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基金會中的工作人員還可以單純將其所做的事情視為一份普通的工作，那對于草根公益組織的工作者而言，薪酬并不具備吸引力，福利有些甚至無從談起，但工作更需要踏實賣力，所以，對機構理念的認同、對自己理想的堅持則可以說是必需品。

    在本報所進行的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到，很少有草根機構工作者在對工作的態度一項選擇“只是一份工作”。但機構不能總把理想拿給員工畫餅充饑，長遠看來，員工薪酬始終是限制草根機構發展的瓶頸。

    員工說

    綠孩子兒童閱讀研究中心總干事 李玲

    低工資只適合初創階段

    在來到綠孩子兒童閱讀研究中心之前，李玲做過兩份工作，第一份是大學畢業后進入電力企業，第二份就是到了公益機構。當初離開令人羨慕的穩定工作，李玲是有勇氣的，也是有夢想的。

    2007年，她從此前只是到打工子弟學校給孩子講課的義工，成為一個自己理想中的公益從業者，開始專門做與兒童教育相關的項目。兩個項目一起操作，拿到手的薪水只有不到1000元，生活所需還要靠以前的積蓄“吃老本兒”。

    即便如此，初入公益行業的李玲并沒有過多考慮薪水的問題，當時還一度認為“做這個事情為什么要拿工資呢？”

    然而因為待遇低，機構人員流動性很大，慢慢地，有三個專職人員陸續離開。“這樣的機構為什么留不住人呢？”“人員的流動對項目會有怎樣的影響？”這時她開始真正考慮薪酬問題了。李玲認為，每個機構都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于已經處于穩定甚至快速發展階段的機構來說，其薪資水平必須能夠吸引到它希望留下的優秀人才。對于還在初創期的機構，其本身的生存都是問題，這時候團隊就很重要，大家要有共同的目標，愿意拿出自己的精力把機構做強大，也勢必需要員工做出一些奉獻。“但必須給這些有貢獻精神的初始團隊以回報，這種回報是認可，不一定是金錢上的。”

    “有時候我覺得比較痛心的是，一些初創機構把有熱情、有專業能力的人的付出當作理所應當的事。”李玲說。

    2009年，李玲來到綠孩子擔任總干事，這家由兒童文學作家、繪本作家、兒童文學研究學者等共同發起的機構，在2012年入駐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新工場協力中心，獲得青基會的協助和扶持。目前除了李玲之外，機構還有一位專職和兩位兼職工作人員。

    “剛來時工資是2000多，現在拿到手的是3000，另外也有保險等。”李玲認為這個工資還可以，綠孩子最吸引她的是機構的成長空間和發起人的支持，“在別的機構不一定能獲得這么強有力的支持和信任，并且能夠與每個家庭做非常具體的交流。”

    對于未來的計劃，她說，綠孩子在兒童閱讀上有很多第一手的研究案例和經驗，希望以后有一些服務可以收費，讓市場認可兒童閱讀的價值，實現自我造血。而待遇方面，“三年內，我相信綠孩子的工作人員都能夠拿到一個在行業內同等規模的機構中有競爭力的工資。”李玲充滿信心。

    增城市某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張元（化名）

    遭遇不靠譜機構 受打擊

    張元（化名）是增城市某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一名社工。

    其實，他現在的工作與所學并不對口。他是學外貿專業的，剛畢業時也進入了一家公司工作，2012年，經過朋友介紹和建議，張元了解了社工這一職業，覺得自己比較適合，便去了自己家鄉增城市某社工機構做社工。然而現實的遭遇讓他實在哭笑不得。

    2013年，張元取得了社工證，并持有心理咨詢證。根據廣州市社會工作專業崗位設置及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薪酬待遇實施辦法（試行），持有初級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的二級助理社會工作師，薪酬指導價位是3500元，但機構實際給出的工資是2500左右。“2012年剛入職時候，機構還沒有接到政府購買，那時承諾工資是2800元，可實際拿到手只有1600左右。”除此之外，令他失望的是，機構再沒有其他福利，也沒有提供學習和升職機會，本該有的“五險一金”也沒有完全按時繳納。

    一年后，這家機構的專職社工由原來的20人縮減至11人。許多人離開，是因為單位拖欠本就不多的工資和社保。在人員流失之后，機構招聘了可以付低工資的實習生來承擔政府購買的項目崗位。“這必然也會影響項目的完成質量。”他說。

    而事實上，這家機構所承接的兩個街道項目確實沒有通過評估。張元告訴記者，就在9月13日，當地民政局宣布這家社工機構與之前入駐服務的兩間家庭綜合服務中心解除合同，參與項目的社工不用再去上班了。

    如果從這家社工機構離開，張元還是想繼續留在公益行業，服務自己的家鄉。但增城市社工機構不多，他希望政府對這兩個社工項目重新招標后，再轉到其他有人員需求的機構繼續做社工。

    組織說

    天津綠領聯合發起人 董劍

    做好傳播 吸引人才

    綠領是天津的一個2010年才成立的環保組織，目前還沒有獲得正式注冊。4個專職工作人員中，除了兩位創始成員，另外兩位，一個是參加了機構組織的培訓活動，很認同機構理念加入進來，另外一位則原來就在NGO工作，覺得綠領更有學習和發展的空間。

    對于怎樣吸引人才，工資顯然不是主要因素。聯合發起人之一董劍說，目前員工工資在兩三千塊左右，在天津來說與剛畢業參加工作的大學生工資水平相當，能夠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除了基本工資，一些項目工作也提供補助。董劍認為，綠領的吸引力在于其活力、行動力和工作執行力，另外，機構會為每位工作人員提供公益學習、交流的機會，如果這種學習需要付費，機構也會承擔。

    綠領目前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基金會，如阿拉善和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兩三年后，員工待遇能否提升，董劍說要看機構發展狀況，畢竟不像大機構那樣有完整的薪酬體系，有固定資金支持，“我們的資金更多是跟著項目走。如果項目做得比較好，肯定會首先考慮逐步提高人員工資的。”他說。

    工友之家創始人 孫恒

    靠文化理念留住人

    說到工作人員的工資，工友之家創始人孫恒有些無奈：“這兒的工資是非常低的，但是沒辦法，因為資金壓力比較大。”

    工友之家及其發展的工人大學、同心實驗學校、同心互惠等幾個機構，工作人員待遇不盡相同，但大致在2000元至2500元，這個工資基本能滿足員工在北京，或者嚴格說，是在北京郊區的最基本生活需要。

    “工友之家成立10多年，核心團隊中的七八個人還在這里。但做具體執行工作的員工流動性相對大一點。”工作人員的來源，有從社會上招聘的老師，有參與活動后留下來的志愿者，也有工人大學自己培養的學員。孫恒也覺得缺少一些企業經營的人才，但工友之家一般不對外進行招聘，而是從志愿者中選擇或從機構現有人員中培養。

    談到工友之家可以留人的因素，孫恒說，一方面是組織的使命和目標，工友之家是為工人群體服務的，很多人想為這個群體做點事情，或者他本身就是工人出身。另一方面就是組織的文化，十年來，工友之家的員工過得更像一種集體生活，內部成員之間提倡平等團結、互助合作，營造出來一家人一樣的氛圍。這對在外打工的人們來說是一份難得的溫暖。

    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 李濤

    基金會應協助草根機構改變發展環境

    今年是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成立的第十個年頭，負責人李濤以協作者為例，分析了草根組織吸引人才的優劣勢。

    李濤認為，公益組織發展要有專業性和持續性，人才是保障。但草根NGO的資金主要來自于項目資助，而項目資助一般對人工費用壓得很低，這是導致草根機構待遇不能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NGO在社會福利方面存在劣勢，比如戶籍上，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社工人才的優惠政策，但體制外的NGO很難享受到。“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有利好政策，另一方面這些政策對于體制內外不能均等對待，導致草根機構在人才的境遇上更加邊緣化。”李濤如是說。

    NGO吸引人才的另一個難點是地區間的不平衡。一個地區的政策往往對草根機構影響很大，比如深圳等地都在大力進行政府購買崗位，社工一個崗位一年的資金可以達到七萬五千元。這也導致前幾年公益行業的人才尤其是社工人才出現了“孔雀東南飛”。公益人才的另一個流動方向是由草根機構流向了基金會。這都構成了對草根機構吸引人才的挑戰。

    李濤認為，如果草根組織不能很好地掌握外部資源，就永遠處于被動的劣勢地位，這不是僅靠草根組織自己能夠解決的。反過來說，如果中國的草根組織發展不起來，對于整個公益行業也有損失。“希望更多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基金會能協助草根機構去改變他們的發展境況。”李濤說。

    而草根機構最大的優勢就是它的專業使命感和行動力。“凡是青年人愿意投身公益，都是有些專業能力和理想的，希望通過理想的實現體現個人的價值。”李濤說，“草根機構所做的公益不只是概念和口號，而是扎根在社區里踏踏實實去服務，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使邊緣人群能夠受益。草根組織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以使命來吸引人才。”

    （本報記者 王會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