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開創則更定百度,守成則安靜無為。” 自改革開放以來,從經濟、土地使用、社會保障、戶籍到義務教育,在中國幾乎每個領域的體制改革中,廣東這片“試驗田”都要領先搶得頭一把幼苗,孕育破局之勢,帶動全國。 觀廣東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早在2005年底通過的《廣東省行業協會條例》就已開始為社會組織登記注冊的“去行政化”和“去壟斷化”鋪墊道路。而從去年7月1日起,廣東全省范圍內的社會組織都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再次領先于今年全國性的逐漸“松綁”。 1.先行者先解渴 注冊成功至今已一年有余,但深圳公益人王金云還把他那條激情澎湃的慶祝微博置頂在頭條。 王金云現在的身份是深圳市陽光下之家社會幫教服務中心的理事長,不僅如此,他還曾是全國十大法治新聞人物、廣東省十大新聞人物、深圳十大最具愛心人物以及北京奧運會的火炬傳遞者之一。 但就是這樣一個在當地公益圈知名度很高的人,卻為其機構的合法身份盼了整整九年。“(領證書的)那一刻我滿眼含淚,并親吻了登記證書。”那條微博這樣記載道。 王金云一手操辦的“陽光下之家”是一個性質極其特殊的民間組織,服務于“更生人士”,通俗一點說,就是刑滿釋放人員。這個機構最主要的一項服務就是勸說犯罪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然而也就是因為這項業務范圍沒有注冊允許的先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王金云把相關民政部門的門檻都給踏平了,也沒有哪個領導敢給他開這個口子。 盡管“陽光下之家”的貢獻有目共睹,不僅至今成功勸導了37名逃犯投案自首,還幫助安置了170多名更生人士,光每年的媒體報道疊起來的高度都甚是可觀。然而,“再探討吧”,這是他通常從領導那得到的最后一句話。 去年6月,深圳市在先前改革的基礎上,再一次放寬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的范圍,王金云向《公益時報》記者說:“就是這次放寬讓我終于得償心愿。” 作為廣東改革試點的橋頭堡,深圳的“先前改革”更是早于全省的步伐,從2004年起,用4年時間放開了部分社會組織的直接登記,去年的這次擴大登記范圍更是讓該年的直接市級組織的登記率達到了81.7%。而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各級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組織數量也比前一年增加了13%。 廣東的率先“松綁”讓無數個王金云以及他們的組織嘗到了初進圍城的喜悅,為他們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再也不用為“找婆家”而發愁了。 2.為什么又是廣東? 廣東先行,這種政策傾斜似乎早已成為一種慣例。的確,在這片經歷了無數改革的熱土上,“創新”、“先行”并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詞語。但在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的這近十年中,每一次政策的修改都曾經舉步維艱,時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劉潤華曾用“驚心動魄”這四個字來形容深圳當時的改革。 “很多部門拿出了上面部委的政策、法規條例來抵制,政府部門不愿意脫鉤,行業協會商會也不愿意脫鉤。”他說。 而廣東省的改革也同樣如此,若非有民政部對于“直接登記”的明確支持,最初的那份《廣東省行業協會條例》也很難得以通過。 除了政策放行外,在實際層面,廣東社會組織登記制度的先行突破也是有據可依的。 廣東省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王世國這樣總結廣東社會組織發展的特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又毗鄰港澳,市場經濟較為成熟,因此社會組織發育早、發展快、數量多。” 相比其他省市,他認為廣東的社會組織民間化程度較高、職業化水平較高、社會組織對外交流合作較多、運營能力較強。 的確,在向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清除“行政化”和“壟斷化”的建議之前的2010年年底,廣東省的204家基金會、14055家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1771家行業協會商會已經全部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任職,社會組織中35歲以下的工作人員數量也居全國首位,每年經濟活動總量也超過500億元……各項數據都表明,在宏觀上,廣東的社會組織從那時起就蘊含著能作為破局沖鋒兵的潛質。 3.忽如一夜春風來 “松綁”政策的率先出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民間組織普遍事先沒覺察到什么預兆,大部分都表示喜出望外。 時隔一年,談起機構的成功注冊,王金云的喜悅仍然溢于言表:“我認為我們能夠在深圳注冊,它的社會意義不亞于壹基金的成立。” 現在,“開展勸導犯罪在逃人員投案自首工作”這行字已經明確印在了機構登記證書的業務范圍內,王金云指著這行字說:“這是深圳的首創。”他認為這體現了這座城市的寬容與文明,也證明了深圳市民政部門的改革創新。 此外,“不需主管部門”,也為“陽光下之家”工作的開展帶來了便利,因為他們的服務對象來自全國,期間所對接的社會資源也遍及全國,如果主管部門只在深圳,這個機構的意義顯然被大大減弱。 同樣位于深圳的馮曉也幾乎是于同一時間取得的登記證書,他所發起的“小鴨嘎嘎公益基金”是一家提供公益類策劃、設計、推廣與執行的支持性機構。由于成立之時剛好恰逢政策松綁,“小鴨嘎嘎”在注冊路上幾乎沒有感覺到任何無數“先人”曾經遭遇的曲折經歷。 “有人說注冊兩三年都下不來,我們怎么沒有這個經歷啊?”馮曉認為自己趕上了好時候,“我們三個月就批下來了。” 不過,他也認為,作為一家支持性機構,屬于社會組織的新門類,能夠毫無阻礙地注冊下來,并且被允許將“小鴨嘎嘎”這樣一個帶有強烈品牌屬性的字號放在注冊名稱中,這的確是不小的突破。 他還表示,深圳市接待社會組織登記注冊的市行政大廳統一窗口的工作人員十分熱情,“如果所有公務員都像他們那樣的話,那社會效率就非常高了。”無獨有偶,王金云也曾特地發表微博稱贊這個窗口的服務態度。 而在廣州,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映諾社區發展機構更是在得到民政部門主動邀請后順利登記成功。 到稅務局辦理稅務登記證,再把相關資料遞交民政局備案后完成整個程序 到銀行開辦基本戶,這樣驗資戶里的開辦資金將轉移到基本戶上,此時才能解凍使用 在公安局辦理組織機構代碼證 到公安局辦理法人公章 民政局的經辦人員到辦公場所視察,審批通過后就能獲得牌照 按申請清單遞交所有材料 在核名通知書、章程、辦公場所的租賃合同齊備后,需要落實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并可以先獲取一些表格及所辦驗資報告的所需資料清單,然后到任一家銀行進行開驗資戶的手續 章程建議按照范本制定,內容盡量參照范本,業務范圍建議先讓經辦人員審閱 在市民政局注冊的辦公場所需要有場所使用權證明;在區民政局注冊的機構的辦公場所應設于注冊所在區內,同時需要有場所使用權證明、公安消防部門出具的內部裝修消防驗收合格意見、安全鑒定書 稅務登記證 制定法人公章 遞交申請材料 銀行基本戶 組織機構代碼證 批 復 其他所需材料 驗 資 章 程 落實場所 填寫申請表后由民政部門審批 核名申請 4.注冊?給個理由先 “映諾”在廣州主要關注三個領域的問題:新型社區、社區衛生和社區扶貧。在關于為什么要注冊這件事上,他們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曾先后有過4個注冊身份。 2007年成立伊始,與當時大多數的民間組織一樣,他們選擇了工商注冊。2010年,為了順利開展反肝炎歧視的項目,“映諾”千辛萬苦找到了所謂的“婆家”,成立了廣州市社區衛生學會這一注冊機構;2012年,政策放開,民政部門主動邀請他們再以“廣州市映諾公益服務促進會”的名義注冊;而他們手中還有另外一個注冊于香港的基金會身份。 “映諾”副總監謝海娣這樣評價機構對于注冊的各種努力:“首先是我們自身的發展需要,便于未來在領域中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即使消耗很多時間和精力,也要取得合法身份。其次,身份合法化也是我們資方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基金會都首選注冊機構進行對接,民政部門的注冊身份能夠加大合作的可能性。” 問及給其他機構的建議,謝海娣認為,如今政府的限制越來越少,但對于許多資金不充足的草根組織來講,生存壓力遠遠大于身份合法化的需求,機構應明確當前所需關注的問題,但現今社會對于NGO群體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沒有合法身份或僅以公司身份去從事公益項目,并不是長久之計。 同在廣州、推動綠色出行的組織“拜客”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其總干事陳嘉俊認為,合法身份會為組織在工作中節省大量溝通成本,同時也強調,注冊登記其實是機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自然而然的內部需求,需要用這種方式向潛在合作方告知自身的合法性。 王金云則向記者表示,注冊成功意義重大,是社會對機構的認可,是一個新的開始。他認為,每個機構應首先了解自己的使命,明確工作方向,否則,盲目地注冊登記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其次,要考慮到注冊的基本條件是否能承擔,比如辦公場所和注冊資金。 5.圍城之題怎么破? 破局者沖破圍城,拉響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頭炮,但顯然,離凱旋還甚遠,對于破局者和圍城內外的人,都還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民政部門之間注冊標準不一。雖說不再需要主管單位,但民政部門仍然要對機構進行評估。然而,各地、各級部門的開放程度以及對于社會組織類別的判斷都不一,所以仍然有不少組織未曾感受到政策的松動。就深圳來說,直接登記注冊就仍不適用于教育、醫療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組織,這幾類的社會組織登記還是需要業務主管部門的前置審批。 (下轉13版) (本報記者 高文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