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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初，為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落實2013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推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美麗鄉村的要求，農業部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開展“美麗鄉村”創建活動的意見》，決定從今年起組織開展“美麗鄉村”創建活動。

    農村生態開始被重視，這讓扎根農村的NGO們感到興奮。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承載著產業資本發展甩出的代價，空心村、環境污染……未來的鄉村該向何處去？社會組織在其中怎樣發揮作用？8月19日，上百家NGO、企業，以及鄉村發展領域學者和雅安地震災區村民匯聚成都，召開了首屆鄉村發展公益論壇，嘗試探索有效的鄉村模式。

    來自蘆山震區的年輕農民駱良友用簡單的話語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我希望年輕人可以留在村里發展，而不是在外打工三年，孩子都不認識我長什么樣子。震后駐在村里的公益組織帶我們出去參觀學習，很多先進地方的資源、景色都不如我們，只是這里沒有被發掘出來。

    這些年，NGO的鄉村發展嘗試項目中，可以說成功的并不很多。不斷試錯中累積出的經驗也許就是可行的鄉村發展模式。

    探索1：

    扶貧基金會的項目進化

    論壇主辦方之一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很生動地解釋了扶貧漏斗現象，轉磨盤時，糧食放太多，漏斗就會堵住，一點點放，糧食就會不斷往下漏，跟漏斗效應一樣，一次撒一個豆子的扶貧往往沒有留下什么改變，都漏掉了。于是在2004年，扶貧基金會開始探索幾個項目放在一起的社區綜合發展。

    第一個點在大涼山，基金會和當地政府分別投入三四百萬，包括恢復生態、傳統文化保護等四類項目。但項目期結束之后，只看到了建造的基礎設施，其他的還是沒有變化。劉文奎說這階段得到的教訓有兩個，第一是受益人參與不夠，沒有發揮主體作用，農民不理解文化保護、生態保護，更別說做了；第二是沒有成立起一個組織持續跟進項目。

    基于上次的經驗教訓，扶貧開始了農村合作社的探索，希望加入社區組織的手段，調動村民積極性。在汶川地震之后，扶貧用籌集的救助資金在當地做合作社，進行了股份分紅、理事會選舉等比較完善的制度設置，在這樣的框架下操作民房重建、老年活動中心、刺繡培訓以及食用菌培植等產業項目，一個500多戶的村子，總投入500萬。整體模式沒有問題，不過其中產業項目不是很成功，反思是沒有引入多個村的競爭機制，也沒有利用當地有水庫的資源優勢。

    吸取教訓，再次在玉樹震區的甘達村使用這個模式時，基金會在項目選擇上充分考慮了當地實際。當地人提出災區重建有大量的物料要從外面運進來，村里人都能開車，可以搞貨運。基金會投入了200萬買車，采購過程村民全部參與。今天已經可以看到這個項目的顯著效益，運輸隊總收入370萬，已經分紅三次，還設置了自己的辦公室，并從盈利中拿出資金支持公共服務、給學生發獎學金，原來貧困的村莊不斷有外流人口回鄉。村莊治理結構也有了改善，合作社有了談判機制和能力，自身抗災能力也提高很多，2011年玉樹雪災，運輸隊拉了很多糧草，一頭牲畜都沒有損失。合作社主動性很強，他們開始學會經營，思考將來災后重建結束了要轉產，可以搞糧油批發。劉文奎說：“我相信即使以后我們不再去了，這個合作社也會持續經營下去。”

    但劉文奎總結，還有缺點，缺乏整體規劃，基礎設施不盡合理，村莊的環境上比如垃圾分類，最初沒有考慮進去，單獨從經濟角度出發，還是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的。于是扶貧基金會的下一步構想進入美麗鄉村階段——社區綜合發展下的升級版，目前已經確定了雅安的一個項目點。

    而在這一階段，扶貧基金會也開始搭建平臺，支持美麗鄉村青年創業、資助優秀項目、購買專業組織服務。論壇結束時，在扶貧基金會的主持下，在場的NGO代表就成立鄉村建設NGO聯合會進行了討論，提了不少建議和想法。這個聯合會或許不久就會成立，可以看出扶貧基金會對自身的能力和實力充滿自信。

    探索2：

    臺灣經驗的海南行

    臺灣有個桃米生態村，海南有個博學生態村。

    過去四十年，臺灣面臨著很多與大陸現在相似的困境，工業化之后的生態和人文環境破壞。1999年臺灣9·21地震，重建過程中，剛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廖嘉展接觸到鎮上的桃米社區。“鎮上最貧窮的社區，這是個窮得連鬼都不敢來的地方。”廖嘉展思考，如果重建之后沒有可以讓年輕人留下來的產業模式的話，他們還是要離開故鄉，到都市去。重建的核心應該以鄉村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建立新的產品模式。在桃米這個資源并不特別豐富的地方，他找到了青蛙這個獨特的元素，樹立起桃米的新文化符號“青蛙共和國”，“你應該找到關鍵的元素，這也是對外傳播的亮點。在關鍵的元素下面進行未來的整體塑造上，建立以它為重要組合的發展模式。”廖嘉展在分享經驗時說。

    改造并不容易，“農民遵循很保守、很基層的生活模式，要用社區不同的資源轉化成不同的生產模式，同時彌補農業生產的不足或者過多的不必要，這樣的工作很困難，這個過程中我們組織了很多學習，民宿、餐飲等方面的，融合了政府、NGO等各種方面的支持。”廖嘉展說，“十多年過去，這個小村莊現在一年有一億三千萬的收入。未來的生產可以建立在鄉村資源基礎上的生產，將生態和人文融入進來，把生活和生產搞成一種模式，這是美麗鄉村更好的方向。” 

    2009年，桃米社區的歷史和現狀的改變讓陳統奎很受觸動，回到海南自己的家鄉，他開始想把臺灣的經驗搬到海南來。陳統奎問：“制度不同行不行？”廖嘉展說：“行。”最初要回家鄉時，陳統奎也沒底氣，對反對他的同事說：“希望你給我一點鼓勵，如果每個人都給我鼓勵的話，我們就可能往前走。”

    博學村現在做得有聲有色，社區的民宿已經投入營業。它的治理結構，類似于社區的發展協會，還不是一個法人機構，但也是經過村民一票一票選舉出來的。陳統奎此前跟省市各級部門進行過溝通，說明了想把臺灣的社區拿回來實驗。這個社區很重要的是農民一定要組織起來，有一群人先動起來，再帶動其他人。“農民一旦你給了他夢想的時候，戰斗力是很讓人驚嘆的。”陳統奎說，“社區要修建一條山地自行車賽道，通過理事會帶頭借款，兩三個月就把路修好了，然后取得政府撥款還給村民。”

    但理事會現在也有不穩定的問題，碰到高速公路征地糾紛，村民的熱情下跌。“現在的重心是怎么把村民的信心提上來。組織的合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陳統奎說。

    探索3：

    綠十字的平衡術

    與基金會和鄉建NGO的群眾思路不同，中國鄉村建設規劃研究院理事長、北京綠十字發起人孫君在“一個接一個失敗的教訓”中摸索出的鄉村項目經驗是：重視主體的地位、不能過于理論化、了解中國的鄉村結構，以及重視村干部、民主和相對集中結合。

    “要了解環境，就先了解村長；要了解中國，就先了解村莊。”孫君說。綠十字做的汶川地震后的一個項目，前一兩年都很好，第三年綠十字帶了資金下去，不停地跟村民商量怎樣用的問題。“最后村委會說‘你們走吧’，都是過于民主惹的禍。”

    后來項目合作慢慢做得好了，孫君總結成功的要素：“有幾點我認為比較重要，第一是還權與兩委，第二要找到品德好的村干部，項目就成功一半。利益的平衡和公正是方法中的方法，政府要成效、農民想要實惠和利潤、NGO要經驗和方法，要找到這三者合作的平衡點。”2010年，綠十字在信陽郝堂村做的“郝堂茶人家”項目，政府、村干部和NGO的通力合作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孫君說：“在項目中要讓村民看到希望，能否在執行前搞好人際關系很重要。”

    孫君認為，政府和基金會各有優勢，在項目和資金的持續性上，政府遠比基金會穩定，政府的協調性也比基金會要全面，他們資源豐富、機構完整、管理與協助人員相對穩定；基金會的精神和理念比政府好，有前瞻性。兩者相比，政府在制訂項目時只確定目標，不關注過程；基金會是太注重過程，而丟失了目標。

    （本報記者 王會賢）

    觀點

    公益視角下的鄉村社區再造

    中國人民大學鄉建中心主任

    溫鐵軍

    農業一定是多樣化的，而生態文明唯一的內涵就是多樣性。美麗鄉村，發揚鄉土文明的歷史文化傳承，挖掘我們的鄉村生存方式，把這些變為社會廣泛接受的東西，這是我們大家要努力做到的。

    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會長

    何道峰

    我們做美麗鄉村，一定要有公益心，也要善用市場機制。只有公益心存活不下去，只有市場機制就不是美麗鄉村。我給NGO的建議是，首先要有創意、想法，然后必須要建立一個團隊，整合資源，資金是最后需要考慮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楊團

    基金會、企業社會責任聚集的資金跟政府是不一樣的。真正優秀的基金會是拿這個錢做社會創新性的實驗，這種實驗有成功也有失敗，接受失敗的教訓然后再推進，最后能夠拿得出模式來幫助政府推廣。正是在這一點上，非政府組織有非常大的優勢，政府沒有辦法做的，非政府組織有可能做成。當然他們的一份努力一定要跟另外的兩方，服務方NGO和我們的對象結合。農村的農民不管只剩下20%或30%，也要努力通過合作組織的方式讓他們站起來。

    陜西婦源匯性別發展培訓中心主任 高小賢

    公益行業越來越熱鬧，有越來越多的標準化流程，像流水線一樣，送一些這個，建一個那個。然而每個農村社區都是個性化的，它不僅需要你的理想、熱情，還需要智慧跟經驗。農村社區要真正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絕對要量體裁衣做計劃。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周立

    現在至少有四類人群走向回鄉的道路。一是告老還鄉的農民工，中國有2.5到2.7億遷徙的農民工，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遷徙人群；第二種是從鄉村出來，退休以后愿意回到家鄉的人；第三種是返鄉大學生；第四種是城市白領，上班是白領，周末是綠領。我們要看新的形式已經出現了，返鄉的浪潮之中每個人會帶來相關的觀念、支援，帶到社區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