話還能支付得起，超過的話就難說了。”現在綠景馨園小區參與率是23%，由第一天的三四戶，增加到了200余戶。但她也認為，費用應該盡量放在前端分類上，一方面可以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減少污染；另一方面其他垃圾分量減少，也減少了垃圾處理上的征地、運費等壓力，總的投入還可能會降低。

    垃圾途中：垃圾分別去何處

    據陳立雯介紹，我國的垃圾處理體系是分開的兩個系統，投入垃圾箱的部分，是市政市容部門在管理；可以回收的瓶子、紙箱之類的回收體系，是商務部門在管理。

    可回收物的命運，可能是在家里攢著賣給回收的人，到達廢品回收市場，經過分類進入再生系統，另一種是混同其他垃圾投放進垃圾箱，可能被撿廢品的人撿走，沒被揀出來的，就進入垃圾處理設施，從垃圾樓到轉運站，再到填埋場、焚燒廠。所以，如果在細致的分類還做不到的情況下，最簡單的就是干濕分開。

    然而有些可回收物，在市場交易中是不能賣錢的，沒有接受它的回收系統。官方嘗試在做的回收系統，比如東城區與天天潔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公司做的回收項目，但他們做的還是高價值的部分，比如紙類。自然之友的張凱建議，政府如果做回收系統，可以從玻璃類、橡膠類、電子器械等開始做，紙類、塑料瓶、金屬等已經可以通過市場回收利用并進行得很好，政府可以不用干預，市場不能運行的，政府可以來做。

    記者從東城區城市管理委員會市容科科長董作行處了解到，東城區餐廚垃圾處理的思路是“區內減量化處理，區外資源化利用”。第一步是將全區收集的餐廚垃圾（廚余垃圾）運送至玉蜓橋和中絳餐廚垃圾分揀站，進行瀝水減量處理。第二步夜間外運，收運車將瀝水處理后的餐廚垃圾運送至東城餐廚處理中心。第三步資源化利用，餐廚垃圾經過高溫干化等處理工藝，有效滅殺病菌，制成蛋白質飼料添加劑。可回收物由街道保潔員或者物業公司聯系回收公司，進入可回收渠道處理。其他垃圾由街道保潔員或者物業保潔員收運到就近垃圾樓或車輛收集點，由市環衛集團運送至市其他垃圾處理站。

    這是比較理想的方式，但在垃圾分類不充分的情況下，大部分垃圾都混同其他垃圾進入了垃圾填埋場或焚燒廠。據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相關調查，目前我國垃圾完全分類的比例只比10%高一點。

    從1999年第一個社區試點，到2001年申奧成功，綠色奧運承諾的一部分就是垃圾分類。陳立雯表示，2010年走訪這些社區的時候，沒有發現根本性變化，居民知道垃圾分類，但再細致的問題就不知道了。10個居民中可能有一個能把廚余垃圾正確地跟其他垃圾分清楚。2010年，在垃圾焚燒反建等壓力之下，北京市開始了新一輪垃圾分類試點，2010年600個社區，2011年增加了1200個，2012年又增加了600個。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出臺，有一條關于垃圾分類不執行或執行得不好是有罰款的，但這個法條沒有很好地執行。

    垃圾處理：終端的尷尬

    據自然之友的調查報告數據，北京市目前有20座垃圾填埋場。自然大學陳立雯介紹，垃圾末端處理經歷了80年代的隨意填埋，90年代中后期開始衛生填埋，2000年以后計劃焚燒，2003年左右，因為土地資源緊張，并且政府認為垃圾填埋不再是一個安全的方式，開始建設焚燒設施。

    在垃圾處理的整個鏈條終端，自然大學和自然之友等機構主要做一些參觀調研，以發布調研報告的形式參與其中。“其實參觀的效果是很好的，我的同學知道我是自然大學垃圾學院的，就很感興趣跟我過來，當看到巨大的垃圾填埋場后，很多人都驚呆了。”垃圾學院的一位志愿者對記者說。

    “我們能做的還是太少，但是親眼所見和數據積累，能反映很多問題，也能讓人直觀的感受到垃圾在我們周圍是多么可怕。”張凱如是說。

    記者來到昌平小湯山附近的阿蘇衛垃圾衛生填埋場的當天，天氣極好，如果只從視覺上來看，藍天白云樹影婆娑，仿佛再愜意不過。但剛下車就被明顯的臭味包圍，而這里距填埋場還有4公里左右的距離。

    在阿蘇衛的垃圾處理區域，除了環衛集團的填埋場、污水處理車間，還有另外兩家，堆肥廠和沼氣發電廠。設計建設的焚燒廠已經因附近居民的反對叫停。

    填埋場的工作人員趙女士介紹，整個填埋區在42.8公頃左右，1994年投入運行時，設計日處理量2000噸，但現在每天進入的垃圾大概有3000噸，分別來自昌平、東城和西城。來到這里的生活垃圾是直接填埋，沒有分揀。趙女士表示，還是希望從源頭就進行分揀，在終端的話，工程量實在太浩大了。這個填埋場預計還能使用五六年，填滿后將封場綠化，之后再擴建或另找地方還不知道。被叫停的焚燒廠要建設的原因之一也是減少填埋場的壓力。

    垃圾處理本身就不能依靠一種方式去解決，完全依賴焚燒和完全依賴填埋是一樣不科學的。“現在本來就站在一個垃圾分類的岔道口，如果建起了大量焚燒爐，還有什么動力和壓力去做垃圾分類呢？都一燒了之了。”陳立雯說。關于垃圾末端處理設施的規劃，北京市每個五年計劃都會提到，十一五規劃了21座焚燒爐，十二五時改成9座，但規模變大了，其中有來自群眾反對的壓力。

    自然之友張凱也認為，搭建焚燒廠與垃圾分類工作是相悖的，焚燒廠不是一個分類處理的模式。“公開數據是每天處理1600噸垃圾，但據我所知這里每天收到的垃圾是1800噸。”超過預計處理量，說明可能燃燒得不夠充分，產生的有害物質也會增加，而且煙氣處理也不夠。另外焚燒廠建在那么遠的地方，每天從市中心運送垃圾過去，成本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把這個錢投入到垃圾分類的前端。”（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