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萬通公益基金會項目成果發布會在京召開，記者借機采訪了其執行秘書長陳鍵。該基金會2008年成立，依靠“萬通地產稅后利潤的0.5%,加上萬通控股稅后利潤的1%”來維持運作，并憑借“獨立、專業、公益”的特征，成為中國非公募基金會行業的代表性機構之一。經過五年的堅持，其所致力的生態社區項目已初具規模。

    《公益時報》：在過去五年的時間里，基金會只專注做環保類項目么？

    陳鍵：準確地說我們只做生態社區的項目，生態社區項目是萬通公益基金會的主要業務領域。這一項目領域參與的公益組織很少，但卻融合了“生態文明”和“社會建設”兩大國家議題。除此之外，基金會也做一些行業發展的支持，比如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等等。

    《公益時報》：在五年的節點上，基金會除了成果發布以外，是否也對項目執行做了評估？評估結果如何？

    陳鍵：五周年的項目評估做得還是蠻辛苦的，因為與社區相關的生態評估的專家特別少。最后我們找福特基金會推薦，找到了香港城市大學生態學和環境政策方面的專家施涵教授來為我們做評估工作。施教授特別負責，走訪了基金會在北京、天津、成都、杭州的項目點，與合作伙伴、居委會工作人員、業委會成員甚至物業公司進行了訪談。從六月初開始，前后進行了5個月，評估報告才問世。

    評估的結果還是比較滿意的，事實證明，萬通公益基金會經過五年的探索與實踐，已經初步形成一套較為成熟的城市生態社區建設的項目模式，并且這個模式已經在很多社區得到了推廣。

    當然，在評估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如項目社區選取的不規范性，單一的項目模式禁錮了合作伙伴的項目創新能力，活動產出不明顯，項目的不可持續性，項目研究與項目實踐不能有效結合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不會采取回避的態度，而是積極面對去解決。

    《公益時報》：在項目執行的過程中，基金會主要以資金支持為主。那么基金會如何選擇公益伙伴？合作過的機構有多少家？

    陳鍵：我們不會貿然與陌生的機構進行合作。一般都是在某種場合上做過一定交流，或者通過推薦、介紹有過一定認識。然后我們會考察對方在社區的具體工作，因為萬通的項目都需要有特別良好的社區基礎，之后我們再決定是否要支持它。5年來，基金會共資助過22家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現在還比較活躍的大約有十幾家。

    《公益時報》：機構內部治理方面，目前基金會有全職員工多少人？人員流動情況如何？

    陳鍵：目前基金會的全職員工有5人。一個傳播官員，兩個項目官員，一個財務官員，再有一個就是我。機構人數不多，所以還是比較穩定的。之前有一個項目官員離職，馬上就新招了一個，是社工專業背景，其實我們有在考慮是不是多一兩個項目官員的編制，因為與合作方溝通的工作很多。

    《公益時報》：據了解，你有豐富的國際機構工作經驗，那么比較起來，萬通基金會的工作模式與國際機構有什么不同？

    陳鍵：最大的區別在于理事會與秘書處之間的關系吧。國際機構的總部與執行國的距離較遠，所以理事會對秘書處的干預很少。而萬通基金會理事會與秘書處的溝通相對比較頻繁，這就導致二者工作流程不同。再就是語言體系上，國內基金會與國際機構的語言體系是不同的，包括對項目內容、項目評估的闡述等等。

    《公益時報》：最近中央財政下發通知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萬通基金會是否會申請？

    陳鍵：去年的時候想過申請，但是很難。以前科協也有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項目，我們申請過，但沒有申請到。政府大概考慮我們是企業基金會，不需要這樣的支持。但其實我們特別希望在購買服務的理解上和政府達成共識：不能因為我們背著企業的名字，就被認為是土豪，很有錢。我們很缺錢的，也需要支持。

    《公益時報》：所以基金會除了來自萬通的支持外，會在將來考慮做一些自籌么？

    陳鍵：自籌現在對于我們來說太難了，我們頂著萬通的名義太難籌資。但是我們有考慮做一些公益融資。有企業或者機構認同我們的公益理念，那么就可以把錢拿來給我們做融資。這個融資不是要它們捐出本金，而是把本金借給我們，我們拿錢去做投資，然后我們拿利潤的部分做項目，最后會把本金還給對方。

    我們會找專業的人士來做投資，假如有百分之八的收益，我們可以給對方百分之三相當于銀行定存的收益，把剩下的百分之五留下，用利息來做公益。我們也可以按百分之五的額度給對方開具捐贈發票。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做投資，承諾把利息的部分捐給我們。

    《公益時報》：基金會第二個五年發展戰略的規劃是什么？

    陳鍵：新的項目策略將以生態社區項目為中心，同時開展創新研發項目以及行業支持項目。新策略會更加重視項目成果的量化與可視化，繼續重視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設支持，加強社區人的意識提升和行為改變，更加重視公益影響力投資和資源網絡化建設。我們明年將會推出“萬通主旋綠，綠動你的生活”這樣一個概念。

    ■ 本報記者 張木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