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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硝煙彌漫的戰場、在醫療條件極為不發達的地區，無數地球同胞飽受傷病折磨。擁有平靜生活的我們，幾乎無法想象炮火的侵襲為人間帶來了怎樣致命的苦難。我們或許在電視上看見過負傷者被送到手術室的鏡頭，但更多的是許多生命在掙扎中消失殆盡，根本沒有任何獲取醫療的機會。在這樣極不穩定的局勢中，一個獨立與政治之外、秉持人道救援理念的國際公益組織——無國界醫生，擔當起了國際救援的使命。

    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是一個由各國專業醫學人員組成的國際性志愿者組織，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人道醫療救援組織。在最危險、最有需要的地方踐行人道理念、實現公益價值，是這個組織帶給世界的全球性禮物。《公益時報》記者本期特別連線無國界醫生中國事務聯絡經理黃潔心女士，與讀者共享“無國界醫生”的公益故事。

    《公益時報》：你在剛果（金）和緬甸等戰亂地區有著豐富的救援經驗。在這些地方從事救援工作的體會能與我們分享嗎？

    黃潔心：在所有武裝沖突地區，傷亡最慘重的往往是平民百姓——槍傷、炮彈傷、燒傷、強奸，還有其他種種暴力事件。這些造成的不只是人們肉體上的傷痛，還有看不見的心理創傷。當大部分基礎設施，包括診所和醫院都被摧毀之際，傷者難以獲得任何醫療護理，即使是普通的小傷或疾病也能致命。更糟的是，救援人員自身的安全在沖突地區也常常受到威脅，他們也甚至成為被攻擊目標。

    在剛果（金），有很多難民從盧旺達轉移到這個國家，他們生存的環境非常惡劣，時常受到瘧疾、麻疹等疾病的困擾以及戰亂帶來的性暴力傷害。

    但事實上我們所在的北基伍(North Kivu)省卻是一個擁有美好自然資源的地方。我記得我的宿舍前面有湖、后有火山，夜晚會有橘黃色的光圍繞在火山口附近，非常美。我經常有種錯覺，仿佛自己置身在瑞士。因為土壤肥沃、資源豐富，我們還經常看到有人在放牧、種植，還有人會在木屋里制作新鮮的奶酪。

    但可能也正是這種“美好”和“豐富”，給這片地區帶來了戰爭。為了躲避戰爭，難民們不停地逃亡，有些人可能冒險回到他們住的地方種一些東西。生存在荒郊野外，很多人的免疫系統發生了問題。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工作人員和當地衛生部合作，搭建了有急診、手術、門診功能的臨時救助點。因為救助點數量有限，很多病人需要走上一兩天的山路來看病，其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可即便如此，還是有生活在更惡劣環境里的病人得不到救援。于是，我們還成立了流動醫療隊。剛果（金）有很多深山，很多難民會逃到山里，那么，醫療隊就會跟著深入到這些異常艱苦的山區。除了崎嶇山路的考驗，醫療隊還經常從一個武裝派系控制的地區去到另外一個武裝派系控制的地區，跨越戰線提供醫療。

    在有武裝沖突的地方工作，為了救援，無國界醫生必須和擁有武器的各方武裝派系進行談判。在有些地方，還需要跟當地的部落“長老”來溝通，這都并不是很容易。

    除了安全問題嚴重，在剛果（金）的工作強度非常大，因為那里的人們對于醫療的需求非常迫切。我們常說，只有閉上眼，我們才會看不見人們的需要。我們和當地人一起合作的時候，幾乎每隔幾天就會親眼目睹同事的死亡，或是他們的家人遭遇難產和殺害的慘狀。

    在戰亂的異國他鄉，能獲得短暫心靈的安慰，就是最快樂的事情。夜晚，那里火山口的美景讓我忘卻煩惱和危險。還有剛果（金）人民的樂天氣質，也讓我深受感動。面對戰亂和疾病的侵襲，以及火山爆發的危境，他們仍會講笑話、跳舞、歌唱，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享受生命。我從當地人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豁達和昂揚。

    《公益時報》：作為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是如何在這數十年中，在走過數個國家后，還能始終保持獨立、不偏不倚的公益立場的？ 

    黃潔心：無國界醫生嚴格遵守國際醫療守則，堅守提供人道援助的權利，并保持中立不偏頗之立場。無國界醫生也要求工作人員在進行救援行動時不受任何阻撓，同意遵守其專業操守，并堅持不受政治、經濟及宗教的左右。“無國界醫生”的獨立性質，對于我們的長遠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存在并不是基于某種官方委托或國際上的委任，而是基于人道主義和全世界400多萬捐助者的委托，和3萬多名工作人員（當中包括2500名國際救援人員）的熱心工作之上。我們要將醫療人道救援準確且最大效率地傳遞給有需要之人，就需要有獨立運作和不受惡劣環境影響的能力。

    但我們所倡導的“獨立”，也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像一個“獨行俠”一樣我行我素。事實上，在不同的國家，我們會和當地衛生部門合作，但是我們也要求獨立作出評估，如果我們在某個地方開展項目，這不會是因為任何原因，而是因為確實的醫療人道需要，我們要獨立地決定，是否開展項目。

    而要想評估、行動獨立，則要財政上的獨立。我們有非常專業的體系來支持我們的世界范圍內的籌款。在我們得到的捐助款項里，有89%來自私人捐款者，這個比例在國際上是比較高的。同時，我們不接受來自軍火商、鉆石商、石油商等特殊行業的捐助，這也就確保了救援行動的“資金源頭”的獨立性和純潔性，確保救援行動不被操控，不帶有意志的指向性。

    《公益時報》：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大型的全球組織，勢必需要一個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你能簡單介紹一下機構在組織管理方面的經驗嗎？

    黃潔心：無國界醫生有3萬多名員工，每年約有6000人次的國際救援人員參與救援行動，救他們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六成是醫護人員，四成是非醫護人員。因為救援是非常系統的工程，不僅要有醫護人員的存在，還要有負責建筑、人力調度、項目統籌、財務、電、通信、車輛、物資供應等人員，這些一線人員指導著全球的前線工作，也會培訓數量眾多的當地員工。

    我們國際協調辦公室在日內瓦，五個行動中心分別位于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日內瓦、巴塞羅那和巴黎。行動中心負責管理和監管全球60多個地方的救援項目，中心人員也會留意各地發生的天災人禍，并在最短時間內動員緊急支持人員及物資協助救災。此外，全球各地還設有辦事處，負責招募救援人員、籌款和推廣工作。

    在這些分部的組成人員里，很多都是擁有一線救援經驗的人，因為只有經歷過一線的救援，才能明白具體調度中的關鍵點。

    去到一線的救援人員從項目回來后，回歸自己原來的工作和生活，同時也可以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協會，從協會中選出董事會成員和主席，監督辦事處的運作，從年度計劃到財政預算等，確保辦公室的工作不偏離人道救援組織的初衷，遵守透明和問責的原則。

    《公益時報》：無國界醫生每年70%的籌款用在非洲地區，20%的籌款用于亞洲。而在中國，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項目也似乎正在減少。這些情況意味著什么？

    黃潔心：相對于非洲許多國家，亞洲的局勢是比較穩定的，醫療人員教育水平也相對較好，管理上也比較順利。當然這是大而化之的說法，像我所去過的緬甸，就有200多萬人的穆斯林羅興亞人群體既不受緬甸承認，也不被鄰國孟加拉國接受，所以他們沒有公民權，所獲資源有限，200萬人中只有不足5名醫生，急需醫療人道援助。

    我相信，每一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對于中國而言，我們更需要適應其巨大轉變，這個轉變其實是：中國人、中國政府、中國企業在日漸強大起來，公益組織在崛起，被援助的地區慢慢變成了一個提供援助的地區。很多中國企業家和愛心人士開始成長，在為國內奉獻的同時，立志于向外傳播愛心。

    我想，無國界醫生愿意通過經驗分享，讓國內民眾對國際事務有所了解，也愿意跟政府和社會中的不同公益組織進行溝通。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從直接參與地震搜救救援，慢慢轉變成引導包含公益交流的互助形式，以及發掘中國的公益人才，讓他們走入更廣袤的公益天地。

    如果中國境內有醫療人道救援的需要，無國界醫生一定會對中國有所貢獻。而目前或者在未來，無國界醫生也正在創造一個平臺，讓中國的愛心人士走出去，實現自己的國際公益理想。

    （本報記者 艾已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