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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在國際消除貧困日到來的前一個晚上，第四屆“中國消除貧困獎”揭曉，來自山東煙臺拾荒助千名窮孩子上學的91歲老人劉盛蘭、貴州羅甸縣麻懷村的現實版“愚公移山”主人公鄧迎香等草根人物與“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等知名的個人和機構共享此榮譽。

    10月17日是國際消除貧困日，今年的主題是“從極端貧困人群中汲取經驗和知識，共同建立一個沒有歧視的世界”。長期以來，消除貧困一直是國際社會努力解決的社會問題。有數據統計：1990年發展中國家有43%的人口處于極端貧困之中。1992年，第47屆聯合國大會決定將每年的10月17日定為國際消除貧困日。在各國政府的努力之下，極端貧困率正在逐漸下降，但截至目前，全球仍有超過12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世界銀行將極端貧困定義為每天生活費低于1.25美元。

    2000年，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制定全球消除貧困目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到2015年使世界極端貧困人口和饑餓人口減半。

    國際消除貧困日當天，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舉行，此論壇由中國國務院扶貧辦與聯合國駐華系統共同主辦。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作為來自政府層面的最高級別官員代表中國政府講話。

    汪洋說，自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制定全球消除貧困目標以來，中國始終把扶貧工作擺在重要位置，通過強大的政策支持和廣泛的群眾參與，推動扶貧事業取得長足進步，提前完成了貧困人口減半等多項千年發展目標，為全球減貧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將繼續創新扶貧體制機制，強化扶貧措施，進一步加快減貧步伐。

    有民間組織看到機會，認為可在提供創新型扶貧模式上挖掘空間。這與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黃浩明的看法一致：民間組織在扶貧工作中雖然不可或缺，但相比政府的強大投入，只能起到一個補充作用。因此其更主要的方向應該是提供新型的扶貧開發模式。

    城鎮化中的技能培訓

    2011年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明確提出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以多種方式參與扶貧開發。事實上，扶貧一直是社會組織的主要活動領域。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發出了盡快解決貧困地區溫飽問題的通知，全國掀起了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作。早期參與扶貧的社會組織以共青團、婦聯、科協等為主。民間公益類組織并不活躍，并且參與形式比較單一，通常為直接向貧困地區提供資金和物資的支持。

    顯然，這種強制投入方式的可持續性不強。同時隨著公益組織自身的成熟發展，一些組織開始嘗試運用創新的方法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其中，最被普遍采用的就是通過支持或開展項目，因地制宜地展開各種形式的培訓。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支持的“婦女蜀繡培訓計劃”始于三年前。為了幫助當地婦女“居家靈活就業”，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的婦聯主席夏昌菊組織啟動了該計劃。“居家就業就是讓婦女在家里掙錢。”夏昌菊介紹她的培訓對象分為三類：一是在城市化過程中失去土地的廣大農村婦女，二是包括流動婦女在內的城鎮失業婦女，第三類是殘疾人、聾啞人或者肢體不健全的殘疾人。

    青白江區是成都的重要工業區，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廣大農村婦女失去土地。婦女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種菜、種地、飼養家禽的傳統工作方式。夏昌菊說，她就是“要尋找適合困難人口的新的就業模式，讓她們既能把孩子帶好，減少留守兒童的產生，又能有一定經濟收入，來幫助家庭脫離貧困。”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還將通過發放培訓材料及提供網上培訓，幫助更多的女性提升從業技能。預計每年將有2萬女性從中獲得幫助。

    今年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的主題是“城鄉一體化與減貧”。汪洋強調，城鎮化對于統籌城鄉發展、減少農村貧困、實現社會公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將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鎮化道路，有序推進農業人口轉移，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新型城鎮化將更加重視解決人的城鎮化問題，更加重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更加重視城鄉一體化，更加重視區域協調發展。中國將加快推進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步伐，讓更多的貧困人口充分享受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

    在夏昌菊看來，針對農民的公益培訓類項目，會越來越專業并形成規模，會在農村城鎮化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扶貧

    與公益小貸市場的洗牌

    相比培訓類項目通過增強貧困人口技能達到扶貧的目的，小額信貸項目則是從生產制度上改變其生活狀態。中國的小額信貸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主要分兩種渠道進行探索：一是由公益組織推動的扶貧公益小額信貸：上世界90年代初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的一批專家從尤努斯及孟加拉鄉村銀行引入小額信貸理念、方法，并在中國貧困地區開始實驗；二是90年代末期由政府拿出50億委托農業銀行和信用社進行扶貧小額信貸探索。

    在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和農信項目管理公司（以下簡稱中和農信）出版的《小額信貸在中國》系列叢書中可以了解到：第一種方式由于缺乏法律和資金支持而發展緩慢；第二種方式則因正規金融機構缺乏兼容小額信貸業務的機制與內生動力導致還款率低下，而且沒有社會問責，最后不了了之。 

    （下轉07版）

    （本報記者 張木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