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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允許我在新年的當口想象一下,十年后,草根環保會呈現什么樣的生存狀態。 公眾真正成為自己環境的主導者。十年后,如果公眾能夠開始主導身邊環境問題的解決,那將需要什么樣的條件支撐呢? 首先最重要的當然是博物學普及。一個人關心身邊的環境,不是出于政策,不是出于專長,不是出于投資,而完全是由于心靈的驅動。每個地方都將會有大量的人在觀察身邊的自然細節——學術工具的輔助加上自然觀察的堅持,當地物種的資料會由一批又一批的自然觀察愛好者持續揭示和累積。 內心熱愛自然的人才可能保護自然,也才有可能悟出“生態修復”所需要的策略。這時候,法律會成為保護者非常順手的武器。不管《環保法》修訂得如何,不管“環境公益訴訟“是不是可由每個公民自由發起,只要公眾充分利用目前手上已經有的法律,其實沒有多少環境違法行為能逃過真正的處罰。 現今,“新媒體”已經給公眾帶來了諸多新的可能。微博帶來的是“環境議題公眾化”的最好手段,而微信帶來的是“核心關注者共同探討解決方案”的電子參謀室。我沒法預料在十年之后,微博和微信之外,還會出現什么樣便捷的溝通和交流工具。但至少可以判斷,將沒有什么環境事件能阻擋公眾對其的討論和干預,敢作敢為的環保組織和環保個體,會真正受到公眾的認同和歡迎。 十年后,我相信環保組織數量上會增多,勇敢地介入現實環境難題的案例會增多,但增長的速度肯定不如自由環保人士出現的速度快。然而,環保組織無需為這一點“劣勢”而氣餒,恰恰相反,環保組織的體量雖小、所能關注的議題雖少,但其一旦發作,其帶動社會的力量將不可小覷。 十年后,環保組織的使命將變得極其簡單:在社會可能還不太敢發動的時候,率先發動,設計出符合公眾需求的環境難題干預框架和路線,設計出一次又一次的現場活動。這樣,公眾的環境保護能量就會迅速地匯聚和導流,在瞬間實現對一座座環境傷害冰山的持續暖化。 換句話說,在“難題為王,行動至上”的時代,任何逃避現實環境難題的環保組織,都將喪失生存的機會。淘汰它們的可能不是新的環保組織,而可能是更為活潑靈敏的“自由環保人士”。自由環保人士隨機的聚集和表達,將讓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共振。 中國現在已經有幾千家基金會,未來十年,其數量可能會飆升到上萬家。但基金會的大量注冊并不一定等于能給社會創新帶來活力。現在形勢已經越來越明朗,任何不與草根合作的基金會必然只能隱蔽而孤單地存在。 當然,我熱切地期待各種因環保而聚集的能量會在未來十年內得到比較好的疏導,而掌握社會資源的環保公益機構彼時則應具備三個層面的才能。一是要具備優勢而明確的方法,讓社會能量可以自然地匹配;二是其團隊得有極大的化合能量之功力,真正做到來之能化,化之能合;第三是其與社會上其他的公益能量能夠互流互通,之間有強大的渠道可以互相輸送。這樣,無論社會上有多少資金、人力和愿望,都能夠被這些公益、環保組織在瞬間轉化和引領。 “自然大學”發起人 馮永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