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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起，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開始了她的第一次訪華之旅，所到之處掀起一輪輪關注的熱潮。一位活躍在中國公益維權領域的女律師也在默默關注著米歇爾的行程。她叫郭建梅，曾在2011年在華盛頓獲得“美國國際婦女勇氣獎”，典禮上給她頒獎的嘉賓就是米歇爾，米歇爾對郭建梅的公益行為表示敬佩，并引用她的話鼓勵婦女學習她的勇氣與激情。

    勇氣與激情固然重要，郭建梅走過19年公益律師路，坎坷自知，這條路能夠堅持走下去永遠離不開家人的支持。要說起來郭建梅的丈夫比她更出名——作家劉震云，但劉震云卻常對旁人說：“我覺得她特別偉大！” 

    “我們拉著一輛沉重的車，頂著風，上了一個坡。”作為中國的第一代公益律師，郭建梅這樣評價自己走過的公益律師之路。盡管路途并不順暢，盡管也曾因為與現實的沖突而抑郁，但她仍然表示：“我會一直這樣干下去，除非走不動了。”

    辭去公職，投身NGO

    郭建梅的公益律師之路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源于對婦女的關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畢業于北大法律系的郭建梅先后在司法部研究室、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中國律師》雜志社等處工作。

    在此期間，郭建梅曾參與了1992年4月頒布《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組的工作，并與人合著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指南》。

    最初的工作與法律相關，但與公益卻有一段距離，轉折發生在1995年。

    當時還在《中國律師》雜志社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NGO論壇，本來只安排了一天的時間，但被NGO議題迷住了的她，卻在那里待了十幾天。在論壇上，有國外人士問中國有沒有針對婦女的民間法律援助組織，沒人能回答。她第一次聽希拉里的演講，主題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婦女的權利就是人權）。

    大會給郭建梅的感覺，“像找到了親人”。回家后，她告訴丈夫劉震云：“NGO的工作太適合我了。”劉震云聽了之后說：“只要你快樂就去做。”但大多數人都對她的選擇持反對意見，郭建梅的法官哥哥就勸她，一般律師都不好當，別說公益律師了。畢竟在那個年代，辭掉鐵飯碗還是一個驚世駭俗的舉動。但這并沒有打消她的念頭。

    拿定主意的郭建梅在參加完大會3個月后，便辭去了《中國律師》雜志社主編助理的工作，與北大的老師一起，組建了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做起了針對女性的民間法律援助與研究工作，免費為沒錢、沒地位、求助無門的弱勢群體代理案件。而最初的所有開支，全靠美國一家基金會提供的4萬美元啟動資金。

    從個案到法律倡導

    針對婦女進行法律援助的定位，使郭建梅接觸到的多是苦難中的女人。多數求援者都處于社會底層，上訪和不幸讓她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甚至滿身傷病，散發惡臭。

    郭建梅說，做這些人的代理律師時，她們會一同遭受白眼。偏見不僅來自大眾，甚至來自法官。曾經，有法官冷冷地問郭建梅，你怎么代理這樣的案子，你是律師嗎？甚至因為原告和被告懸殊的社會地位，有的法官根本沒有履行基本的法律程序。

    郭建梅辦的第一個案子就不順利。一位來自江蘇徐州的婦女，因為兒子被當地公安人員打死，前往北京上訪，沒有討到結果，自己又被一輛旅游大巴撞成重傷，全身多處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盡管交管局認定事故中她無過錯，但肇事車所屬的大型國企只賠償了她3萬元。這名婦女不服，向法院起訴，但很快敗訴。

    這名婦女找到了郭建梅。郭建梅寫了8000多字的代理詞，她覺得寫得很好，自己都感動了，勝訴的把握非常大。但結果是：敗訴。去領判決書的時候，法官態度非常惡劣。“我永遠記著這個法官。他沒有把判決書遞到我手里，嘩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遭遇太多不公平的待遇，郭建梅走出法庭時，眼淚便再也無法忍住，而她代理的那個農村婦女，則嚎啕大哭。

    接下來，是更多的敗訴，一個接一個，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專職律師走了兩個。

    “中國這么多弱勢群體，這么多人上訪，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給關起來啊，得解決問題啊，不能總是拿人的生命和尊嚴不當回事！”郭建梅說。

    總是代理個案，“渾身是鐵也打不了幾個釘”。經過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團隊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她們開始選擇有代表性和普遍意義的案子，希望通過案子推動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

    她們打《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通過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騷擾案，推動社會和公眾對《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認識；她們打勞動爭議糾紛案，倡導男女平等就業權；此外，她們還打了職場性別歧視、婦女的勞動權益、針對婦女的暴力、外來女工權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等等涉及婦女權益的重點和難點領域的案件，并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立法倡導，大大擴展了受益人群。

    成績背后的困惑

    成績的取得，并不容易。一路走來，郭建梅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壓力，以至于曾經患上了抑郁癥。“公益律師這個職業，可能比起任何一種職業都是最艱難的，它的艱難包括很多方面：精神的，身心的。”郭建梅說。

    那是在中心成立5周年的時候。郭建梅上臺講話，才說了幾句就流眼淚，怎么也控制不住，沒辦法把話講下去。那段時間，她經常哭，對劉震云說，不想再繼續干這件事了。“其實我很少跟劉震云說這些事情，我不想把工作的煩惱帶回家里。”她突然特別恨這個社會不可救藥，自己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

    “你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救助這個社會，結果被人家一腳踢了出來。憑什么這樣做啊？我有這樣的義務？別人說我精神病，說我炒作，說我想出名，這么多屎盆子往我身上扣。我們一方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海洋里頭，自得其樂，另一方面，我們又和現實相沖突，這是蠻擰的一件事情。”

    “劉震云開始也不理解，為什么干這么點事情就得這個病了？你看我當初被退了這么多稿子都沒抑郁。”郭建梅家里有兩個箱子，里面裝的全都是劉震云當初沒發表被退回來的稿件。

    一位國外專家告訴郭建梅，在美國，公益律師需要經常接受心理咨詢，過多地接觸社會陰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話，就容易出問題。

    郭建梅去看了醫生，診斷結果是：中度抑郁癥和重度焦慮癥。有得過抑郁癥的朋友告訴她，得了這個病，臉皮得厚，不要悶在心里不說，不要害怕別人知道自己得了這個病，得鍛煉，一定要吃藥。郭建梅吃了大半年的藥，病好了許多。她做了這么多年公益律師，劉震云給她的支持很多。“他給了我一個很安穩的后方，那是一個港灣，不至于我失業了，沒有錢沒地方住。”

    把公益律師做到底

    抑郁癥并沒能阻止郭建梅將公益律師堅持做下去。

    09年，她參加了北大法律系同學畢業25周年聚會。她曾經的大學同學，現在有人當上了大官，有人當上了年薪千萬的大律師，但當了15年公益律師的郭建梅，現在依然是月工資只有幾千。很多人不理解她，有同學問她，建梅啊，你怎么還在做這個呀？

    “我覺得自己像一列火車呼地就沖出去了，還沒顧得上想為什么。有的人趨名，有的人趨利，我這樣的是趨理想、趨信仰的。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對待自己的生命？怎么樣才不枉費一生？如果憑著我現在的資源，做商業律師的話，收入會比現在高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做商業律師，不想做家庭婦女，我就想做現在的事，這樣才快樂。”郭建梅曾這樣表述自己的追求。

    2010年3月25號，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被撤銷。郭建梅記得當時網上有很多很多人支持她們，網站上收到大概不下幾百封信，其中很多人給她們寫詩。這些讓郭建梅看到了老百姓對公益律師的理解和支持。

    中心撤銷后，郭建梅和她的團隊注冊了北京眾澤婦女法律中心，同時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繼續從律師的角度來開展公益訴訟、開展法律援助。

    眾澤婦女法律中心，傳承和延續著原北大婦女法律中心的宗旨和目標，從NGO的角度，也就是從民間非政府的角度去探索開展婦女法律援助工作、開展公益法工作的路徑和模式。

    千千律師事務所成立之后，還進一步擴大了公益法援的領域到殘疾人、老年人、農民工等。

    “現在我感覺到，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這幾年公益律師的發展和工作的開展，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理解了公益律師，并且支持公益律師。”郭建梅表示。

    作為千千律師事務所的主任，郭建梅的月薪是6000多塊錢，這是事務所最高的工資。與薪水相比，郭建梅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幫助更多的弱勢群體。她覺得：首先要有領導力、影響力，要有去推動的能力；其次是需要充分調動資源，一個是打開政府的通道，希望獲得政府的支持和認同，特別是能夠在政策和法律的層面上給公益律師以激勵，還有就是政府能夠給公益律師一定的資金支持，能夠允許這些公益律師生存和發展，第二點就是打開律師的通道，進一步能夠把公益律師網絡擴大，再擴大，能夠使更多的人加入進來。第三點是打開企業通道，建設中國國內的籌資渠道。現在中國的NGO和公益律師，99%都是從國外拿到的資金。現在中國的企業家很多，需要把這些企業與公益法律事業連接起來。

    （劉茜茜/整理）